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侠”释义及与“侠儒”之辨

“儒侠”最初被用来指代儒士、侠士两类人。在宋代被用来指代具有侠气的文人,及至明清,这一指代新意和人格气质得到了文人的广泛关注且被官方青睐,逐渐成为了读书人理想化的人格、行为范式之一,之后又在清末民初的救亡图存运动中成为民族自强的理想化人格憧憬。与此同时,“儒侠”这种人格风尚也反映在叙事文学中,在小说中涌现出了一批儒侠形象,尤其在新派武侠文学的影响下,其精神内涵不断发生着演变,最终汇聚成广义、狭义两种概念。“侠儒”虽然最初被用来区别于“儒侠”,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了“儒侠”的变体使用,两者都被用来指代具有侠气的文人。     

明代知识人群体与侠盗关系考论——兼论儒、侠、盗之辨及其互动

从社会史或法律史的角度来说,儒、侠、盗在性质和意义上均有所区别。时至明代,侠客史的发展出现了三大转向:一是儒侠与儒盗的出现,知识人日趋侠盗化;二是侠、盗之儒者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侠盗的出现,文人士大夫为侠、盗大唱赞歌,以及盗贼投身到儒家学者的讲学运动之中;三是侠客与盗贼出现一种互动的症候,即在侠客与盗贼之间,仅仅只有一线之隔。无论是儒者之侠客化乃至盗贼化,抑或盗贼之儒者化,无不都是明代社会流动加剧的明证。     

儒侠比较论

儒家文化和侠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比较儒侠之间的关系可发现,在"圣""勇""义""知""仁"等方面"儒侠互通",而在群体与个体、理性与感性、道德与审美等方面"儒侠有别",而两者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冲撞和融合,导致"儒的侠化""侠的儒化",为设计新的理想人生提供了可能.     

论儒侠互补

儒侠互补，首先，它只体现在部分士大夫的人格结构和精神品性上，特别是在儒道释思想无法应付外在的强大挑战时，这些士大夫的侠气质就会被大大地激扬出来。其次，它表现为上层雅文化与下层大众文化的一种互补，从而构成了总体文化的一个侧面。再其次，这种互补并不集中显示在系统的思想观念上，而更多地表现在文艺中，凝聚在文学中的“侠”形象上。     

侠文化初论

本文从中国古代侠的形成和发展状况出发,从思想渊源上证明侠文化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儒文化既正面冲突,又反面补充,共同完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中庙堂与江湖奇特的整体性.     

论柳宗元散文中的"侠"意识

在柳宗元的传记、游记、寓言等三类散文中,都蕴含着的侠的意识,通过具有侠的意义的人和事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具有正面意义的侠意识,也通过寓言表达了作者对侠的消极方面的警示.柳宗元对司马迁以来的侠的观念作了道德化、伦理化、政治化的选择和提升,他和许多唐代文人的共同努力,使中国侠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梁代文人咏侠诗的审美表现

侠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早有,随时代发展又呈现出异彩纷呈的艺术特色。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期,梁朝偏安南方一隅,其文人咏侠诗不仅反映出独特的时代风貌及前代文学影响,也体现出文人独特的心态及文风。文章从梁代文人咏侠诗的审美现象--诗中豪气、地理及季节特点、侠的佩带物及表现的知遇情结,仍可找出诗中深藏的文化根源,及梁代文人咏侠诗得以呈现别具一格的审美观的成因。     

郭沫若的创作与侠文化精神

郭沫若对侠文化有独到的理解,在文学创作中对侠文化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在对其时代内涵的开掘运用中彰显出侠文化精神的独特魅力。从五四时期崇尚强力思想到抗战时期从侠义题材中开掘民族精神,体现了他的侠性心态的演变轨迹,也传达出他的人格建构和文化建构的价值理想。但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意图,致使其作品的艺术魅力相对冲淡。     

文人之侠的崛起对中晚明文学的影响

中晚明是文人之侠日渐崛起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文人尚侠的数量与规模,还是文人交往中对“侠”精神的认同,都显示了较之以往更为集中和典型的态势。“侠”成为文人一种颇有影响力与认可度的品质,进入文人的精神内核。中晚明文人之侠的崛起,推进了明代求“真”尚“情”文学思想的演进,成为多元思想并存中重要的一极。     

由《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看高罗佩的儒家文化观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着重表现狄仁杰缜密推理、屡破奇案的同时,也有意彰显了狄仁杰所具有的儒家理想人格以及他对诗歌创作应直面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这一儒家诗教观的认同,从而折射出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的肯定与褒扬。与此同时,作品还匠心独运地呈现了狄仁杰武艺精深、除恶务尽等富于"侠"之色彩的形象侧面。这种对于狄仁杰形象"儒、侠互融"的独特诠释反映了高罗佩在认同儒家文化正面价值、感佩儒家理想人格精神之际,亦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传统士人群体在行动思维、内在精神等方面所具有的些许消极作用,以及他意欲通过侠文化的正面价值取向来对此进行修正的潜在希冀,由此投射出他对包括儒家文化及侠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体悟和认知,并凸显出其在呈现、诠释中国文化之时所秉持的理性思辨精神。     

