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联合国外交动因及制约因素分析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基本动因包括世界的合作性增强、联合国的改革和国际社会的“支持”等国际环境因素，以及经济实力增强、“政治大国”目标的建立等国内因素。其“入常”的外部制约因素包括美国的举棋不定、亚洲国家的不信任和非洲拉美国家的竞争等，内部制约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历史等原因。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外交利益实现的互动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同时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战略,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外交利益得到了较好的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外交利益实现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经济增长对外交利益实现的作用表现在: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政治自主;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有利于国际地位的提高.外交利益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在: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经济建设;良好的国际关系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维护经济安全.同时,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论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与外交选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社会、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国际政治问题社会化和国际社会问题政治化、权力政治和权利政治共存竞争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要求中国的外交必须从外交取向、目标、原则、策略、心态、身份、重点、难点等诸方面,着力处理好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中关两国之间的崛起和反崛起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改善的良性互动。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与中曾根内阁的大国外交构想

战后日本在从一个“四等国家”发展成为经济大国,进而走向政治大国之路上,经济外交功不可没。经济外交促成了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而经济大国的份量反过来又成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资本和基础。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中曾根内阁大国外交构想的提出上。纵观这一系列发展演变的过程,不难看出,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与中曾根内阁大国外交构想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内在联系。     

欧洲经济外交的规制主义分析

欧洲经济外交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贯彻实施的规制主义具有鲜明的特色。例如前瞻性与适应性 ,竞争性与全面性等。规制主义的实施 ,使得欧洲一体化将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国际规则等各个要素紧密结合起来 ,为欧洲经济外交顺利实现促进欧洲一体化建设、提高欧洲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 ,提供了必要保障。     

日本战略与中日关系

对政治大国的追求是以往日本的总体目标,但对国家全面的外交战略的研究和思考,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的时候.2002年11月28日,日本提出了一份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将日本放在大的国际环境下进行分析,全面分析了当今国际形式的特点,提出了日本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进入小泉时代,中日之间的矛盾成扩大趋势,这不仅影响日本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中国的发展.     

论大平正芳政权时期的对外战略——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亚洲外交与日美同盟之间的矛盾是困扰战后日本外交的核心难题.这种困境既源于日本战败与朝鲜战争后中美对立的亚太国际政治格局,也归结于日本的战略选择.大平内阁处于世界政治从紧张缓和向新冷战过渡的时期.大平正芳从前任福田纠夫推行的“全方位外交”后退,转向强调与自由主义阵营诸国的协调关系,特别是日美协调.同时,他还主张在日美关系的框架内展开对中国以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外交.其对外战略解决了亚洲外交与对美外交的困境,影响着1980年代以后日本对外政策的展开,是日本外交理想的原型.     

台湾当局"弹性外交"评析

从五十年代以来,台湾当局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从"刚性外交"、"实质外交"到"弹性外交"的演变."弹性外交"是一种过渡性、权宜性的政策,无一成不变的模式,企图采取"通权达变的举措"达成目的.它的实质,在于利用台湾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构筑"一国两府"、"双重承认"的格局,图谋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它的现实目标是企图化被动为主动,在国际社会强化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地位,制造台海两岸"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局面,争取重返国际社会,扩大国际活动的空间."弹性外交"的推行,是与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在国际社会也鲜有其市场.     

战后初期日本联合国外交历史评析

战后初期,日本在签订《旧金山和约》、恢复国家主权后,加快重返国际社会的步伐,并视加入联合国为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标志,将对联合国外交作为日本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加入联合国的目标,日本依靠美国的支持,多次提出加入申请,并发起全方位的外交攻势。但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日本的外交努力屡遭挫折,其加入联合国的进程一波三折,迟迟未能取得进展。这充分反映出了本阶段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对美依赖性、进程的曲折性以及目标的一致性等特点。     

朝鲜战争与日本的崛起

朝鲜战争对亚太地区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日本战后崛起的开始。以朝鲜战争为契机,日本恢复了国家的主权;走上了渐进的重整军备之路;不仅摆脱了经济的崩溃状态,而且为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战后日本的崛起除了朝鲜战争提供的机遇外,还得益于日本外交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吉田为代表的战后日本领导人秉持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采取正确的因应对策,充分利用战后美国强权下的和平所提供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制订了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全面融入西方社会,不仅为日本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也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创造了"战败后再以外交反败为胜的例子"。     

