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R&D强度的影响因素——基于局部调整模型的实证检验

采用1991～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了影响我国R&D强度的因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R&D强度的5个因素:企业因素、政策因素、公共R&D部门、投资因素、经济因素;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设计了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企业R&D人员投入强度、行业结构、政府直接R&D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公共研发部门R&D支出的力度、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人均GDP、GDP增长率、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12个变量。以局部调整模型为基础设计了实证模型,通过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行业结构、知识产权保护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R&D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具有专利的R&D项目实物期权评价

在有专利情况下,开发了一个R&D投资模型,结合R&D投资过程的特点,把R&D投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研究阶段被模型为欧式期权,另一个是开发阶段被模型为永生美式期权,从而把R&D项目投资机会模型为复合期权,给出了R&D期权价值的解析评价公式和最优投资决策规则,并讨论专利宽度(Patent Breadth)对R&D期权价值和R&D项目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及申请专利的条件.     

公司治理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调节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通过监督和激励机制来控制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经理人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影响R&D项目的执行效果,最终影响企业绩效,公司治理自然被作为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引入。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理论上论证公司治理是如何调节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且提出相应假设,选取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层次回归方法和分组分析方法,检验机构投资者、国有控股、董事会、经理层股权激励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和独立董事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没有调节作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直接关系,国有控股、董事会会议强度对二者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经理层股权激励对二者关系有正向调节效应。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R&D活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和高度的专业性使得对其监督的难度比较大,通过给经理人一定的股权,使他们成为股东,用激励机制解决R&D活动中的代理问题可能效果更好。     

吸收能力、研发合作创新激励与补贴政策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具有吸收能力的非合作研究与发展博弈模型,比较了有和没有吸收能力情况下的R&D投资影响,结果表明有吸收能力的企业R&D投资要更高,接着探讨了产品替代与互补关系下的技术溢出选择对产业的影响和社会最优选择的R&D投资水平及其补贴激励政策。     

国际性无形技术外溢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考虑国际性技术外溢中技术外溢方和吸收方互动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测算了我国各省吸收同化的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将其代入Coe和Helpman推导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利用我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自主R&D存量和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系数,同时,应用了分位数回归分析了无形国际性技术外溢对TFP的贡献随着各省市TFP的分位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自主R&D投资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我国各省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同样促进了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其作用要小于自主R&D投资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随着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降低。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动因及效应分析

随着跨国公司R&D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R&D投资开始登陆中国。本文从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动因谈起,并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投资效应。文章最后针对跨国公司在我国R&D投资的现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

组织中的地位差异是影响组织决策效率的关键因素。基于组织理论,从公司董事会内部地位差异的视角,探讨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以2009年至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使用基尼系数度量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的基础上,运用STATA 12.0软件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系统分析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环境不确定性对地位差异与投资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的升高,成员间信息交流受到阻碍,从而显著加重了企业投资不足的情况;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升高时,董事会成员地位差异与投资不足的关系会得到缓解。研究进一步发现,基于董事社会资本形成的地位差异会加重企业投资不足的情况,而基于政治资本形成的地位差异则与投资不足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当考虑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时,基于政治资本形成的地位差异会加重企业的投资不足,但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升高,基于政治资本所形成的地位差异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会被削弱; 而基于社会资本形成的地位差异对投资不足的影响并没有随环境不确定性的升高而发生改变。研究结论提高了对于组织内部成员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同时也为如何从团队整体角度考虑董事会成员的构成提供了一定的实践指导和理论参考。     

“研究”和“开发”与专利产出的关系研究——以全球R&D投资顶尖企业为例

由于R&D活动的宽泛性和专利申请与授权的创造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等标准与条件的限制,并非所有的R&D活动都能够产生专利,只有那些以满足专利申请条件的R&D活动才有可能产生专利;显然,专利产出效率与R&D投资结构具有密切关系;本文以全球R&D顶尖企业为样本,将R&D投资中的R与D进行区分,运用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分别计算R和D对专利产出的贡献;目的是揭示全球顶尖企业R&D投资结构与专利产出的关系,在发展R&D投入产出结构理论的同时,为中国企业的技术赶超与跨越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持。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全球顶尖企业的R&D投资中,R经费的比例占80%左右,R对专利产出的贡献是D的2倍左右,但具体行业存在差异。研究结果除具有理论参考价值外,对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实现自主技术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R&D投资结构优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跨国公司对华R&D投资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对华R&D投资也呈加速化的态势。本文在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R&D投资的动因、特点及其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对跨国公司R&D投资的若干对策。     

关于企业R&D投入与绩效关系的探索性研究——基于深市创业板102家高科技成长型企业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102家在深市创业板上市的高科技成长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对这些企业的R&D投入与其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R&D投入与主营业务利润率显著正相关,且资金研发投入与绩效的滞后期为2期。R&D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收益以及已授权专利数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     

