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人物命名规律

<正> 聊斋故事中母亲很善于为子女命名。云萝公主生长男,曰:“此儿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生次男,举之曰:“豺狼也!”立命弃之,其夫不舍,云萝遂为之取名可弃。后来大器17岁及第,可弃赌博无赖。人如其名,丝毫不爽。细柳嫁给高生后,知高享寿不永,生子命名“长怙”,高生问命名之义,女答:“无他,但望其长依膝下耳。”“无父何怙。”高生终于早卒,长怙失怙,美梦落空。这些慈母熟谙“名以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中西哲学形而上学之比较

中西哲学对形而上学的问题意识和路径各不相同。西方哲学将之阐解为从知识达到价值与意义世界的问题 ,走的是转识成智之路 ;中国哲学将之视为形上智慧的呈现与实现方式 ,走的是由智化境之路。然而 ,“转识成智”和“由智化境”分别是人类理性探究人生意义与价值问题的展开环节。真正的形而上学必须包括本体论与境界论 ,未来的形而上学应当是两者之合。中西哲学之争将由此趋于融合 ,达到解决。     

儒家德智关系论探究

儒家德智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先后经历了“德智不分”、“以智帅德”、“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分辨、“良知与闻见之知总是一知”这几大发展阶段。它一方面表明,未来德性发展的走向必然是科学的、理性的;另一方面又说明,作为德性精神支撑的知识与外在客观知识虽有必然联系,但两者依然不是同一类型的知识,需进一步打通与融合。     

周族烈山氏两后稷时代考辨与上古甥舅相承制──兼说周族的来源及迁徙

周人始祖后稷弃是什么时代的人？古代文献中有三种不同的说法：1．弃为尧舜时代人。此说以今文《尚书·尧典》为代表：“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2．弃为夏末人。《礼记·祭法》：“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3．弃的活动年代经历了唐虞夏三代。《史记·周本纪》谓帝尧时，“举弃为农师”，帝舜时，封弃于邰号后稷，“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这些说法是互相矛盾的，于是自古以来的学者们不断地试图解释这些矛盾的说法，也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看…     

再议“善相”——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

在牟宗三的学理中,存有论是指“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而不是指“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之真实存有性”。前者的重点在于说明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之成为存在,后者的重点在于说明本心仁体或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创造实体是真实的,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牟宗三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规定为“物自身”,源于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误解。智的直觉原指“本源的直观”,意即不需要外部对象刺激即可形成质料的直观,牟宗三则将其理解为一种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因为本心仁体的自我体认以及创生道德存有,都不需要借助时空和范畴,所以牟宗三便认定这种思维方式为智的直觉;又因为在康德那里智的直觉是针对本体(物自身)的,所以牟宗三又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存有对象称为“物自身”。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     

从“子罕言利”谈孔子的义利观

《论语》载:“子罕言利”(《子罕》),又载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因而历来许多人认为,孔子重“义”轻“利”。南朝范宁说:“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南宋朱熹则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四书集注》)宋代理学家是主张“天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和 1 8世纪的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之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 ,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 ,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 ,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但侧重于“人智” ,“原欲”则以隐性形态存在着。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均因“人”的母题中“上帝”成分的存在而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疏离与反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 ,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学思想 ,主要接纳的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原欲”与“人智”意义上的“人”的母题     

墨子的认识论研究

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墨子思想体系的建构及其对物质世界的探索都源于其认识论。研究墨子的认识论能促进哲学理性思维的发展，激起人类认识自然的无畏勇气。这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理论探讨，无疑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一、“知”的定义《经上》：“知，材也。”“知”当解释为“知道、了解、认识、认知、感知”，“材”当解释为“资质、才能”，故《经上》当解释为“认知是人们的才能或能力”。诸家均将此条“知”训为“智”①，如“张云：知读智。曹本作智。孙云；此言智之体也。纯一案知同智…     

“而弃规矩”臆解

《庄子·胠箧》:“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此段文字,由三个对仗工整的复句组成,本不应有何疑惑,然历来注家对“而弃规矩”中之“而”,均未有妥贴的训解,可谓一大缺憾。现今看到的注本,自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到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王力《古代汉语》,于“而”下均无一言。未释之原因,盖以为此“而”即一般连词也。于是,陈鼓应遂将“毁绝钩绳而弃规矩”作为一读,中间不再点断。若如此,则破坏了整体行文的对应。对此,前人不是没有怀疑,北大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此句云:“而弃规矩,‘而’即‘然’,是‘燃’的假借字(参用王引之,阮毓崧说);‘燃弃规矩’与上句‘毁绝钩绳’为对文。此句言把所有的圆规、方矩等工具都烧毁。”此说给     

秦刑弃灰原因?

《汉书·五行志》:“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殷时也有过这样的禁令,“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韩非子·内储说上》)在路上撒灰小事,何至施黥或断手的重刑?古人有释。孟康说:“商鞅为政,以弃灰于道必玢人,玢人必斗,故设黥刑以绝其原也。”(《汉书·五行志》注) 《韩非子·内储说上》记:“殷之刑,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它们所提出的原因是弃灰会坋人或掩人,因而引起被坋或掩者的不满,以致争斗,故而加刑禁止。其解释是不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