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楚辞》祭祀诗看北南方文化的差异

祭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作为这种文化现象的表现的古代祭祀诗歌则是我们今天借以窥测自己民族文明发展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民族性格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同时还可以从内容、风格不同的祭祀诗歌中，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北南方文化的显著差异及对后世的不同影响。《诗经》和《楚辞》可以看作中国北南方诗歌的先河，其中的家把诗歌严格地讲不完全属于同一类，例如《诗经》中的祭祀诗（这些诗歌主要包含在“颂”诗里面，“大雅”、“小雅”…     

从《无心眼集》谈到澳门文学形象

我国的文学史是从《诗经》、《楚辞》开头的；我国的现代文学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头的也是诗歌和散文。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其发展历程与汉文学不尽相同，但其起初阶段往往也有一个诗的时代，诗歌（包括史诗）的成就非常突出。根据这样的历史事实，我把诗歌的繁荣而其...     

论钟嵘的《楚辞》观

《诗品》在探讨后世诗歌不同风格起源时，认为有《诗》《骚》两大源头，并由此形成了两大流派。令人在论及钟嵘的诗学观时，多认为钟嵘偏重于《诗经》一派。然而从钟嵘重视诗歌抒发怨情、重视诗歌的语言美、重视兼具《诗》《骚》二者之长的作家作品等几方面来看，他没有丝毫“重诗轻骚”的倾向。     

在风骚之间——文学史散论之三

先来说问题的提起。 人民群众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诗歌是语言艺术的开始,是文学的第一代。中国古代诗歌的第一部总集——《诗经》,标志着诗歌发展的成熟程度,它的内容的丰富和强烈现实主义精神、艺术的绚丽多彩和赋、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都说明诗歌发展的长河已经浩浩汤汤,蔚为大观。但是,在几乎所有的文学史著作中,从《诗经》到《楚辞》,在“风”、“骚”之间,大都是一段诗歌发展的空白。而在约三百年的诗歌空白时间中,则填补以“先秦历史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似乎真的如孟子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先秦诗歌与先秦散文是以数百年为时间段落轮替发展的。或者象李维《诗史》所说“诗学中断,寂寞且数百年。”如果真的如     

《诗式》对“用事”的界定及规则研究--以《文论选》所录篇章为例

皎然的《诗式》是唐代影响深远的诗学论著，解读《中国历代文论选》节录的《诗式》内容可知皎然以及编者所要表达的诗学观念，其中有关诗歌“用事”论，从概念及功用上把“用事”和“用典”、“比”区分开，使“用事”成为一个独立的诗学概念。并且通过例证，认为诗歌用事应做到“不傍经史，情格俱高”、“真于情性，尚于作用”、“用事不俗，不为事使”三个准则方可成就好诗。较之前代的刘勰、钟嵘等文论家，皎然对“用事”客观系统地论说开启了诗歌用事理论的新时代。     

孔子论《诗》与鲁迅论《诗》

<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后人对它的阐释也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我们选择孔子与鲁迅论《诗》的理由是: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在中国古代具有开创范式的意义,自汉代之后,《诗》被尊为《诗经》,是不能被随便解释的,因而在近现代之前,历代对《诗经》的阐释并没有打破孔子论《诗》的范式。而鲁迅论《诗》则打破了孔子论《诗》的范式,而开创了现代的新范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论《诗》对于现代就没有意义了,相反,孔子论《诗》即使对于“反孔”的鲁迅,也有很大影响。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论闻一多诗骚学研究方法及其对传统训诂学的创造性超越

论闻一多诗骚学研究方法及其对传统训诂学的创造性超越梅琼林《诗经》《楚辞》并称“诗骚”，作为中国上古时期诗歌的经典之作，中国诗史上两座并峙而立的高峰，它历来就是传统学术领域所研究阐释的热点学问———诗骚学。诗人闻一多以“其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     

交往的诗学——钟惺、谭元春论《诗归》书与竟陵诗学的登场

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是反映竟陵派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是促成竟陵诗学成为晚明诗坛主流话语的核心力量。这种诗学力量的形成,除了来自选本自身所传递的颠覆性诗学理念,同样离不开二人在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钟、谭二人通过借助与友人间的往来书信,揭示《诗归》在编选宗旨、诗学理念、诗歌评价上的独特之处,由此彰显《诗归》“与世独异”的编选策略,标明异于“后七子”、公安派的诗学立场,传扬独具一格的批评观念,构建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从而在晚明诗坛树立起竟陵诗学的旗帜。     