批判中建构:论鲁迅与侠文化精神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维,侠文化精神是侠文化之话语内涵的价值核心.鲁迅对侠文化进行了批判性改造,继承和发扬了侠文化精神,致力于文化与人格的双重建构.这种文化改造思路对当前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论墨侠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系多个文化流派的融合,如:儒、道、法、佛等,已成共识,但学术界对在先秦时尊为"显学"的墨家学说却提及甚少,甚至不少人认为墨学自汉代以后就彻底消失了.墨学真的消失了吗?从历代活跃在民间的"侠"中,我们看到了"墨"的影子.本文通过分析墨、侠的源流关系、对侠义精神的认识以及使受墨学影响的表现等,证明了墨学并未消失,它一直以侠的形式流传在民间,直至今天仍彰显其时代价值.     

中晚明"山人侠"略论

山人是明代兴起的特殊社会群体,山人之任侠则使中国古代侠史上涌现出新型的一个类别即"山人侠".侠是明代山人文化的核心和明代山人的精神内涵.山人以侠的方式和气质塑造自我,参与现实,影响社会,实现了其存在价值.对山人尚侠之风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明代底层文人成为山人后的生活走向,也使我们能进一步探索山人的核心价值.侠的叙写和侠气的抒发,成为山人文学创作的动机与主要内容,给明代文学带来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山人在塑造自己侠的形象同时,也完成了他们作为一种文学形象、文学题材的构建.     

章太炎《訄书·儒侠》思想评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忧国忧民的时代精英们把目光共同投向了被正统文化所排斥的"游侠"身上,章太炎力图从自己的文化底蕴中找出游侠与时代的结合点,从而选择了"儒"与"侠"并举可以达到"躬行"与"力为"的有效结合,以促使革命顺利发展.     

中国侠文化流变试探

中国侠文化迄今为止经历了神话原型、历史实存与文人“幻设”三个发展阶段，伴随着与各时代历史特点相适应之复杂演变。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了“侠性”的三大“板块”。本文对侠文化所作的脉络整理与内蕴探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这一“中国民间信仰”。     

论元初"以儒治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在金元之际提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 ,在忽必烈时代开始形成 ,其间蒙古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虽以儒学为主 ,但较为混杂。从元成宗始到仁宗这一时期 ,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正式施行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趋于成熟化     

民族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的抒写者——萧军与侠文化精神

作为一个深受侠文化影响和侠文化精神浸润的新文学作家,萧军在现代革命意识指导下,结合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侠文化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他从侠文化中提炼出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资源和斗争力量,抒写着民族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以唤醒广大民众的爱国救亡热情,从而使传统侠文化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下呈现出新的话语蕴藉,体现了萧军的个人英雄主义人格追求和自由主义文化理想。     

侠的变迁

早在春秋时代,侠已有零星活动,但以团体的自觉的方式出现的侠则源于战国墨侠。纵观中国古代侠的变迁,从先秦而两汉,而唐宋、而明清,渗透于侠的意识当中的仍是封建的纲常观念、实际上,侠的所有外在言行无不植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模式。一部侠的历史,就是侠从“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一世”的慷慨气度走向依附关系和奴性意识增强,并最终异化和堕落的过程。     

从英雄“风骨”到文人“意境”——论唐代咏侠诗的艺术流变

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详细考察了咏侠诗在唐代艺术流变的轨迹及其与初唐诗风转变、盛唐风骨以及"意境"理论的互动关系。作为一种具有外向性特征的"咏志"文学,咏侠诗与社会文化形态和美学思潮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初盛唐咏侠诗中作为现实描摹对象的"侠少年"到晚唐咏侠诗中作为理想投射客体的"侠客"的转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演变轨迹。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是文人的社会处境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文人的自我社会定位的变化。这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出在唐代文化形态的转型及其在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方面所产生的巨大位移。     

从弃儒入佛到弃佛归儒 ——屈大均的独特遗民人生

明遗民屈大均在明清之际的动荡社会中,弃儒入佛,后又弃佛归儒,并成为遗民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之一,演绎了一道乱世文人的独特人生轨迹:因父亲生前不仕异族的教导和满族薙发令的逼迫而弃儒出家;后又因事亲和认为儒优佛劣而弃佛归儒,并提出和采取了正本清源、以儒易禅及抨击“忠义佛门”等辟佛主张和措施;有意思的是屈大均生前已弃佛归儒,死后人们却不许其归儒,构成了特定时期一种奇特的遗民命运,从中可以管窥明遗民命运的坎坷与悲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