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式参与与主体间性：居委会的社区参与策略考察

居委会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策略是动员式参与。在动员式参与之下,由于政治动员的路径依赖导致居委会和社区居民的主体性都没有有效地发挥。社区居民的参与呈现为主体的脱域状况,有效改善主体脱域状况的手段,是加强居委会主体性、社区居民主体性和外在环境的建设。     

浅析川陕苏区群团组织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川陕苏区的群团组织是党领导当地群众参与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活动的重要组织,是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群互动的重要纽带.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群团组织动员和组织川陕苏区广大群众,广泛参与了土地革命、戒烟运动、扩充红军以及辅助红军军事斗争等革命活动,向人民大众宣传苏区的各项政纲和决策.这种方式不仅发挥了群众的自主性,也实现了党坚持“群众路线”的目标,对我们今天坚持“群众路线”依然有借鉴作用.     

以微博为载体的网络动员规律探析——以 “云南青年五四奖章”微博评选为例

利用微博把常项评选活动作为网络动员的主要载体，将组织内的动员转变为以社会化动 员为主、组织系统内动员参与为辅的网络动员。通过社会化的动员，利用微博和网络投票相结合，将活 动的效果和影响力进行放大。通过对微博动员、网络投票、微访谈等动员方式和动员效果进行分析，可 观察到动员方式和参与范围关联度较强，而微博动员和传统网页流量关联度低。因此，在开展面向普通 群体的网络动员时，参与方式不能设置较高门槛;在面向有较强动员能力的网民时，参与条件必须明晰 且具有竞争性，能够通过在活动中的互动不断调动其积极性。     

现代社会动员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策略

现代社会动员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不仅推动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信仰信念的形成和发展。现代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有传媒动员、参与动员和教育动员,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应该总结现代社会动员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正视面临的问题,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了解群众心理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充分发挥现代传媒动员的作用,扩大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加强群众的参与度,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队伍建设,同时采取激励手段,建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长效机制。     

如何组织社区群众动员

社区群众动员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过程,是鼓励市民参与,积极投入影响他们生活素质的社区事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动员与社会组织回应 ——基于新冠疫情防控的混合研究

社会组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能够发挥补充和补足政府功能的作用。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特征,制度环境和治理能力视角下的研究难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借助扎根理论方法对动员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政府动员具有与疫情防控需求、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水平、政府日常工作相“适配”的特征,是一种“适配型动员”;进一步的案例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在不同层次上参与到疫情防控之中,但其参与受动员政策的影响有限,对政府动员显现出“低度回应”特征。提高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动员力,既要加强动员政策与社会组织实际需求的适配性,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执行监控。     

论现代社会的社会动员

该文论述了现代社会影响、动员人们思想、行为的内容、方式、结果,以及相对于过去时代的发展。提出传媒、竞争、参与是现代社会影响、动员人们思想、行为的主要途径。概括了传媒动员、竞争动员、参与动员的特点。论述了这些动员对人们思想、行为影响的性质与方式。为人们适应、驾驭现代社会提供思路,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参考和指导。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评析

建国初期的政治动员具有动员模式的运动化、动员主体的权威化、动员策略的灵活化和动员方式的多样化等特点 ,它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提高了党和政府的政治威信 ,推动了政治发展和经济建设 ,但同时也出现了某些负效应。     

城镇化进程中党风廉政建设探析——基于群众路线实践视角的思考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群众路线,不断建设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党群联系机制,推动党员干部政治实践方式的转变。城镇化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场域,借助于城镇化进程中所动员的民众政治参与需求和所形成的政治交往平台,用群众参与式民主的政治实践构建党群关系,形成党员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深度互动机制,实现群众路线的民主机制实践落实,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措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群众动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群众动员,是将“医疗卫生需要群众”和“群众需要医疗卫生”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通过有目的有组织的发动,不断发掘群众力量 ,并以制度化的方式有序推进。在这一过程中,真心为群众着想、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并使群众在卫生运动中直接受益,成为撬动群众热情的真正“杠杆”。     

