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辩证法》看霍克海默的真理观

以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为主要依据,参证其他著述,并结合时代语境来梳理霍克海默的真理观,旨在揭示出霍氏真理观的否定神学背景及其时代意义。     

启蒙精神批判之考察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整个西方文明史出发来考察启蒙。启蒙精神以人对自然的支配的科学理性为先导,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摆脱神话的束缚,然而,由于启蒙精神内在所包含的否定因素,它必然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它在使人摆脱在自然面前极度恐惧的状态的同时,却又使人深深地陷入了新的神话之中。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命题是启蒙精神的集中体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有关"技术就是权力"的论断,深刻揭示了启蒙精神同实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启蒙精神的一大症结是崇尚逻辑形式主义,因此对逻辑形式主义数学原则的批判构成了启蒙精神批判的一个主要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引用的奥德修斯隐喻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在他们看来,造就了工具理性的启蒙精神不仅没有克服反而加剧了这一异化状态。     

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对自然的回忆——论《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拯救

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否定性解读,使得该著中的拯救逻辑遭到歪曲。由哈贝马斯的解读所延伸出的对《启蒙辩证法》拯救逻辑的美学化和精神分析化的重构与阿多尔诺的哲学思想相矛盾,由此我们必须重新反思哈贝马斯的解读模式。《启蒙辩证法》并非仅仅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它通过有规定的否定达到了对现代启蒙当中现实权力因素的内在批判,它因此并没有彻底否定启蒙也没有重新树立新的乌托邦。对自然的回忆的拯救逻辑意味着思想必须对自身展开批判,以达到重新正视社会现实中的苦难现象,从而解构抽象主体的优先地位。     

试论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观

文化工业即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在霍克海默、阿多诺极其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们那里指的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大众文化,它首次出现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工业具有整体同质性、标准单一化、支配奴役性、虚假欺骗性、文化商品化、个性虚假化的特征。     

理性缺位的总体性批判——论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

哈贝马斯用“总体化”批判来概括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理性进行的反思,将其视作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极端化。总体化批判本应完成对启蒙的启蒙,但不幸的是,总体化批判不仅摧毁了批判的理性基础,使批判陷入尼采式虚无主义,而且将启蒙反思变成反启蒙,使其在自我指涉的反思中迷失方向。对于哈贝马斯的批评,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究其缘由在于,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使用相同的概念,如“理性”、“启蒙”、“现代性”等,但却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而研究者出发点的差异又无意识地扩大了理解上的歧见,使得共识更难达成。     

吊诡的神话与启蒙辩证法：批判诠释学刍议

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影响深远。学者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点局限于现代性、科学技术、文化工业以及批判理论社会学,忽略了其诠释学意义的探讨,本文则力图通过对神话与启蒙辩证法的文本分析,从《启蒙辩证法》的某些细节中来讨论批判诠释学是如何在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核心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通过内容的逻辑与形式的逻辑得以阐释的。     

为政治立心——论卢梭社会政治思想在18世纪启蒙政治思想中的独特性及其意义

二百年前,磅礴的启蒙运动再度开启欧洲心智,一切现存事物皆不可回避地在理性法庭前接受无情审判.对此,康德曾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理智的广阔批判与建构极大地促进西方文明,但历史往往狡黠,经历重大浩劫与极权专治后,20世纪中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人物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其代表著作《启蒙辩证法》中尖锐地批判启蒙(这里所说启蒙并不专指18世纪西欧启蒙运动),认为旨在征服自然和将理性从神话镣铐下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转到它的反面.     

反思现代性——霍克海默、阿道尔诺论启蒙

启蒙是西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反思启蒙一直是西方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霍克海默、阿道尔诺从现代性异变角度展开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揭露了启蒙向迷信,理性向非理性转化的必然性,从而证据确凿地指证启蒙理性单向度化为工具理性,是造成当代西方社会病症的罪魁祸首。从社会批判理论重建现代性角度看,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对启蒙的反思,是展开新一轮人类自我拯救之前的思想审视。在这种审视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尽情展现着“天启圣哲”的魅力,宣告一场反抗新的控制形式的观念战争已经开始,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对启蒙进行再启蒙。     

