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诗学观

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齐代,是我国古代一部权威性的文学批评的名著,素以“体大思精”而著称.《文心雕龙》的诗学观,大体而言可分成两个组成部份,一是总结先秦两汉以来传统的诗学观,即把《诗经》视作一部政治道德的教科书,以经学的眼光来详述《诗经》;二是以文学进入自觉时期的新眼光来论述《诗经》,即从文学的观点来论述《诗经》.但在《文心雕龙》中这两种不同的诗学观,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必须对《文心雕龙》有关《诗经》的论述,加以辩别判断,分别予以不同程度的评价.《文心雕龙》对《诗经》论述,基本可分如下八个部份:     

楚辞原始诗学价值的重估

对古代诗歌诗学价值及意义的评估，应回到历史的原生状态中，从当时的诗学观念及诗歌发展的层次等方面加以考察、分析。用这种眼光重新审视被后世认为诗学价值极高的楚辞便发现：楚辞不是当时诗学观念上的“诗”，它的本质是巫歌和韵文辞赋；屈原没有文学自觉意义上的诗歌创作意识；楚辞并非《诗经》之后中国诗歌发展必经的阶段，即不是《诗经》后续诗。楚辞“当时还没有产生如《诗经》那样广泛的影响”，在当时的诗学价值较低。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简论孙鑛的《诗经》评点

孙鑛评点《诗经》采用了文学的读法。评《诗》的目的在于对诗篇的审美赏读,并通过对《诗经》中文法的分析以指导诗歌创作。孙氏对《诗》的文学评点中仍然带有经学的意味。     

《诗经》入选文学总集的历史考察

在以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诗经》被尊奉为人伦教化的神圣经典,与文学总集分途著录,形成了浓厚的尊经意识和文学总集不录《诗经》作品的学术禁忌.随着经学内部的嬗变和《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从隋唐“续经”到来熹提出《诗》入总集的构想,最终在明代后期出现了选录《诗经》作品的文学总集,《诗经》暂时走下了经学的神坛,融入了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晚明总集选录《诗经》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文学现象,而与当时《诗经》文学阐释的繁荣局面相呼应,是《诗经》文学身份得到凸显和认可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是现代《诗经》文学主体身份最终确立的精彩预演和关键步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吳棫的古音观

对于吴棫的古音学及其在古音学史上的地位,向来评说不一。兹举几家之言,以见分歧之大。《四库全书提要》极力指摘吴氏《韵补》取材“参错冗杂,漫无体例”,分部“颠倒错乱,皆亘古所无之臆说。”王力先生也批评得很严厉,说:“吴棫在《韵补》中把字音随便改读,算是古音。他:甚至援引苏轼的诗,真是胡闹。”(见《诗经韵读》第4页)而周祖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魏源治学的价值取向与《诗古微》的总体特色

崇尚宋学,宣究今文,主张通经致用是魏源治学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对其所著《诗古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源反对汉学家对《诗经》进行繁琐考证,认为治诗主要是阐扬《诗经》的“微言大义”;同时魏源解说《诗经》诗旨,博采古今汉宋各家之说,这对经学家而言是混乱家法,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则反映了魏源不立门户、融贯群言的学术胸襟,成为《诗古微》的一大特色。     

从《东山》《生民》等谈《诗经》的浪漫主义

从《东山》《生民》等谈《诗经》的浪漫主义●周生《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而且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概念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初才先后出现于欧洲，“五四”前后传入我国。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没有...     

是现象还是规律——对“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的质疑

《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十期发表蒙文通先生“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蒙文企图解决周代学术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提出了学术分期。蒙先生说:“当时的《诗经》和《尚书》常被当作一书”。而《诗经》和早期的《尚书》均属于文学作品,因而在《诗经》以前应属于文学时代。在《诗经》结束的年代,《春秋》、《语》、《国语》等书相继而起,而《语》、《国语》均属编年的历史著作。“这正说明了《春秋》的记载是衔接着《诗》的。这不正符合孟子所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春秋》继《诗经》的说法吧!”由《国风》变为《国语》,从而由文学时代转入了史学时代。蒙文又云:“到了     

中国古代阐释的批评学意义——“诗无达诂”说研究

“诗无达诂”是中国古代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所遵循的一个原则，也是文学接受活动、文学阐释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诗无达诂”对汉代经生在《诗经》的阐释中泥于字面的、牵强的阐释提出反拨，指出阐释的相对性和灵活性，从而为阐释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奠定了基础，使阐释具有了批评学的意义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的影响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影响很大。据载体的不同，《诗经》学可划分为各具特点的四个阶段。一、前造纸术阶段。《诗经》的传播接受以口耳相传为主，《诗经》文本文字歧异很多，《诗经》学著作大都非常简短。二、纸张书写传抄阶段。《诗经》学著作增多、内容丰富，《诗经》学“师法”、“家法”渐泯，出现文学鉴赏《诗经》的现象。三、印刷术阶段。颁行了统一标准的《诗经》学读本，《诗经》学著作大量涌现与刊印，出现了辑佚书及《诗经》善本。四、电子载体阶段。查询、检索《诗经》学信息、文献空前便利，电子载体为《诗经》学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     

