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领导能力的观察与思考——以温州地区村干部为例

村干部领导能力直接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到党在农村执政地位的巩固。大多数村干部勇于开拓进取,能在农村建设中发挥领导核心和骨干作用,带领农民群众致富奔小康,得到群众拥护,但也有部分村干部求稳求和、碌碌无为,甚至蛮横无理、不务正业,不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干部的领导能力与学历、经验以及知识积累等自身素质紧密相关,同时也离不开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多数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递减。村财力、干部管理制度等环境影响村干部领导能力的发挥。需要畅通村干部选拔渠道,严把干部进口关,从起点上保证干部质量;设计有利于村干部持续有效发挥领导能力的松紧适度的制度,用制度管理村干部,为村干部营造良好的工作空间;贴近村干部需求加强后续培训,创新培训方式方法,提高村干部领导能力;健全劳有所获、退有所养的岗位保障机制,消除村干部后顾之忧,激发村干部努力工作的内在动力。     

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秦甘滇三村的案例分析

村干部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与“领路人”,在基层村庄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以秦、甘、滇三个典型村的实际案例为对象,将村干部角色凝练为应然理想角色、资源汲取角色与宗族势力角色三种类型,并分析村干部角色对村政双向联动、政府资源驱使与宗族权威依赖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当村干部扮演应然理想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村政双向联动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高效;当村干部扮演资源汲取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政府资源驱使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低效;当村干部扮演宗族势力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宗族权威依赖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无效。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应然理想角色功能,在利用好村庄内生性社会资源的同时重塑干群关系,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小微权力的监察机制,在推进村政双向联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最终目标。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的行为逻辑与角色规范

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分析村干部在农地流转中的经营人角色,探究其行为逻辑。研究表明,作为村庄经营人,村干部是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其农地流转经营人角色主要表现为农地租赁中的"中间人"、土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农业资本的合伙人。村干部参与农地流转有利于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推动农地流转的有效配置。但是,作为村庄经营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行为逻辑受到正式权力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俘获,导致村干部经营行为的自利性。因此,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应规范村干部的经营人角色,强化其公共身份,弱化其私人属性。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冲突与调适

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常会出现冲突的情况,如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外冲突。角色内冲突基于村民社会分化以及村干部理想与现实角色的差异,角色间冲突基于村干部的多种代理人身份的张力、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的分歧,角色外冲突基于乡镇干部对村干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界定以及村庄政治的竞争性格局等。经过对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角色冲突类型及冲突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从三个层面来缓解角色冲突的调适策略：即要在社会与政策层面、村庄层面和村干部层面开展具体的行动,采取具体的措施,如此才能让土地流转规范有序,乡村治理有序转型。     

村庄经营者与"钓鱼"经营:项目进村背景下的村干部 ——以华北P县西水村为例

在项目进村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随着惠农项目逐渐增多,政府资源大量投入农村,政府与村庄、村干部的关系发生变化,村干部的角色和行为特征也发生变化.以华北地区一个村庄为例,讨论国家项目进入村庄之后引发的双重效应:项目作为国家政权力量向乡村渗透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激发了一批农村精英投入到乡村建设中来.聚焦于新时代村干部的角色讨论,认为在项目进村的背景下,乡村精英成为"村庄经营者",他们采取"钓鱼"经营方式从政府拿到项目,并试图打通政府支持与村民信任之间的联系,让以往被视为只能二选一的"获得政府资源"和"获得村民信任"两个目标间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自己的治理目标.力图分析概括这类村干部的行为特征和身份特点,并反思项目进村对村庄的影响.     

