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道德基础:从卢梭到马克思

在对现代性的批判性理解中,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存在一种本质联系。在面对文明时代人类的不平等以及社会腐败问题时,卢梭率先发动了对启蒙学者的批判,认为现代政治处于非道德化状态,使政治与道德处在紧张与对立之中。面对这一现状,卢梭首倡建立"道德政治"这一研究主题,试图通过公意来重建社会普遍性的伦理原则,进而重塑公民的政治道德,以此重新唤醒人们对共同体和公共精神的重视。卢梭的这一思想经由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在德国哲学中得到充分体现;最终,马克思把卢梭的普遍性形式落到了实处。     

文明批判:卢梭与启蒙运动

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关系极为复杂.在启蒙运动高歌猛进的时代,卢梭敏锐地看到了文明的进步本身具有的内在的对抗性质,意识到了启蒙主义可能出现的危机,并基于自然的理念对文明展开激烈的批判,不仅批判启蒙运动所批判的东西,而且批判启蒙运动所宣扬和维护的那些最重要的东西,而这种批判又正是启蒙运动之批判精神的深刻体现.从这个角度看,启蒙运动的终点不过是卢梭的起点,卢梭的批判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越了启蒙主义,在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现代性的危机.     

马克思对卢梭哲学中自由困境的克服与超越

为了解决文明社会中的自由问题,卢梭提出了公意概念和社会契约论,希求人们在公意和社会公约的基础上共同构建道德共同体,并作为遵守社会公约的共同体成员而获得自由。然而,道德共同体只是缺乏普适性和现实可行性的理想国,这构成了卢梭哲学中的自由难题。马克思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现实的人设定为其哲学的出发点,从而揭示了现实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是实现自由的必由之路。此外,他试图回归市民社会领域探求自由问题的根源,否定了在卢梭式的政治国家中实现人的自由的方案。通过对资产阶级私有制和资本的彻底批判,马克思最终实现了对卢梭哲学中自由困境的超越。     

卢梭道德政治思想图景中的文艺观

卢梭复归并超越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从道德的角度阐述了区别于同时代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在日内瓦是否应该修建剧院等有关争论,卢梭独具只眼地指出良好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不在于物质的积累与欲望的实现,而在于质朴的传统习俗与道德风尚.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道德的堕落.卢梭文艺观的底线,是保护真诚人格不受文明社会及其扭曲人性的机制的腐蚀,促进布尔乔亚成长为富于德性与责任担当的现代公民.卢梭纠结徘徊于个人权利优先性的伦理诉求与重建社会普遍性的伦理原则之间决定了卢梭道德政治和文艺观念的思想矛盾与内在困境,也是其思想呈现多面性的源泉.     

卢梭和康德

本文认为,研究卢梭和康德的关系有助于阐明人类思想发展的某些规律和特点。本文着重从康德道德哲学的出发点、方法论及其基本内容等方面,探讨了它与卢梭的政治哲学间的批判继承关系。     

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的内在张力——“两个卢梭”问题的新解读

卢梭的政治哲学是一种立基于共同体的个体权利取向的政治哲学.在探讨个人自由的维护问题时,卢梭运用先验理性主义的方法实现了自由权利的重建.在探讨个人自由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时,卢梭的政治哲学转向对社会认同问题的探讨.从上述两大领域对卢梭的政治自由观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消除人们对是否存在"两个卢梭"问题的困惑.     

论康德对启蒙政治的批判与重建

关于康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历来争讼不已。应该说,康德政治哲学缘于对启蒙政治的批判与重建。康德通过先验道德哲学批判了霍布斯以来的启蒙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又以实践理性重构了启蒙的个人权利思想,论证了自由主义法制国家的现实性。在道德和法之间,康德恪守其各自的界限,从而既规避了卢梭式的道德政治所具有的革命风险,同时又赋予了自由主义政治以一种深刻的道德尊严。康德哲学深化了启蒙。     

英雄德性与卢梭的政治哲学意图——对卢梭思想中苏格拉底与卡图问题的思考

由于卢梭既是一位"苏格拉底式哲人",又是著名的现代民主共和哲人,这种复杂的政治哲学身份使得卢梭的哲学意图变得复杂难辨。存在于卢梭思想中的"苏格拉底与卡图之争"构成了理解卢梭统一政治哲学意图的重要切入点。这一问题线索将以不断递进的方式,提示卢梭哲学意图中的三层核心要素。首先,卢梭从对哲学与城邦的双重关切出发,深刻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启蒙的反思;其次,卢梭以新的自然状态论及自然人性论为基础打造民主政制设计,这一计划本质上源于卢梭在启蒙的新处境下为哲学辩护的内在理由;第三,在卢梭深层哲学意图的推动下,英雄德性问题成为卢梭政治哲学计划能否取得成功的核心。对上述三层要素的总体把握,将有助于在整体上理解卢梭民主共和哲学方案的深层理由及其得失。     

卢梭的梦与苏格拉底

卢梭继承苏格拉底的古典政治哲学,他以苏格拉底哲学质疑启蒙运动。卢梭提出,商业文明滋生出毫无公民责任感的布尔乔亚,而人类社会的最佳状况是公民社会,只有公民社会中的人们才能够追求德性。与之相应,公民社会中的哲人不应当普遍启蒙民众,因为启蒙运动只会使民众暴露在自然的暴戾之中而无处容身,哲人也必然随之变质。无论是在政治著作中还是在自传性著作中,卢梭都意在调节公民社会与公民哲人的关系,并试图建立适合公民社会的宗教或情感教育。可惜的是,卢梭的继承者们没能坚持卢梭的苏格拉底主义,他们对卢梭的偏执理解反而推进了现代性浪潮。     

卢梭:自负与偏执的立法者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卢梭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革命和乌托邦的幻想色彩.卢梭认为文明的缘起以及良好的人类制度取决于人的发明或设计:卢梭谴责任何形式的社会改良,主张并要求贤明的立法者在破坏一切的暴力革命基础上重建美好的社会。立法者的革命哲学是建立在否定传统和经验基础上的,这种自负的抽象化做法在其大规模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中蜕变为扼杀个性和自由的极权主义。本文试就立法者的革命哲学产生社会效应的原因、理论根源及其蜕变为极权主义的缘由作了初步的探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卢梭的政治思想带有明显的革命和乌托邦的幻想色彩。卢梭认为文明的缘起以及良好的人类制度取决于人的发明或设计:卢梭谴责任何形式的社会改良,主张并要求贤明的立法者在破坏一切的暴力革命基础上重建美好的社会。立法者的革命哲学是建立在否定传统和经验基础上的,这种自负的抽象化做法在其大规模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中蜕变为扼杀个性和自由的极权主义。本文试就立法者的革命哲学产生社会效应的原因、理论根源及其蜕变为极权主义的缘由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