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情调的“东方想象”——析博尔赫斯小说的东方主义话语

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东方想象”承载了异国情调的符码,其鲜明特征是:用东方主义的话语,讲述和编织以西方世界为视点的故事,将西方中心主义内化于东方式的话语表达机制中；在对“东方”的想象与改写中,作者习惯于用人类学家或种族志学者的视角去看待异质文化,流露出“欧化”知识精英的优越感.博氏的这种东方主义话语具体呈现为三种话语策略:历史虚构、镜式书写、启蒙范式.     

文学自然主义与胡塞尔现象学

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实证主义哲学相关,而且其代表人物左拉等人的诗学观念与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哲学观念在精神气韵上息息相通。自然主义作家所强调的"回到自然"、"客观中立"、"真实感",与胡塞尔现象学所强调的"回到事物本身"、"现象学悬置"、"意向性"分别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     

左拉:“人”的神话的陨落——论左拉小说的文化时差

作为自然主义所倡导者的左拉,他的名字往往和这一流派捆在一起,而由于自然主义在我国曾长期受贬抑,所以左拉也总是得不到现实主义代表作家那样的礼遇.近些年来,不少研究者纷纷为他打抱不平,写了些“翻案”文章,以图扭转这种局面,给左拉和自然主义以应有的地位,但实际效果并不见佳.综观以往的研究,贬抑者认为,自然主义偏离了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它的出现标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欧洲的衰落;左拉作为自然主义的倡导者,他的成就不在于自然主义本身,而在于他的创作实践突破了理论的束缚后走向了现实主义,不过,自然主义的倾向在左拉的创作中仍然是存在的,是他的创作的“局限性”,因而他与正宗的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相比还略逊一筹.翻案者认为,左拉是19世纪现实主义的继     

“神－理性－人”的三位一体－－简论希伯来－基督教文学的人文性

希伯来-基督教文学崇尚群体本位、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蕴藉着一种宗教人本意识,隐喻着人对灵魂与精神提升的渴求,有自己特定的人文性,它也因此在文化属性上表现出不同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异质互补特征.     

审美心理机制的差异性与反映生活的不同取向——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认识

“艺术乃心灵之物,这意味着对艺术的任何科学研究都将是心理学的,它虽然也可能涉及到别的学科,但心理学总是必不可少的。”——M.J.弗里德兰德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欧洲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又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自觉地以“文学应具有科学真理的精确性”作为创作的最高理想,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是他们创作的基本原则。然而,文学是精神的产物,“只有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创造活动产生出来,艺术作品才成其为艺术作品。”因此,由于作家的个性、心理素质、精神品格的不同,批判现实主义潮流中的不同作家,在“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按理,对于此类文学现象的认识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亚里斯多德早就指出过:“由于诗人个     

“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

现当代西方文论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冷热交替的过程。我国学界曾经的理论热一方面标示着对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渴望与追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过度崇拜和理论运用的失范以及运用者自身的理论匮乏。文本阐释与文学研究中运用某种理论和观念,体现了阐释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审美与人文的价值判断,符合文学评论之规律和规范,与西方文论之主观预设不是一回事,文学之跨学科研究也不等于“场外征用”。要理性对待现当代西方文论,不能因为其有某些缺陷而无视其对我国文学研究曾有的作用和依然存在的借鉴价值;不能因为理论热之弊而忽视理论之重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我们责无旁贷的理论原创与理论建设的历史责任。理论热后呼唤的是融合了古今中外之优良理论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文学理论,以及有理论深度和学术理性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的“毁坏”意识

在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大多没有了传统的英雄叙事品格,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战争结束的和平生活中,无论是死难者还是幸存者,到处显露的是生命与灵魂的被毁坏,“毁坏”意识已然代替了英雄主义题旨.现代作家站在战争之上审视战争本身,在毁灭性经验中反恩人类理性和文明的本质,质问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20世纪的西方战争文学实质上成为地道的“反战文学”.这是20世纪有关人类争端的新认识,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鲜明的纪念.可以说,“反战文学”已经成为20世纪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是西方文学史上沉重的伤痕之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西方传统文化信念和现代人的裂解痛苦.     

“上帝”的失落与回归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理性人本意识的反拨。但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文学明显表现出对新的“理性”与“上帝”的追求，显示了对更高意义上传统人本意识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