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几点反思

“启蒙辩证法”构成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核心内容,尽管有其深刻与独到之处,但他们把对理性的局限性的批判变成了对理性的绝对批判。对启蒙的批判早在启蒙时代即已开始,哈曼与雅各比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的怀疑所显出来的思想深度并不亚于“启蒙辩证法”; 启蒙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神话,它还具有“综合—分析”的方法论优势,这种优势导致霍布斯与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也并不必然导致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背后的科学主义、资本主义工商逻辑的批判如果依托一个混沌不明的价值立场,将无法预言与建构未来。     

苏格兰启蒙运动与宗教启蒙

宗教是启蒙运动最复杂、最棘手的主题.在宗教启蒙上,苏格兰启蒙运动静水潜流,温和而又不失突破.苏格兰启蒙运动对"腐败的宗教"的批判与反思、对"真正的宗教"之启蒙与建构,卓有成效地使宗教回归本真,从而净化了宗教信仰.苏格兰启蒙运动另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进一步吸收与同化了科学文化,回应与解答了宗教祛魅之后的现代性世界如何可能的难题,有力地完成了宗教现代化课题.     

朝鲜开化思想诠论——以稳健开化派为主的探索

朝鲜开化思想,是旨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资本主义改革思想,也是以反对腐败无能的封建主义、实现近代化为目的的近代启蒙思想的雏形。在改革的范围和速度以及是否要与国内外政治势力相结合的问题上,开化思想又分为激进开化思想和稳健开化思想。稳健开化思想以近代东道西器论为基本思想,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力主对内实现富国强兵,且对外实行均势外交,引进近代的文物制度,使落后的封建朝鲜逐渐发展成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实现近代朝鲜的民族自强。     

论18世纪启蒙理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启蒙理性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创了新的思想道路;它赋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尤其是启蒙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力量,这既是它运用于各思想领域的批判武器,更是启蒙理性内在的动力.如此,卢梭、赫尔德、康德等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真正"自我征服".正是这种自我批判能力拓展了启蒙思想家的视野,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虽然启蒙理性主义早已成为消失了的历史背影,但那一时代所蕴涵的"独创力量",则至今令人着迷,也许这就是我们不断地回到启蒙时代的原因.     

伽达默尔与启蒙主义

西方解释学的发展与启蒙运动分不开.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伽达默尔解释学,既包含对启蒙主义的批评,也包含对启蒙主义的推进.在这方面,他虽然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但决不是简单回到浪漫主义的立场,而是作为一个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环节出现的,从而具有了更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启蒙的式微与传统精神的归隐--对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再评价

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使儒家文化历经了两千多年来最为复杂、严峻的考验,启蒙思想家们以否定的方式猛烈地抨击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结构.但已经渗人中国民族血脉的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并没有因为短期功利而受到颠覆.尽管如此,当"后五四"时代的来临,启蒙主义的式微,五四作为一个民族记忆和传统精神,在历史分期里我们真正反思的时机才刚刚开始.     

启蒙的自我批判：论卢梭与启蒙运动

在现代政治思想中,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关系问题是理解启蒙思想与卢梭思想的关键。卢梭在分享启蒙运动基本前提的同时批判了启蒙思想。卢梭与启蒙哲人在生存境况、知识与德性关联、宗教问题方面的交汇与分歧为我们提供了卢梭思想实质的重要面向。而卢梭对德性基础的追问使启蒙哲人的社会思想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从而为现代社会建立了不同的思想基础。     

尼采与启蒙二重性

有着明显反启蒙立场的尼采为何又声称要唤回启蒙精神?尼采到底是启蒙的敌人还是新启蒙主义者?本文从尼采与卢梭、尼采与伏尔泰的复杂关系入手,解析尼采启蒙思想的悖论性,即政治上的反启蒙立场与哲学上的新启蒙主张之间的紧张状态,并认为这种悖论姿态的根源是蕴含在尼采哲学深处的二重性思想。     

阿多诺的“启蒙”的反思

启蒙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文明活动,是旨在祛除某种神秘的、幻象的世界表象而进行的一系列理智的和实践的操作.即用科学的、综合的、工具的理性来控制自然.阿多诺展开对启蒙的反思,揭露了启蒙精神的异化,即启蒙理性在提高人类对自然界统治能力的同时,也演变成了另一种神话,是对人类的新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