村干部职业化的生成机制及路径创新

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呈职业化发展趋势。职业化村干部表现为层级制的职能分工、理性的选拔机制、稳定的职业预期及流动性任职。基层行政变迁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密集的输入性资源既是村干部职业化的经济基础,又加速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形成。村干部职业化是在村庄自主性力量不足以支撑起村民自治运转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村一级,向基层输入资源及公共规则的过程。它重塑了正式激励系统,再造了公共性的治理主体。然而,它也造成村庄内部动员体系解体、村务与政务的选择性执行以及自下而上信息传达渠道阻塞等问题,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是村干部职业化趋势下有效平衡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可行路径。     

村干部培养问题研究述评及发展趋势探讨

以村、村干部及村干部培养的概念界定为着眼点,分别从村干部胜任能力培养、村干部职能意识培养、村干部激励约束机制、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干部培养等四个方面对近年来村干部培养问题研究进行述评。研究认为,村干部培养是一项动态的系统工程,对村干部培养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长期多变、与时俱进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深入认识新时期村干部的新问题和新职能,系统研究村干部的培养机制和培养模式,逐步完善村干部的激励和保障约束机制,进一步加大调查研究和计量分析程度。     

中坚农民：城镇化背景下中西部农村地区村干部接班人——以湖北宜昌T镇为例

基于典型案例解剖,探析中西部地区村干部接班人的类型及他们的经济社会特征。研究发现,中西部人口流出农村地区,仍有一部分“中坚农民”成为村干部的有效接班人。通过分析当下村干部的主体及其接班人——“中坚农民”产生的经济社会基础及其经济社会属性指出“中坚农民”能够坚守在村庄、愿意作为村庄公共事务的“当家人”的原因,从而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了解中西部农村地区村干部接班人的现状、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提供第一手资料。     

声望资本：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的一个解释视角

对皖北Y村的调查显示,获得声望资本是村庄能人“当村干部”的内生动力。声望是稀缺的象征符号资源,对声望的追求源于人们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理需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样态,声望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并扩展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的影响力。运用“文化网络-公共身份-声望资本”分析框架,阐释村集体经济“空白村”和人口严重流失的“空心村”,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这一问题。结果表明,文化网络为声望资本的生产、累积和展示提供了载体平台,村庄能人深受乡村文化网络的影响,具有维持村落社会声望的内在需要。公共身份是声望资本生成的重要机制,担任村干部,便获得了由国家和村民双重承认的“公共身份证”,可为村庄能人扩展声望资本提供“位置资源”,有利于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扩大影响力,提升社会地位。声望追求能够强化村干部的公共属性,为乡村发展与治理提供持续动力。     

村干部“名”与“实”的历时性嬗变——基于浙江赵村的实地调查

关于村干部角色行为的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对村干部应该如何的“名”的研究,二是对村干部实际如何的“实”的研究。赵村的村干部的“名”与“实”经历了从融合到偏离的历史性嬗变。改革开放后,因对村干部有了新的要求与期待,历史变迁的惯性及相应的政策及制度性规定为村干部角色行为提供了基础,包办型村干部经历了“名”与“实”的短暂融合。但随着村庄出现可赢利的巨额集体资产,村干部以派性斗争为核心争夺村庄权力,以自我获利为目的,造成村庄集体资产流失,村民利益受损,赢利型村干部的“名”与“实”严重偏离。以制度治村为核心的纠偏机制的运行,以期扭转赢利型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行为,却导致了放任型村干部的出现,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名”与“实”的偏离,村干部“名”与“实”偏离的困境依然没有摆脱。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兼论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使用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表征村干部激励强度,利用陕、豫、冀3省135个行政村调查数据,使用Bi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考察不同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研究表明,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水平一般,村域社会资本、村域认同、村域信任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村域认同激励效应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网络激励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村域社会资本、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励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工资激励贡献度次之,政府检查激励贡献度最低。     

