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量词使用看英汉数量表达之异同

英汉语在数量表达方式上既有差异又有相似之处,英语中集体量词表达方式较为丰富,而汉语中则有着诸多的个体量词表达方式;两种语言均借助于名量词和动量词进行数量表达,而且名量词表达方式的使用频率均高于动量词表达方式的使用频率。     

汉语名量词的概念网络层次

概念世界呈现一种有层次的网络结构.那些能够在汉语发展过程中一直延续使用的名量词,一般都处于词汇结构的基本层和常用层,同时处于概念网络的基本层次范畴；而在汉语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淘汰或不再使用的名量词,虽然也处于词汇的基本层和常用层,但却处于基本层次范畴的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名量词在概念结构中的这种特点也影响到它们的组合能力,并在深层制约着名量词的历时变化以及对名量词的教学工作.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名量词使用中的认知特点分析

量词是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汉语习得中出现偏误较多的词类，而其中名量词又以其复杂多样对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学习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们通过对学生使用汉语名量词的情况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从相关认知原则出发，可看出少数民族学生虽对名词“有界-无界”的特征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对多义量词隐喻而来的抽象意义认知程度浅显，未把握住汉语对认知事物时的取舍、凸显等原则，因而在选用近义量词时偏误较多。     

有生量词的方言分布及类型特征研究

通过考察汉语方言有生量词的使用情况发现,不像其他语言的数分类词系统,汉语方言量词系统没有将“人/非人”“有生/无生”或者“人/动物/无生”等特征区别开来。汉语方言称量“人”和“动物”主要使用通用量词和形状量词,虽然有少数专用的量人量词和动物量词,但使用的限制多、范围窄,不具有普遍性。汉语方言的植物量词具有类型学共性,都来源于植物或植物部件,并且可以演变成形状量词。汉语方言有生量词系统应该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量词类型。     

宋元个体量词的发展

个体量词是汉语量词的主要组成部分,体现汉语量词的特色。据初步统计,宋元个体量词约有一百六七十个。根据使用情况,大致可分四类:一、沿袭前代用法的量词;二、这个时期已经衰落、口语中不经常见的量词;三、有所发展变化的量词;四、较早见于这个时期的量词。本文以三、四两类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其排列顺序则参考了刘世儒先生《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个“个”是这个时期最为发达的共性量词。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近代汉语里一方面奠定了名物称数必用单位词的原则,并且发展出众多单位词来,可是同时也似乎让个字逐渐扩展它的领域,变成一个独占优势     

汉语量词“颗、粒、点”来源探微

量词的发展和演进,一方面是汉字本身发展的规律所约定,另一方面词的双音节化也是量词发展的促成因素.经笔者统计,量词“颗、粒、点”的最早使用和广泛使用都是从佛经文献和医药古籍文献中来的,这两类文献是口语很强的两类文献.所以笔者据此可以推测,汉语中的量词用法,一方面是词义本身演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从语言学发展规律的本质上来说,交际和表达的需要是促进汉语量词发展的重要原因.个体量词是汉语量词中最活跃的一类,无论是在表达效果还是在使用频率上,都比其他类型的量词要灵活.因此,对个体量词的来源进行梳理,有助于较为全面地认识其词类性质和语法功能.     

汉语量词的俄语表达及比较

量词是汉语中表示人、事物、行为和动作单位的词,汉语的量词极为丰富,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词类,用途很广,且大部分来自名词.俄语中没有独立的量词词类,但有各种不同的表量形式.     

维吾尔族学生学习汉语量词偏误分析

量词是以汉语为代表的汉藏语系所特有的词类,也是汉语表达体系中最有民族特色的词类,量词一般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其中名量词的情况尤为复杂,这也是维吾尔族学生学习汉语中的一个难点。从维吾尔族学生学习汉语名量词过程中出现的偏误出发,找出出现偏误的原因及规律,可以为维吾尔族学生汉语的学习提供帮助。     

由“个”“条”“位”谈个体量词的泛化

量词的泛化不仅仅只是“个化”现象,也是名量词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通过对CCL现代汉语语料库进行统计,对现代汉语中三个最常用的个体量词——个、条、位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对三个个体量词历时与共时使用情况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三个量词的演化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个体量词的泛化现象,得出了以下结论:量词的泛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受到量词自身特点、词的使用频率及其所在结构的影响.另外,语言的“经济机制”、社会生活中交际的需求、文化的交流及碰撞、地城的分布及一些环境因素也都会对量词泛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略论厦门话量词

汉语量词具有普遍性、多样性、灵活性和地域性的特点。本文主要拿普通话量词同厦门话量词做比较,讨论厦门话量词的地域性特点。一厦门话量词的地域性特点首先表现在:厦门话有自己特有的方言量词。厦门话量词,据我们初步收集,约三百八十个,其中,属于厦门话特有的也就是普通话里没有的量词有一百四十八个,约占厦门话量词的三分之一强。现列示如下(括弧里的词指该量词通常配搭的名词或     

安陆方言物量词比较研究

在安陆方言物量词中,有的为安陆方言所特有,有的与普通话相同,但在和名词的配合上,与普通话并不一一对应,这就形成了安陆方言物量词与普通话物量词之间多义性与交叉性、近义性与差异性、具体性与模糊性的对立.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古汉语物量词的不同遗留和特有的民俗文化的影响.     

