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动因及效应分析

随着跨国公司R&D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R&D投资开始登陆中国。本文从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动因谈起,并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投资效应。文章最后针对跨国公司在我国R&D投资的现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

基于一项对230家日本在华投资母公司的问卷调查,本文对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和区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因子分析,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可以归纳为市场寻求动机、资源转移动机和竞争压力动机;影响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可以归纳为宏观环境因素、政府效率因素、法律法规因素、激励因素、服务因素和投入成本因素。     

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区位选择过程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跨国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日益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区位选择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AVX公司海外R&D机构区位选择的过程展开详细分析,进一步通过德国巴斯夫公司和中兴通讯有限公司2个案例的分析,构建了包括模式判定、宏观区位选择、微观区位选择3个阶段在内的、3种不同投资动机下的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区位选择过程影响因素框架,并通过案例进行了验证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影响

中国的市场经济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是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模式的有机结合,有其独特的一面。中国加入WTO以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项目与规模继1993年后又一次急剧扩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已有文献多是研究FDI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包括社会主义市场里的商品经济和掺杂在其中的计划经济。本文将选择市场经济予以单独分析。本文先是分别介绍了中国市场经济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发展现状,再从优劣两面分析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影响,最后提出针对劣势影响的应对措施。     

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启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来华进行直接投资,并显示出一些与其他投资来源国不一样的特征。该文分析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现状及特点,以及如何借鉴美国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走一条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发展道路。     

跨国金融机构入华发展必要性及战略分析

入世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出现新一轮高速发展并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也随之出现调整。     

跨国公司本土化过程中的中国企业策略

入世后,跨国公司纷纷扩大对华投资,并把研发中心转移到我国,加快了本土化过程。跨国公司本土化对我国企 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会产生“技术外溢”与“技术内敛”的双重效应。只有在促进跨国公司投资中,加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 条,加强我国企业的技术开发,才能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赢得国际竞争,分享更大的国际经济利益。     

具有专利的R&D项目实物期权评价

在有专利情况下,开发了一个R&D投资模型,结合R&D投资过程的特点,把R&D投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研究阶段被模型为欧式期权,另一个是开发阶段被模型为永生美式期权,从而把R&D项目投资机会模型为复合期权,给出了R&D期权价值的解析评价公式和最优投资决策规则,并讨论专利宽度(Patent Breadth)对R&D期权价值和R&D项目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及申请专利的条件.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动因及策略分析

随着全球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从资本转向研发,研发(R&D)作为跨国公司的核心职能之一,已在经营战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来自北美、欧洲和亚洲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大幅度增加,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只要动因是中国广阔的市场空间、良好的科研资源赋存以及中国政府一系列鼓励和优惠投资政策等。     

我国R&D强度的影响因素——基于局部调整模型的实证检验

采用1991～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了影响我国R&D强度的因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R&D强度的5个因素:企业因素、政策因素、公共R&D部门、投资因素、经济因素;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设计了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企业R&D人员投入强度、行业结构、政府直接R&D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公共研发部门R&D支出的力度、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人均GDP、GDP增长率、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12个变量。以局部调整模型为基础设计了实证模型,通过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行业结构、知识产权保护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R&D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于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建议

<正> 一、全球跨国公司发展趋势及其对华投资格局 据联合国跨国公司项目的一项研究资料表明,整个80年代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呈加速增长趋势,1990年流量达到2340亿美元高峰。尔后突然下降,1993年仅为1700多亿美元,这主要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衰退有关。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很可能大幅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自90年代以来一直趋增,从1990年的310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460亿美元,预测到2000年增至800亿美元。 改革以来,我国投资环境明显得到改善,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来华投资,同时可由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对低廉的成本、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对外资也产生了强大的牵引力。许多跨国公司已同中国建立了业务联系,一些跨国公司正在将其生产迁厂至中国,国际知名跨国公司正在将注意力转向中国这一颇具潜力的投资市场。目前已有数百家跨国公司来华兴办各类企业,如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O&G公司、IBM、     

董事会激励性特征对R & D投资的影响--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9-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董事会激励性特征对R&D投资的影响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短期激励与R&D投资显著正相关;董事会持股比例对R&D投资显著正相关。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我国制造业产业链提升战略