群众利益与苏区政治动员——以川陕苏区为例

革命时期,党成功实现了维护群众利益与政治动员的有机结合.以川陕苏区为例,党通过维护群众利益实现了有效的政治动员,同时政治动员亦成为党维护群众利益的主要工作方式,尤其在执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甚至是革命年代唯一有效的方式.从结果而言,政治动员确实发挥了切实维护苏区群众利益的功效,同时亦起到动员苏区群众积极为中国革命最终胜利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作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创建至今,经历不同历史时期形成并始终遵循的革命及建设的制胜法宝.抗战时期是中国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民众动员理念,灵活的动员方式,取得了民众动员的巨大成功,民众动员的成功经验再次表明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过程中显现出的持续性、目的为民性、广泛性、深入性及有序性特点,对探寻当代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网络议程设置与政治参与:基于一项调查实验

互联网时代给议程设置模式及大众行为都带来了深刻影响。利用调查实验方法,可以探究不同类型议程对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不同影响。总体来看,网络议程讨论仍然集中在事件属性本身,泛政治化倾向尚不严重。其中,国际性事件最容易引发政治参与,并主要通过集体式的讨论方式实现;社会性事件容易增强网民的社会式参与,机制主要是对社会矛盾和政府治理议题的关注,而对其围观式的讨论方式也容易带来制度外参与行为;政治类事件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模式更复杂,触发点也更多元。总之,互联网时代,政治参与影响要素更为多元,议程设置、议题属性、讨论方式等都发挥着不同作用,对政府网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     

大跃进中的政治变迁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大跃进中,党取得在政治体系的绝对地位,中共政治由此在大跃进中发生三大变化。以组织、思想为取向的官僚政治的形成,使得政工干部习惯和擅长的群众动员成为中共的主要行为手段,为在文化领域革命中引入群众动员打开了缺口;之后群众动员在经济领域遭到失败,但充斥于大跃进中的乐观主义和盲目自信使得中共政治的重心转向经济领域之外,在文化领域发动革命成为可能选择。并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党内分歧激化并公开化,而解决分歧的方式也由“文明准则”变为严厉的政治斗争,使得打击党内的“走资派”渐渐提上日程,中国政治日益偏离正常轨道。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诸多特征和内容都可在大跃进中窥见端倪。     

法国大革命中的传播活动

法国大革命呈现了不同于英美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在缺乏现代化传播媒介的法国,谣言、团体和报刊等传播方式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革命、推动革命不断向前发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形成了法国革命独特的政治风格和文化风格.     

村民理事会参与乡村公共性构建：作用、基础与路径——以安徽省怀宁县大洼社区为例

乡村公共性建设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动员主体逐步由国家政治性动员走向社会自主动员。在此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治理单元偏大、村庄内生性治理主体缺位等问题,村民理事会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一个超越个体和家庭层面存在的组织力量,它在动员村民参与构建乡村公共性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以往对村民理事会的研究忽视了其作用发挥的空间场域,以村民小组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构成了乡村公共性生长的内生社会基础。在熟人社会的空间场域内,通过有效构建并利用共同体认同、正视村庄阶层分化、采取逐步动员等路径实现对村民的有效动员,可以增强乡村公共性。     

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政治现代化意义上的讨论

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导致政治参与扩大，政治参与的性质和形式需要做出制度变革。但至今，民主政治建设并不具有政治参与扩大的制度化意义，精英参与体制在结构与功能方面没有出现根本变化，而且，面对多元社会的政治权利诉求，政治体制一直通过加强精英参与体制和经济增长来缓解和降低政治参与扩大对现行体制合法性所造成的压力，把政治参与诉求管控在以往动员式参与的组织动员水平上。然而，政治参与的广度或范围已经达到足以引起制度变革的水平和条件，因此，将政治参与纳入政治现代化的制度化与法治化的轨道之上，避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导致政治社会失序，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政治发展意义。     

作为社会动员机制的抗疫公益广告

抗疫公益广告作为社会动员中传媒动员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与新闻舆论相伴随和相呼应的特征。从“对社会动员”到“由社会动员”的转向中,抗疫公益广告自下而上的“由社会动员”特性,唤起了公众从内心到行动的同意、认同和参与,是中国抗疫行动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基于理性的舆论引导、信息激活功能,以及感性的氛围营造和共情营造功能,需要从社会动员和广告传播两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抗疫公益广告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需要从顶层设计、激励和评价体系构建、共情营造和广告引导、国际传播等方面进行应对和提升,使其在抗疫社会动员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