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

对族群以及与它相关的一些概念在西方的变化作了一个简要追溯.通过追溯和考察,得出的认识是(1)族群这个概念的兴起是与民族的普遍疆域制度化,种族、部落等"东方学"概念的衰退相连带的.(2)族群与民族的区别主要在于政治诉求和政治承认上.(3)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拥有区域自治权利,因而不应该轻易把他们改称为族群.     

论中国人的"天下民族主义"

由于每个民族形成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经验不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表现形式也不同.与西方历史上的公民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多元民族主义相比,中国人在"夷夏之辨"的基础上形成了特殊的"天下民族主义".它把文化道德看成民族认同的最高标准,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起着稳定各朝各代的主体族群、维系文化边缘族群与主体族群的亲和力作用,它的"天下"情怀与对世界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认同是中华民族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精神资源.     

"都市与族群"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5月17～18日,上海大学文学院族群研究中心主办了"都市与族群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以"都市与族群"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心主任巫达教授主持,来自上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广东省民族研究院等院校的族群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收到论文30篇.研讨会围绕都市族群概念、城市与族群、民族、社会组织和都市民族等专题进行了讨论,既宏观论述,也有微观探讨;既有侧重于理论的分析,也有结合具体实践与田野的阐述.     

从疍民研究看中国民族史与族群研究的百年探索

疍民是历史上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水居族群,疍民的源流及其与陆居族群的关系,历来是东南民族史、区域社会文化史与族群研究的重要内容.墨民研究不仅完整地体现了百年来不同时代的话语背景与不同的学术关怀,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历程、理论方法更新及学术视野拓展的一个缩影.     

"政治化"还是"文化化":晚清时期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本文从分析国内某些学者提出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等观点切人,指出这种观点不是原创,而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提出的民族问题"复线历史"的翻版;从晚清两种民族主义思潮的考察分析展开,指出晚清维新派、立宪派民族观的内核并非所谓"文化主义",实质是穿着文化外衣的政治化的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将清王朝从"帝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指出"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国族-族群"论、"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论等不适应中国.     

中西文语境的"族群"与"民族"

讨论"族群"、"民族"等术语在中英语境中使用的规定性问题.有关术语的使用,在不同的场合规定性有所不同.所以,对它们的理解和对译不仅应考虑到术语发展的历史和学术脉络,而且还应看到是谁在使用和操作它们.因为,在学术场合和在公众话语里,它们的规定性差别很大.虽然许多人类族体认同的核心内容都是某种"原生"的叙述,它只能说明人类需要某些精神上的东西来加强群体内聚力,而与族体的恒久性毫无关系.     

Ethnic group(族群)、Nation(民族)与中国的民族

本文从族群与民族概念的争论入手,揭示族群概念的引入是关于中国民族研究的深入。指出以族群替代民族是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由于中文"民族"一词已为民众所熟悉并在实际中不致引起误解,族群与民族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运用。     

现代国家话语下的族群认同变迁——以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板外屯壮族傣人侬人为例

族群认同的变迁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位于广西西南部边境村落的傣人和侬人,从历史上两族群之间界线明晰到今天的"傣侬不分",其族群意识的变迁深深烙上了现代国家话语的痕迹。同时,族群特有的内在文化认知作为一种排异的力量始终在发生作用。本文着力呈现国家语境下傣人和侬人的关系及演变,深入探讨现代民族国家如何通过自身的话语表述将不同文化特质的族群个体纳入到统一的政治和经济体之中,而当地的族群成员又是如何接受或拒绝这些表述的。     

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

本文认为,当前"族群"和族群理论的应用在一定范围内泛滥,有取代"民族"概念的趋势,应该引起注意.两个概念都有特定的内涵,不能互相取代."族群"概念应是"民族"概念的补充,是对"民族"的细化研究.准确地把握它们的含义和关系,有利于正确地指导民族工作的实践.     

中国“民族”内涵及民族研究范式应有之转变:以壮族为例(一)

本文以西方族群和民族理论为观照,对中国族群观、"民族"的"塑造"过程及其内涵作一考察,在重新认识中国"民族"的基础上,对转变民族研究范式提出建议。     

"雄王"、"雒王"之"雄"、"雒"考辨——从南越"雄鸡"木简谈起

有学者认为,《旧唐书》等文献中的"雄王"是从《水经注》中的"雒王"讹变而来,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本文通过文献学和语言学的分析,认为2005年初广州出土南越木简中"雄鸡"简反映的命名特点与交趾地区"厥气惟雄"的风俗不仅地域上同在南越国境内,而且时代相同,应有紧密联系.南越木简的发现表明,《旧唐书》等文献中"雄王"的写法是正确的.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Tibet"或“Xizang"——关于“西藏”英译的讨论

西藏英文翻译采用汉语拼音Xizang取代Tibet,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西藏作为地名的真实含义,符合国家地名翻译的规范标准,获得国际上中国的文化话语权,抵制十四世达赖分裂集团提出“大藏区”分裂祖国的图谋.     

从"没有统治者的部落"到"剧场国家"

古迪(Jack Goody)在追忆其所亲历的英国人类学的转变时说过以下一段话: 涂尔干的事业,对于人类学家界定其问题意识,无疑起到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而且也来自那些受牛津大学训练的学者以及诸如福忒思、格拉克曼、斯瑞尼瓦斯(Srirvivas,1916-1999)等较年长的学者,这些人像杜蒙一样,曾担任该大学的教员.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释“息”

本文主要就几本工具书中的"息"的解释进行了分类,得出一共有两个"息"字:一个是基本义为"呼吸",并由此引申出"蕃滋"、"子女"、"利息"等诸义的"息";一个是表示古方国名和娃的"息",它们是同音字,并且指出这种同音关系是一种偶然,二者之间没有联系.还简要分析了"息"与"媳"、"熄"、"癔"、"螅"、"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