英汉动名词语结的差异浅议

语言中既有名词特性又有动词特性的那类词是动名词,英汉动名词语结因英汉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而不同。英语有大量的形态变异,而汉语缺乏形态变异,使得英汉动名词语结的任何形式在构成要素和语法结构上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根源在于操英语者和操汉语者分别强调抽象逻辑思维和形象具体思维的不同文化,文化影响语言。文章在明确动名词语结概念的基础上重点揭示英汉动名词语结不同形式的具体差异,并深层次挖掘其差异的文化源头,以期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动名词有更明确的认识并通过英汉对比提高英语学习。     

文化传播学视野下的布依族汉语民歌研究——以黔中地区为例

黔中布依族中除流行本民族民歌外,还流行大量汉语民歌。这些汉语民歌有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历史传说歌以及儿歌等。其中以礼俗歌与情歌数量最多也最具特色。黔中布依族汉语民歌是汉文化传播的结果,属于自然传播,符合文化传播中的“适应原理”,其体式上与汉族民歌相同,但演唱方式有较大差异,内容、风格也具有浓厚的布依特色。无论是礼俗歌还是情歌,在汉族民间已经缺少相应文化环境的情况下,却在布依族中找到了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布依族中的汉语民歌虽然使用汉语,但已融入布依族文化体系,成为布依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布依族汉语民歌属于布依族民歌。     

从贵州石头、龙泉、打冉、辉岩四个村寨看布依、汉两种语言的替换过程

我们先后对贵州省六指特区、惠水县石头、龙泉、打冉、辉岩4个村寨的语言使用状况作了调查，认为这4个村寨处在布依、汉两种语言接触、竞争的不同阶段。透过它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部分布依语是如何从兴盛走向消亡的。     

动量词的流变

上古汉语中没有动量词,表动作的量,通常是把数词直接放在动词的前面,不用单位词,表示今天“数量+动”形式的是“数+动”形式。动量词产生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于唐时期,稳固于元、明、清时期。动量词的产生对汉语史是一件大事,对汉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祭祀对象看布依人文化哲学的“合金”性

祭祀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合理的祭祀对象可以对社会成员有着教化与引导的功能,黔西南布依族的文化与哲学在长期发展中已经融合了儒家的很多元素,从祭祀的对象的选择与确立可知,布依族的文化哲学呈现着很强的"合金"性特征。     

现代汉语中“者”的性质和功能

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中“者”是词缀而不是助词,因为助词关涉句法,参与构形,而词缀关涉词法,参与构词。它的语法功能是“名词化”,它的语义功能是转指并且有“指人化”的功能。     

略论汉语人体词用作量词

汉语中,人体词作量词用的现象较普遍,多数人体词是充当临时量词,也有一些单音节人体名词量词化后成为通用量词,二者可从意义和结构上进行判别。充当临时量词的人体词增加了语义表达的形象生动性。人体词的量词化是在隐喻或转喻的机制下完成的。     

关于对外汉语的量词教学的不同意见

汉语量词的“独特性”，很大程度上是人为赋予的。在对汉语中名为量词的带量词组的教学中，要透过其所谓的独特性，找出其中的外国学生易于接受的成份；避免深奥却似是而非的理论而还带量词组的朴实的真面目；实事求是地认可表量词与名词或动词搭配的多样性；把量词分成外国学生必须学会在说、写中使用的和应该在读、听中逐步理解的两大部分，以减轻过量的学习压力和避免过度的量词的近义干扰，这些是实践证明了的在对外汉语的量词教学中更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也谈"NP+的+VP"结构

“NP 的 VP”不宜看作“的”字结构,也不宜看作主谓结构,应该看作偏正结构。它的中心语VP是谓词性的,而整个结构却是名词性的,是因为词与短语的句法分类标准不一样:前者依据的是一组句法框架,后者依据的是其经常出现的句法位置。当特定句法框架判定一个词为VP时,它出现在任何位置上都看作VP,不然就会造成词无定类。也即“NP 的 VP”的VP只能看作谓词。“NP 的 VP”只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因而是名词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