存在研发投资溢出时的企业市场绩效分析

在古诺竞争市场结构下,建立了具有R&D过程的双寡头博弈模型,从促进技术进步、产品的价格、企业的生产规模、企业的利润以及总福利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存在研发投资溢出时,在不同的R&D策略下企业的市场绩效。研究表明,企业的市场绩效不仅与研发投资溢出率以及产品的差异度大小有关,而且与R&D效率的高低有关。     

基于机构投资者的董事会效率变化研究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对董事会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机构持股比例与当期的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领导权机构、董事会激励机制和董事会会议次数无显著相关关系,但与后期的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会议次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从而证实了机构投资者对董事会效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这对目前我国监管机构提倡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的政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具有不对称网络规模的寡头市场条件下企业的R&D动机研究

本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方法,研究了网络外部性特征产业中具有不对称网络规模的寡头市场条件下,潜在技术主导厂商的R&D决策以及创新动机.重点分析了网络外部性、产品兼容性、溢出对具有不同网络规模厂商的R&D决策及创新动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一)网络外部性的增大(或兼容性的减小)将增进"大"厂商的R&D投资和创新动机,而减少"小"厂商的R&D投资和创新动机.(二)"小"厂商可以通过大幅提高产品质量来克服网络外部性对其产生的负效应,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市场的主导厂商.(三)溢出削弱了厂商的创新动机,但是跟随"小"厂商可以比跟随"大"厂商从溢出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R&D合作与政府最优政策博弈分析

本文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对国内和国外两个企业的R&D行为及政府的补贴政策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当企业间的R&D交流很少时,两个企业的R&D投资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当企业间存在密切的R&D交流时,两个企业的R&D投资可以互相促进;(2)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是必要的,可以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3)政府更倾向于补贴本国企业。     

基于定额的国防采购R&D成本补偿模型研究

本文对国防采购中R&D成本补偿模型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R&D成本补偿方式--基于定额的R&D成本补偿模型,并对其特性进行探讨,所得结论表明:定额补偿模型不仅形式简单,具有效率,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优良的均衡特性,使得军方可对厂商的投资行为进行控制.与比例补偿方式相比,定额补偿不仅使军方更易控制补偿成本,而且在国防采购实践中更具有可操纵性.此外,对定额补偿方式下厂商投资行为的均衡分析还表明,当参与项目研究与发展的厂商为两家时,不仅可以使军方的补偿费用最少,而且也最容易达到军方所希望的投资均衡.     

考虑决策者期望的企业R&D项目投资路径演化博弈研究

企业在对R&D项目投资时的路径选择行为受到决策者期望的影响。本研究在分析R&D项目投资路径及其决策者期望的基础上,根据政治关联性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构建了考虑决策者期望的企业R&D项目投资路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表明：民营企业是否选择最优路径的策略影响着演化均衡;对民营企业来说,初始投资额差异对该类企业选择最优路径的概率的影响完全一致;乐观决策者的数量、群体规模、决策者期望差异和初始阶段的投资额差异对两类企业选择最优路径的概率的影响程度不同。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路径选择的主要因素是乐观决策者的数量、期望差异和初始阶段投资额差异。以上结论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更好地进行管理策略实施。     

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R&D激励政策评价

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R&D投资策略通常对企业价值和消费者剩余起到作用相反的不同影响,从而对基于社会福利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的科学制定带来挑战。针对旨在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从而垄断清洁能源新兴市场的两非对称企业,结合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和社会福利模型,通过数值模拟以分析社会福利与影响其变化的补贴政策及其它诸多因素间的动态变化特征并提出相应的可再生能源电力R&D激励政策建议。结果表明：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在发电新技术R&D补贴和上网电价补贴政策的各组合应用中,企业间的R&D能力差距越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技术的初始价值越大以及R&D成本越高,政府越应该鼓励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反之则应鼓励竞争;随着电价补贴的提高,企业间的R&D竞争应受到鼓励;一定范围内,R&D补贴和电价补贴均能提高社会福利。论文创新性地揭示出可再生能源电力R&D投资的最优投资时机选择、电价补贴政策组合与社会福利三者间应有的内在联动关系,为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有效激励和管理提供富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电子通讯企业R&D国际化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采取数据包络分析法对2003~2008年我国电子通讯企业R&D国际化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应用模型分析了其外商R&D投资企业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研发资本三要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我国电子通讯企业R&D国际化的投入和产出均逐年递增,但技术效率并不是递增的,现阶段上述三要素的提高与其R&D国际化技术效率之间并非正相关。研究提示电子通讯企业必须强化自身的技术能力与技术基础,外资引进应由"量"向"质"转变。     

女性高管与R&D投入: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2009~2012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女性高管对R&D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女性CEO可以显著调节女性高管对R&D投入的抑制效应。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的省市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依次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因果有向无环图(DAG)等分析方法,旨在探讨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两两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金融发展是引致技术创新的直接原因,即国内金融发展和R&D投入之间具有很强正向关系,但以银行主导的金融发展结构不利于R&D投资;技术创新是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金融发展是引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也是间接原因,一方面,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内,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且直接的负向作用,但它可以通过促进R&D投入来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