论唐宋弃妇文学

弃妇文学由来以久 ,自《诗经》以来就有不朽的佳作流传。到词体文学的兴起 ,词人不仅继承了《诗经》弃妇诗“愁”与“怨”的基调 ,而且在弃妇中贯注了个人真实的思想感情 ,并寄予其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慨。     

《诗经》文本与诗学原型

先秦文学中存在着两个《诗经》文本 ,一个是被“误读”了的文献学文本 ,另一个是被“遮蔽”了的文学艺术性文本。因而 ,在此基础上所萌芽、发展起来的先秦诗学 ,实际有两条相应的线索可供使用与承继 ,即《诗经》文献学研究与《诗经》本体论研究。但无论是“五四”以后的学者 ,还是“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 ,大都是把研究基点建立在《诗经》文献学基础上 ,或者说是把对《诗经》“赋诗断章 ,余取所求”的“误读”现象 ,当成了唯一合法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时却简单化、庸俗化了孔子那条强调文学性《诗经》的重要研究途径 ,从而导致了本真面目的《诗经》与研究框架中的《诗经》、真实的诗学原型与学术框架中的理论阐述相悖离的历史现状     

论孟子与先秦诗学阐释学

出于游仕和谋求学术话语权力的需要 ,孟子充分发掘利用了《诗经》蕴藏的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 ,并由此导致了对诗义和得义方法的关注。孟子的用诗和论诗 ,存在一个稳定的表意结构 ,结构的核心即是他毕生坚守笃行的儒家思想的内核 :仁义。他的用诗和论诗乃是分别在言语义和语言义的思路上对这一思想进行的言说。因此 ,我们认为 ,作为不同的应用策略 ,二者不应混用同一标准衡量。“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方法的提出 ,在《诗经》研究史上无疑是一个进步 ,《诗经》研究方法论的概念由此而产生 ,并进而形成先秦时期最有特色的阐释学思想。这种行为本身隐含着将《诗经》作为知识文本进行研究的倾向。后人循此向度将其引入批评 ,成为历史主义和情志批评的理论源泉之一。     

论法国“新批评”派与“旧批评”派的作者观

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论界发生了一场新旧两种批评观之间的理论论争，焦点在于两者持不同的作者观，在于是否承认作者或某一种单一的外在因素为作品意义的决定者。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新批评”派认为应该取消作者的权威，并对“旧批评”派的非难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击。尽管“新批评”派也失之片面．但对于已经僵化、走入死角的“旧批评”，他们坚持“去中心”，反对意义的凝固化，坚持用探索的眼光来重新衡量文学，给法国文论界注入了勃勃生机。     

王船山对《诗经》艺术风格的评鉴

王船山极为推崇《诗经》的艺术风格。他赞赏《诗经》反复咏叹的旋律美，视节奏为区别《雅》、《郑》的主要标准，对《诗经》中诗歌的节奏多有论述。船山以“曲尽人情”与“外周物理”为标准，评赏《诗经》中的情景描写；以“意藏篇中”为标准，评析《诗经》的章法、句法与用韵情况。     

古代文论中“奇正”说初探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清代赵翼《论诗》诗中的著名诗句。在我国文学史上,《诗经》、《离骚》是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光辉起点;自此以后,各个朝代都出现一批富有才华的诗人、作家,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各自都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优秀作品。同我国文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也可用两句话概括,叫“奇文名作闻天下,代有论家话短长。”不是吗?历代进步的文论家总是高度评价那些才人的优秀作品,总结其创作经验,以指导后进。本文所要探讨的“奇正”,就是历代文论家经常论及的内容之一。     

《诗经》情歌的形式美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有三百零五篇作品。《诗经》中的情诗特别多，约占四分之一。可以说，《诗经》中的情诗，是我国爱情文学的源头；《诗经》时代，是我国情诗的黄金时代。《诗经》中的情诗，反映了恋爱自由和感情专一的思想，显示了中华民族健康的爱情况。今天的读者，可以从中得到许许多多有益的启示。同时《诗经》中的情诗还提供了“赋、比、兴”等艺术方法，这些艺术方法对我们当代的爱情文学创作也具有借鉴作用。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论述《诗经》情歌在运用“赋、比、兴”等艺术方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美。一、“比”的…     

从《乐府·陌上桑》与《诗经·氓》中采桑女形象的比较中看现实主义“文学”与“人学”的进步

《乐府·陌上桑》与《诗经·氓》被公认为是真实反映不同时代、相同题材（女性命运问题）的现实主义创作典范。本文从“文学即人学”的角度，比较分析两诗中采桑女形象之不同的所在与原因，并说明《陌上桑》之突破《诗经》的创作模式，不仅是现实主义之“文学”的进步，同时也是人道主义之“人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