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苦戏”风格论(续)

(一)怨悱而不乱的苦剧风格 《琵琶记》是元末南戏,又称传奇之祖。关于该剧的评价,上至明太祖,下至一般文人,记载甚多。甚至可以说一部《琵琶记》的流传史,便伴随着中国悲剧观念的发展史。清代毛声山父子对《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评点和总论,是目前所见最为细致繁密的专论文献。     

论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

《琵琶记》对明清戏曲的理论、创作和舞台表演等方面影响深远,有"曲祖"之誉。从脚色体制和音乐结构两方面分析明清传奇对《琵琶记》结构范式的接受途径,可以看出《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从《元本琵琶记》看明人对原作的歪曲

元代末年高则诚创作的《琵琶记》,现在有两个系统的传本.接近原貌的清陆贻典钞校的《元本蔡伯喈琵琶记》、明嘉靖年间苏州坊刻《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及凌蒙初翻刻臞仙本《琵琶记》等是一个系统;而经过明人删改的通行本《琵琶记》又是一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版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从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般认为,《琵琶记》版本的差别,总不至于影响到对它的总体评价.所以,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所收的《琵琶记》,就是用通行本系统的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为底本向读者推荐的;现在有些研究者的文章,也还在使用这种通行本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     

论《琵琶记》

《琵琶记》没有列入《荆(钗记)》《刘(智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大南戏之内,不少人为它叫屈。王骥德《曲律》(1610)已经说不清这个说法的由来,但是一个来源久远而被公认的说法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南词叙录》称《琵琶记》的前身《赵贞女蔡二郎》为“戏文之首”,但《琵琶     

论《琵琶记》在南戏传奇中的地位与影响

元末明初人高明写就的《琵琶记》历来有“南戏中兴之祖”的称誉。谈到高明及《琵琶记》,明人张琦说:“自金、元入中国,……大江南北,渐染胡语;而东南之士,稍稍变体,别为南曲,高则诚氏赤帜一时,以后南词渐广,二家(指北曲、南戏)鼎峙”(《衡曲尘谭·作家偶评》);日人青木正儿说:“《琵琶记》实为南戏复兴之第一杰作,后日作南     

《浣纱记》结构论(上)——传奇结构研究之二

《浣纱记》是我国戏剧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不仅在当时即为歌儿舞女所传唱,有“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之誉,而且已经“至传海外”;更重要的,《浣纱记》是最早以昆腔新声水磨调演唱的传奇作品之一,是昆腔在我国戏曲声腔系统占据主导地位的标识之作。但是,查检明清两代剧作家和评论家的所有论述,他们对《浣纱记》的结     

明传奇《娇红记》特色分析

明末戏曲家孟称舜的传奇作品《娇红记》是传奇史上的佳作,它在艺术特色、思想特色等方面成就突出。本文从主人公先进的爱情观、侍女飞红追求爱情体现出的人本主义、传奇自身的悲剧性,以及《娇红记》文本体现出的社会风潮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元本《琵琶记》生角主线与乡村士子困局的书写

晚近以来,《琵琶记》的主角经历了从蔡伯喈到赵五娘的认知变化,而当下通行的各类《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也多将《琵琶记》界定为一部宣扬赵五娘仁孝贤德的戏曲,这种情况一定程度影响了对另一主角蔡伯喈情节线索及其相关主题的理解。《琵琶记》对乡村元素的书写透露出蔡伯喈“以耕养读”的家庭出身,而贫寒如洗和人丁不旺的家境则强化了蔡父意图通过蔡伯喈科考改变家庭命运的强烈愿望。“伯喈思亲”线索的绵延不辍,隐含高则诚经营蔡伯喈主角、主线的良苦用心。这些信息皆指向《琵琶记》演述的是,农村贫寒士子逾越阶层所面临的人生困局以及无法破解困局所导致的家庭悲剧。     

解读“冰山”下的部分真实——《琵琶记》结构新论

《琵琶记》是中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经典著作。借用西方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分析方法，剖析《琵琶记》双线结构中包孕的人生哲理：人的内在需求和愿望总是与外在环境发生着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历史就是人的妥协史和压抑史。     

论张凤翼及其《红拂记》

从明朝中叶以后,到清朝中叶为止(公元一五二一年——一七七六年),约二百五十余年中间,乃是南戏传奇最繁荣最灿烂的黄金时代。在此以前,南戏在元末明初间,已经有过一度的改进,《琵琶记》与《荆》、《刘》、《拜》、《杀》诸作品,较之前此宋元戏文作品,篇幅都由短而长,情节都从简向繁,题材都自狭而广,文词都舍俗就雅,描述都变粗为细,已是向前迈进了一步。昆腔亦于此时出现,与其他各地方唱腔角逐艺坛,各呈所长。由此直到正德、嘉靖年间(公无一五二一年前后)曲师魏良辅更改进昆腔,梁辰鱼用昆腔写《浣纱记》,使南戏在音乐唱腔方面也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好似春天里促使万朵花蕾齐放的东风,在继续繁     

元代南戏《赵氏孤儿记》的重要价值及版本源流

南戏《赵氏孤儿记》产生于元代后朝,是以元刊本杂剧《赵氏孤儿》为参照写定的。今存较完整的富春堂本、世德堂本《赵氏孤儿记》是从南戏向传奇过渡中的作品,这一点可以从其剧名和结构特点上看出。在今存赵氏孤儿报仇故事的几种南戏和传奇版本中,其出现的先后次序是:《九宫正始》收《赵氏孤儿》本、《风月锦囊》载《大全孤儿》本、富春堂本、世德堂本、传奇《八义记》。这些版本按其承继关系又可分为两个系统。     

