古代通俗小说之源:佛家"论议"、"说话"考

唐郭湜<高力士外传>中有关"说话"的一段文字向为研究说唱艺术和话本小说起源者所重,然一直未见精当识解,除了有关"说话"的论述意有恍惚外,其中"论议"一语更是莫测大旨.本文指出,"论议"是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从传统重说文化中借来的宣传手段,主要指僧侣间,同时也指僧侣与信众或异教徒间的相互问难,曾给唐五代通俗小说技法的演进以重要影响."说话"作为讲故事活动从六朝至唐为佛家唱导、讲经的点缀,随着世俗情趣向僧侣阶层的渗透而逐渐独立起来,并留下了作为宋元话本滥觞的两种文字存在形态.佛家论议、说话等宣传方式与唐代民间说唱,共同构成古代通俗小说的源头.     

宋代"限书令"与"华尊夷贱"观念的变化

宋朝重文轻武,导致在对外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北宋与辽、西夏开始处于平等外交地位,而非先前附庸主从关系,中原士人第一次在"积贫积弱"的现实与"夜郎自大"的理想之间惶恐着.对此,北宋实行了一系列限制或禁止书籍流向外族的政策,这一方面标志着中原士人关于民族忧患意识的萌发,另一方面反映了"华尊夷贱"观念的变化.     

论"柳永热"现象及其成因

北宋词林的"柳永热"现象,可以从柳词传播自然空间的跨度和喜爱范围的广度两个侧面加以描述."柳永热"的成因主要有三一是词人们创作的相互仿效、感发以及乐工和歌妓的争相传唱.二是北宋承平日久,朝野多欢的社会环境的孕育.三是柳永主动适应时代的需要,大量创制"新声",又力求"旖旎近情",易唱易懂.这些,对"柳永热"的形成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论北宋皇室在相国寺中的活动--兼论佛教的"中国化"

唐宋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寺院--相国寺,在北宋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北宋皇室在相国寺中制度性的活动,定期及非定期的计有祈报、国忌行香、诞节赐宴、巡幸、迎待使节种种.这些活动揭示,佛教在北宋时期已被深深地编织进了帝国的政治生活中,而不再给人一种"外来的"感觉.     

"宝箧印经塔"与吴越国对日文化交流

"宝箧印经塔"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NBE21仿照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之事,用金铜精钢所铸造的八万四千座小塔,最近雷峰塔地宫发掘出的一座小塔就是吴越时期钱NBE21铸造的.虽然吴越国与当时的日本国没有正式国交关系,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民间的相互往来却异常频繁."宝箧印经塔"通过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吴越商人和日本僧侣传播到了日本.日本不仅保留下了较多吴越国时期的"宝箧印经塔",而且还在吸收中国佛教艺术特点的基础上融入日本文化,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宝箧印经塔".     

"造微入神"与"造理入神"--北宋易学中的寂感说与艺术思维理论初探

北宋的艺术理论中的"入神"说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造微入神和造理入神,这两个方面既强调了艺术创作中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一种真切的生命体验,鲜明体现了宋人艺术思维方式的特点,与北宋易学中的"寂感"说,尤其是对"感而遂通"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     

"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其说虽渊源有自,然明确提出此说的,则是北宋的欧阳修,而这又与北宋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在欧阳修之后,此说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看法,遂又有其逆命题"诗能穷人"以及后者的反命题"诗能达人"等观点的出现.     

南传佛教对傣族社会经济的作用

傣族信仰的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尤以其僧侣还俗制为突出.上座部佛教僧侣还俗制,不但保证了社会劳动力,而且使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有效的提升.傣族信众的宗教投资是对教育(或文化)的一种投入,有了这种"合理"的投入,上座部佛教得以稳定发展,也使傣族社会逐渐走向了繁荣.南传佛教使得云南傣族地区与印度、东南亚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升了傣族的对外交往空间,这对于经济文化落后,与外界沟通不多的傣族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正义

近年来,藏传佛教寺院及其僧侣的经济活动日趋活跃,但在指称这种经济现象时,学术界同仁的用语不尽相同,有的叫"藏区寺院经济",有的叫"藏族寺院经济",有的叫"喇嘛教寺院经济"……概念上明显有欠规范和一致.笔者经过推敲认为称"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最为贴切,并对其内涵和外延作了进一步说明.     