中国上古诗歌的历史文化观照──评姚小鸥的《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

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无疑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保存了三百余篇古老而优美的诗歌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审美价值，而且因为《诗经》作品广泛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示出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情感，具有高度的历史文化价值。既然世界上各古老文明的历史发展，总是与诗歌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就像《伊利亚特》、《奥德赛》两大史诗开启了西方文化的长河，《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两大史诗闪耀出印度文化的曙光，《诗经》、《楚辞》两部…     

赋、比、兴起源于《周易》

<正> 《诗经》是大家公认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关于《诗》之三义的“赋”、“比”、“兴”,虽一向歧解甚多,但视三者为三种写作方法的观点,却为古今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并进而认为《诗》是“赋”“比”“兴”的源头。如元人杨载有言:“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并说,此乃“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其实,并不然,就以比《诗经》成书为早的《周易》而言(其与《诗经》的部分作品,可有年代上的交叉),其卦爻辞歌诗中,就可以找出完整的“赋”、     

“音乐与诗歌关系”笔谈【五篇】 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

先秦两汉时代 ,是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最为紧密的时代 ,《尚书》中说 :“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永 ,律和声。”可知 ,那时候的诗歌与音乐几乎不分 ,正所谓“诗为乐心 ,声为乐体。”由此而言 ,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但以往我们对这一现象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下面 ,简单讲两点看法。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 ,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 :“《风》 ,风 (讽 )…     

楚辞、巴歌与新诗

《楚辞、巴歌与新诗》一文，通过分析楚辞在音韵方面的艺术特色，从形式上将楚辞定义为虚字格；认为中国新诗８０年之所以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成就，关键是脱离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冲破了平仄的约束之后，至今还没有建立新的艺术格局；认为新诗的格局在诗体的自由化方面应该向楚辞学习，在语言的白话化、音韵的现代化方面应该向巴歌学习。     

从清华简《芮良夫毖》看“毖”诗及其体式特点

清华简《芮良夫毖》与《诗经·大雅》作品相仿，考察其篇名“毖”字的字源本义及其在《诗经》《尚书》《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清华简·耆夜》等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毖”应是西周儆戒类诗的统称；西周重视谏戒的政治文化思想是孕育并产生“毖”诗的土壤，“毖”诗是应西周祭祀礼仪和谏戒制度之需，不断被创作出来的。“毖”诗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充满批判意识的政治怨刺诗不同。《诗经》中有不少类似主题的诗歌，当属于“毖”诗范畴。长于说理，多用赋的表现手法，形式上有明确的创作对象以及使用套语、格式化语言，是“毖”诗体式的三大特点。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情必极貌以写物——谈《玉台新咏》中“怨”的社会意义

《玉台新咏》是我国古代第三部诗歌总集,它以妇女为描写对象,表现出浓烈的妇女之“怨”。这种“怨”虽然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不同于《诗经》和《楚辞》中的怨,但却从妇女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同样有着“刺上政”的社会作用。     

“对峙中的统一”与“深刻的思想积淀”──也谈中国当代新诗现象

发展着的当代诗歌（或称中国“现代诗歌”），展示出非常复杂的诗学命题现象。诗歌界出现的众多的“流派”名称，更大的意义上，是诗人们对中国现代诗歌进行探索而提出的特殊命题；朦胧诗以后的诗歌理论与实践，都具有交错性和互容性。诗歌的写作由过去的精神压抑向精神的自由释放发展，因此诗歌的内涵意义由浅薄向深刻发展，诗歌的语言形态白“千人一面”、“言不由衷”向诗歌话语的个性化发展；“诗”，真正变成为“诗”，而再不是具有语言美的“意识形态广告”。     

“诗亡”说质疑——《诗经》至《楚辞》年间诗歌探索

《诗经》至《楚辞》年间诗歌,是指《诗经》以后,屈原赋出现之前的诗歌。它大约经历了从春秋中叶到战国中叶的近三百年时间。这近三百年,向被视为散文大放异彩和诗歌沉寂消歇的时代,诗歌的研究几乎成了“空白”。追溯原因,除了世远籍湮,茫昧难觅,散篇残句,真伪杂糅,以及一直未曾出现诸如《诗经》、《楚辞》、《乐府诗集》     

评“《诗》有楚声”说

《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所载潜思荃同志《<诗>有楚声论》这篇文章,着眼于“兮”字,从“音律、语言”上论证出《诗经》有楚声,是由“民间流传”而“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这个看法似乎值得商榷。“兮”字在先秦诗歌中广泛出现,尤以《楚辞》为多,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楚声问题?楚声的涵义是什么?有“兮”字的诗歌是否就是楚声?《诗经》篇章中的“兮”字是否就是“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谨陈一孔之见,望批评指正。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