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对日本外交关系的影响

独特的地缘环境和历史进程使日本民族形成了狂妄自大又极端自卑的矛盾心理,因此日本在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上呈现出极端对立的两面性,反映在外交上就是追求建立强权式的霸道王国,推行攀附强权的外交路线,奉行弱肉强食的外交原则.日本的国际形象也因而受到了严重损害.日本民族只有克服和超越唯我独尊的自大意识和民族虚无的自卑心理,才能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摆脱孤立,真正成为有持久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首脑外交视阈下的中非关系》

<正>出版信息:时事出版社,2017年12月内容简介:首脑外交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出面参与和处理对外事务的外交方式。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脑外交因其政治级别高、效果显著、影响重大等特点,作用日益突显,并且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首脑外交已成为当今中国外交中最活跃的外交形式之一,是中非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推动了中非关系的务实发展。本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大国对中亚的争夺

由于国际政治多极化及全球化的日益推进 ,不同政治体系之间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其他交往中构成了国际相互作用的结构或者体系。中亚问题已经成为多极化政治在国际上的体现。中亚国家独立以来 ,不同势力展开了对中亚的争夺 ,具体表现在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美国、欧洲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在中亚的介入 ,这些国家或势力以不同的战略目标、不同的态势进入中亚 ,在独立 1 0年来不同时期中亚国家的外交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本文通过分析指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亚的争夺战中越来越侧重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共同嵌入 ,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新动向     

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外交努力

二战后日本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谋求政治大国的外交努力。主要表现为：１．日本主张在九十年代建立一个以“日美欧集体领导”为主体,以西方共同价值观念为其础,以国际协调为特征的国际政治新秩序。２．在国际政治领域,争取充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配合美国在全球推进民主化,增大日本的发言权,提出“环太平洋联盟”的设想。３．九十年代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发生变化,日本将力图试演“国际警察”的角色     

西方人国热点外交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开展热点外交.受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政治体制、外交理念、利益相关度、决策者认知差异、热点问题性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国和大国集团参与热点外交的手段各不相同,包括军事干预、向热点地区派出特使、形成应急决策机制、依靠盟友和准盟友的援助、派驻维和部队、利用大众传媒设置热点话题、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开展公共外交和提供经济援助等.本文旨在比较美国、日本、欧盟和俄罗斯热点外交的基本模式,探讨其对中国开展热点外交实践的借鉴意义,探索中国特色热点外交新模式.     

国际体系平衡与国际法的发展

国际体系包含国际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社会要素,国际法作为国际体系的规则载体,既是体系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建构体系价值的制度性平台.良好的国际法律秩序(以力量相对平衡的国际体系为前提)应是建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力与道德规范的合拍,而不是单纯法律规则对权力政治的“委身”.受当今国际社会“无政府”现状与实力政治的制约,国际体系的构成与国际法的运行还普遍存在“重秩序、少正义”的价值缺失,但当今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渐趋均衡化、网络化、人本化的发展也为国际体系的道德与法理重建提供了要求和可能.     

日本的对华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

政府开发援助或称官方发展援助 (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 :ODA)是带有政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图的一国对外政策行为。本文对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 (ODA)的历史沿革、发展变化、决策过程、政策调整、战略意图、实施现状、未来走向和理论框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学理性分析和历史性考察。并认为 ,这一研究具有认识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 ,分析日本政治外交和战略走向的现实意义 ,也具有追踪考察中日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意义。     

邓小平的“大外交”思想论

“大外交”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内容和特征的总括。从主体上看,“大外交”包括以国家(政府)外交为主体的政党外交、首脑外交、民间外交等;从对象上看,“大外交”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从内容上看,“大外交”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等。邓小平“大外交”思想对于我国新时期外交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政治功能的演变与发展

本文从议程设置、外交决策、国家形象等方面探讨了国际新闻的政治功能.作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是政府、媒介和公众议程设置的对象和工具,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之一,也有助于外交决策的透明化和国家形象的提升.     

华盛顿会议与日本

华盛顿会议是现代远东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是日美两国对于远东太平洋地区存在的各种问题的一次总清算.以华盛顿会议(以下简称华会)为标志,日本外交进入了协调外交时期,重视和强调国际协调成为满洲事变前日本外交的主要特征.本文试图从日本参加华会的意图和得失、日美妥协的内幕以及华会对日本外交的影响等多种角度探讨华会与日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