《琵琶记》与古代曲论的几个重要命题

《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创作方面的典范意义,在理论方面也引发了很多思考。经过考察可以发现,古代曲论中不少重要命题,诸如寓言、怨谱、本色等皆最先与《琵琶记》有关。由此出发,更可全面衡量《琵琶记》及其批评在中国戏曲史和中国戏曲批评史上的重要意义。     

从《昭代箫韶》看乾嘉宫廷戏曲之鼎盛——《杨家将论丛》之九

清宫大戏《昭代萧韶》是一部空前的杨家将系列剧本,今见《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系据内府刊朱墨本影印。卷首有《序》,署嘉庆十八年(1813),作者王廷章。共10本240出,约计57万余字,相当于明清四部传奇名著《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的字数总和,堪称规模宏伟的中国古代戏曲巨著。全剧情节始于北汉灭亡,而终于宋辽议和。就中,主体剧情是天门阵,共计97出,     

《琵琶记》结构论——传奇结构研究之一

中国古典传奇作品篇幅宏巨,较难把握。现在通常采用思想、形象、艺术等西方话剧的研究方法,难免隔膜。戏剧的生命在于表演,剧本的生命在于戏剧冲突,冲突的进展有赖于戏剧结构的架构设置,结构研究是认识和理解戏剧这一主体的综合性艺术的基础。我们的工作首先从《琵琶记》这部戏剧史上的重要作品开始。本文从戏剧情节的设置安排、具体结构手法的艺术运用、总体结构的架构布局三个方面,评论得失,分析成败,试图对其结构艺术作一较为全面、深入的把握。     

中国古代戏曲发展漫话(选载之四)

从《红梅记》说到鬼戏周朝俊的《红梅记》是晚明一部重要的传奇作品,由于“其词香,其调俊,其情宛而畅”(王稚坚《叙红梅记》),在当时就饮誉剧坛,戏曲大师汤显祖亲自评点,吴江     

论《浣纱记》中女性的政治情结

《浣纱记》是明代中叶著名传奇作家梁辰鱼的代表作品,剧作表现了西施牺牲个人幸福以求复国昭雪的爱国精神,独具匠心地赋予她崇高的政治情操,使之成为着力表现女性政治情结、通过男女爱情串联国家政治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传奇作品。同时,《浣纱记》"以生旦爱情寄兴亡之感"的创作手法,影响到清代《长生殿》和《桃花扇》等剧作的创作模式,作为戏曲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对之后的明清戏曲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枕中记》与中唐士人心态的转变

《枕中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传奇文，然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自身的艺术成就。《枕中记》所代表的内向性和游戏性特征，是影响整个中唐士人心态的两种倾向，而且这两种倾向正是中唐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所造成的。《枕中记》作为唐传奇进入兴盛期的标志性作品，同时也是整个中唐士人心态走向重大转变的开始。     

《琵琶记》作者高明生年考略

“词曲之祖”《琵琶记》作者高明之生卒年,向来为研究者所纷纭不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新的资料对高明的生年作了进一步的考证,认为高明生于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高明生年,现存如下七说:一、公元1301年左右,钱南扬《琵琶记作者高明传》;二、约公元1305年,戴不凡《高则诚事略》,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三、约公元1306年,王季思,师飙《高明评传》;四、公元1307年左右,钱南扬     

一个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典型——《琵琶记》男主人公蔡伯喈浅析

大约成书于1356年前后的高则诚的《琵琶记》,不仅享有“南戏之祖”的盛誉,而且规范了以后数百年间的传奇创作,被历代戏曲作家奉为圭臬。然而,越是伟大的艺术巨构,就往往越容易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评价。《琵琶记》就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在诸多误解和贬抑它的论点之中,又较为集中于蔡伯喈这一典型人物身上。有的论家认为,高则诚“把赵五娘这一家的遭遇写得这样悲惨,目的并不在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要人反对它;恰恰是为了说明蔡伯喈、赵五娘等在这人所难以忍受的逆境里也能‘逆来顺受’,屈从封建道德”,诘难剧作家“把蔡伯喈写成‘畏牛如虎’的软骨虫”。有的则认为蔡伯喈“因循苟且,怯懦动摇”,指责剧作家对此未作“恰如其分的批判”。多少     

封建道德的颂歌——从赵五娘等形象和主要情节看《瑟瑟记》

在我国古典文学艺术遗产中,《琵琶记》是一部影响较深远的名剧。虽然这部作品也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某些疾苦,揭露了统治者的专横残暴,但其主旨却仍然是通过对“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的表旌,宣扬封建道德。我们认为,评价这部作品,决不能抛开作品总的倾向,仅就其部分可取的情节,片面地加以赞扬,甚至连同反动的、落后的东西也一并肯定。但过去几年,在《琵琶记》的讨论中却存在这种不良的倾向,有人把它誉为“具有非常强烈的反封建意义的作品”,说它“是以和人民共通的情感,暴露封建制度的罪恶”。我们认为,这种背离科学的评价不仅不利于帮助人们正确理解作品,而且也有意无意地宣扬了封建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