重视课外教育交往深化"两课"教学改革

"两课"教育是"三观"教育."三观"的形成贯穿于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两课"教育交往不应仅仅局限于课堂,还应体现在课外."两课"课外教育交往包括"两课"教师与学生的教育交往和学生工作队伍老师与学生的教育交往.为了更好地开展"两课"课外教育交往,必须在教学管理环节上进行适当的改革.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东亚佛教视角看知礼与源信的天台佛学问答

从日僧源信与宋僧知礼关于天台教义的二十七条问答中可以看出,源信对天台教典有细致钻研,但由于汉语非其母语,有过于拘泥文字的缺陷。知礼主张在解读典籍时取融会贯通之道,反映出中国佛教学者的一贯诠释立场。源信尤其重视成佛的修行问题,对天台教义的把握侧重解脱论层面,对佛、净土、《起信论》问题也有所关注,体现出日僧对净土的信仰与对《起信论》的重视,亦可见知礼在根本教义层面对天台教义与《起信论》的融通诠释,反映出北宋初期中日天台宗发展轨迹的异同及其互动。     

“宋地万人杰 本朝一国师”：－高僧一山一宁访日事迹考略

一山一宁访日正当元世祖两次东征失败之后,恢复了因战争而中断近20年的中口关系.一山在口本留居18年,创建了禅宗一山派,受到日本两代天皇的尊崇.一山在日本不仅弘扬佛法,而且还传播了宋学、文学及书画艺术,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郑谷诗坛爱惹僧 诗无僧字格还卑

郑谷诗歌特点之一是爱僧,其表现既在他好与僧人交往,更在他写诗爱用僧字,其爱惹僧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而其提出的“诗无僧字格还卑”颇有意义,对唐诗的某种审美心理和表现内容作出了总结。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论宋初“九僧”——诗

“九僧”是宋初“晚唐体”的代表诗人 ,但很少受到后人的关注。从其诗歌入手 ,对他们的交游、诗歌艺术两方面进行考察 ,认为这个诗僧群体在承袭“晚唐体”的同时 ,也体现了宋初诗歌发展的某些新面貌 ,呈现出过渡时期的色彩。     

奉先源清对日交流与天台教籍复归中土

北宋初年,中国天台宗山外派代表人物奉先源清曾向日本天台宗致信通好,赠求著作,受到日本方面的极大关注与积极回应,所赠五部著作得到日本天台宗名僧源信、觉运等人的研读评破,所求六部天台教籍得以部分回传。通过对日本所存双方往来书信的解读,澄清了牵涉此事件的相关史实,进而指出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在时空上是一个“持续多源”的过程,源清的积极贡献不应被忽视。     

元代僧人善住行年及作品考

释善住是元代诗僧中存诗较多的一位,著有《谷响集》,存诗777首,词13首。善住不但与明本、玄鉴、白云等僧人有较多诗歌往来,且与白？、仇远、宋无、虞集等文人交往颇深。     

石涛“一画论”审美思想探源

石涛的“一画论”美学体系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主要论述了绘画创作中法则和自由的统一,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一画论”美学体系散发出浓厚的佛学思想,也可以说,强调顿悟、直觉的禅宗思潮对于石涛的人生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这进而孕育了他独特的审美心理及审美情趣。     

从《红楼梦》人物僧道化历程看曹雪芹的“情空观“

<红楼梦>塑造了众多僧道形象,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僧道系统.全书通过主要人物的僧道化历程、尤其是宝玉出家的过程来诠释"情空"这一主旨.曹雪芹的"情空观"有对世俗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彻底否定,也包括对世态人情尤其是男女恋情的失望.他的"情空观"是建立在对社会人生深刻、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也是深受佛道思想浸染的产物,更是对中国历来才子佳人小说"欢欢喜喜大团圆"结局的认真思考与反省.其实质是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与对美好爱情的眷恋.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