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新世纪国际生产体系的重大变革。跨国公司正逐步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体系,实现全球一体化生产、销售和研发。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我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当务之急是要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调整为契机,通过配套生产、OEM、合同制造、战略联盟等方式进入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同时要适度进行产业链节点的横向扩张和纵向延伸,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附加值,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链提升。     

吸收能力、研发合作创新激励与补贴政策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具有吸收能力的非合作研究与发展博弈模型,比较了有和没有吸收能力情况下的R&D投资影响,结果表明有吸收能力的企业R&D投资要更高,接着探讨了产品替代与互补关系下的技术溢出选择对产业的影响和社会最优选择的R&D投资水平及其补贴激励政策。     

论我国政府在跨国并购中的规制行为

从20世纪初发展至今,全球一共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跨国并购已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从80年代末开始,外资逐渐尝试以并购的方式进行对华直接投资,并对我国经济带来了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本文系统地论述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概况,发展趋势和对中国的影响。分析了我国外资并购中政府规制的现状及其主要问题。针对外资并购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和趋势,本文对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政府规制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完善我国政府规制跨国并购行为的对策建议。     

R&D合作与政府最优政策博弈分析

本文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对国内和国外两个企业的R&D行为及政府的补贴政策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当企业间的R&D交流很少时,两个企业的R&D投资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当企业间存在密切的R&D交流时,两个企业的R&D投资可以互相促进;(2)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是必要的,可以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3)政府更倾向于补贴本国企业。     

论跨国公司R&D投资的国别选择

本文以跨国公司R &D投资的国际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从跨国公司R &D投资的国别选择出发 ,分析东道国吸引跨国公司R &D投资的决定因素。文章采用美国跨国公司在1997年海外R &D投资的数据 ,对影响跨国公司R &D国家选择的因素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是影响跨国公司R &D投资国家选择的关键因素。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分析了跨国公司在中国R &D投资的区位现状 ,提出了中国进一步吸引跨国公司R &D投资的政策建议。     

“研究”和“开发”与专利产出的关系研究——以全球R&D投资顶尖企业为例

由于R&D活动的宽泛性和专利申请与授权的创造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等标准与条件的限制,并非所有的R&D活动都能够产生专利,只有那些以满足专利申请条件的R&D活动才有可能产生专利;显然,专利产出效率与R&D投资结构具有密切关系;本文以全球R&D顶尖企业为样本,将R&D投资中的R与D进行区分,运用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分别计算R和D对专利产出的贡献;目的是揭示全球顶尖企业R&D投资结构与专利产出的关系,在发展R&D投入产出结构理论的同时,为中国企业的技术赶超与跨越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持。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全球顶尖企业的R&D投资中,R经费的比例占80%左右,R对专利产出的贡献是D的2倍左右,但具体行业存在差异。研究结果除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外,对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实现自主技术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R&D投资结构优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存在研发投资溢出时的企业市场绩效分析

在古诺竞争市场结构下,建立了具有R&D过程的双寡头博弈模型,从促进技术进步、产品的价格、企业的生产规模、企业的利润以及总福利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存在研发投资溢出时,在不同的R&D策略下企业的市场绩效。研究表明,企业的市场绩效不仅与研发投资溢出率以及产品的差异度大小有关,而且与R&D效率的高低有关。     

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R&D激励政策评价

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R&D投资策略通常对企业价值和消费者剩余起到作用相反的不同影响,从而对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的科学制定带来挑战。针对旨在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从而垄断清洁能源新兴市场的两非对称企业,结合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和社会福利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以分析社会福利与影响其变化的补贴政策及其它诸多因素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在发电新技术R&D补贴和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的各组合应用中,企业间的R&D能力差距越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初始价值越大以及R&D成本越高,政府越应该鼓励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反之则应鼓励竞争;随着电价补贴的提高,企业间的R&D竞争应受到鼓励;一定范围内,R&D补贴和电价补贴均能提高社会福利。论文创新性地揭示出可再生能源电力R&D投资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电价补贴政策组合与社会福利三者间应有的内在联动关系,为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有效激励和管理提供富有价值的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