改革开放后村干部职业化和行政化之路——基于我国东中西部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形态及其干部角色,是巨型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础性配置。沿着经验研究进路,从历史视角和区域差异视角,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梳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东中西部村庄治理实践,以揭示非正式干部正式化的路径、类型及其限度。研究表明：东部村庄,一般集体经济发达,治理资源丰富,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率先实现了村干部职业化;而后随着治理任务下沉、财权上收和精细化考核,村干部由职业化进一步走向了行政化;其治理事务密集频发且内生性强,形塑了其村庄内生型非正式干部正式化的实践道路。中西部村庄,集体经济弱势,治理资源极其有限,治理事务稀疏且偶发,村干部兼业状态突出;随着治理任务密集下沉,行政面向突出,依托地方政府财源供给,部分中西部村庄实现了村干部职业化、行政化转型,走向外生性行政建构型道路。同时,治理事务与村庄需求匹配度和治理资源与组织成本契合度差异,共同形塑了东中西部乡村不同的治理绩效。非正式干部正式化,事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选择问题,要求各界必须审慎对待这一基层治理实践。     

村干部的三重角色及政策思考——基于征地补偿的考察

村干部在征地补偿中有三个行动目标和三重角色:一是作为政府代理人尽量平稳地完成上级下达的征地任务;二是作为村民当家人与政府谈判,争取尽可能高的补偿标准;三是作为理性人,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我国现行征地制度赋予了村干部一定的政策空间,使其能够借助在村庄中的权力、权威和网络及与镇政府的熟络关系等实施越轨行为,包括参与"倒地"、挤占、挪用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补偿费、向上级输送利益、默许农民的抢种抢建行为、套取青苗补助、提供内部消息等。村干部越轨行为的泛滥折射出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在政策设计和执行上存在问题。征地是政府行为,存在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且土地出让金规模巨大,因此建立现代监管体系十分必要。     

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之心理资本比较——基于湖南省湘潭市的调研

为提高大学生村干部和传统村干部的工作成效,从心理资本视域对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二者在心理资本方面确实存在差异：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同样具有感恩之心,但对象不同,并且大学生村干部较传统村干部更有信心、对未来抱有更高的希望,而在韧性、乐观和亲和力上要逊色于传统村干部。造成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两者心理资本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个体因素（年龄、文化程度、知行脱节）和社会因素（薪资待遇、群众期待、组织环境）两方面。可通过号召村民积极配合、加强村干部们的心理暗示及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来提升大学生村干部与传统村干部的心理资本,以促进大学生村干部和传统村干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伟大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论村干部在突发事件中的行为规范

以村干部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村干部个人决策行为与职务决策行为在处置突发事件中的影响,并通过对村干部在突发事件中行为的分析,提出突发事件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恢复重建三个阶段中村干部行为的标准及规范流程,并提出建立规范化村级组织机构应急策略,以此推动应急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     

村干部考核体系创新研究

村干部所做的工作有12项,考虑到其本身的素质,从19个方面对村干部进行考核。每项指标的权重是根据对村民和村干部的调查确定的。建议由村民代表给村干部打分,然后根据权重计算总分。依据每个村干部的得分,村民和上级主管部门可准确客观地考核和评价村干部,并以此作为奖惩村干部的重要依据。     

我国村干部队伍建设及其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村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集中体现在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政治思想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村干部选举中存在着一定的贿选现象及村干部腐败问题较为突出等六个方面.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影响我国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也体现在六个方面:经济待遇明显偏低、村级债务风险增大、选拔渠道过窄、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和缺失、宗族势力的影响增强和管理机制不完善等.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破解的重大课题,对此可采取五项应对策略:建立和完善选拔机制、培训机制、激励机制、管理机制以及债务风险化解机制.     

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

实践中,自治单元内的社会关联、利益相关与精英收益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在湖北秭归的双层村民自治实践中,社会动力机制在行政村和村落两种自治单元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村落较行政村更能保存社区记忆和建立现代社会关联;在公共品供给、土地产权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行政村很难形成一致性利益,而村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利益;相较于村庄内的面子、权威等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更关注来自县乡的经济性收益,但村落的“两长八员”需要面子、声誉、权威等社会性收益以及低保等经济性收益。三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机制对村落村民自治的推动力更为充足,村民自治在村落自治单元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功能。因此,村民自治应与村庄社会基础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