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元朝用人政策下文人生存状况及俗文学的发展

元代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科举也时断时续,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庞大的"在野"文人群体。元代文人为了生存,他们需改变谋生方式,弃儒而习别业:由吏入仕,或从事书塾教授,或从事商业,或为医,或为阴阳术士等等,一部分文人从雅文学群体中分离出去,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俗文学作家群,元代文人对俗文学并不排斥,多持肯定态度,尤其是在元代都市经济繁荣。娱乐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元代以杂剧和南戏为主的俗文学充分发展繁荣,元代文学丰富多彩并充满活力。     

元杂剧与元代文人心态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民族歧视使汉族知识分子在元代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儒士的心态极其沉重.元代文人心态也是近年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他们的心态在元杂剧中得以展现.     

元明之际耕渔轩文艺活动考论

元代末年,苏州名士徐达左在光福里邓尉山中构筑耕渔轩作为隐居之所。耕渔轩环境清幽宜人,艺术收藏丰富,不仅苏州地区的文人频繁来访,从外地游历至苏州的文人也慕名而来,因此逐渐形成了以耕渔轩为中心的文人圈。徐达左介乎醇儒与隐士之间的人格,在易代之际的江南文人中很有代表性。     

元代诗歌与散曲创作精神殊途悖反探源

有元一代自始至终的文化冲突形成了元代文人极其复杂的心态,当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时,他们做出的不同的抉择,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创作精神。元代文人对传统诗学继承的两种极端趋向,接受者不同的“期望阈”造成的诗、曲创作精神的悖反,创作主体情感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形成的诗、曲迥异的审美倾向,使得元代诗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雍容典雅、尊经循道、情在理中、合法合度;而元代散曲则冲破了传统诗学的藩篱表现出惊世骇俗的浪子才情     

元代科举对元代文坛格局的影响

元代科举长期废而不行,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士子文人失去了传统的仕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元代文坛的格局:元代士人阶层重新分化,文人群体雅俗分流以及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成为元代所特有的一个文化现象。     

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的变异─—从《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

本文以《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文人群体人格和《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清代文人群体人格为考察对象，以文人与封建政权的依存与对立关系为视点，论析了我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自魏晋到清代的变异。─—魏晋文人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所以在人格上不为封建政权控制和左右，表现出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较强的个性色彩。而从唐代以后，封建政权通过科举制度牢牢地掌握控制了文人士子的进身之路，因而使文人的群体人格意识遭到扭曲和压抑。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制艺更是把文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压挤到最低限度，使他们为了科学应试而扭曲灵魂，造成在人格上的极度失落。科学考试成了异化文人灵魂的工具。《世说新语》和《儒林外史》正是中国古代两种对立的文人群体人格的形象演示。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     

“西北子弟”与元代文坛格局

在元代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西北子弟"文人群体的出现,使得元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独领风骚,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服膺接受,多元与多种信仰包容并举,在元代游历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展示不同的诗文风貌和特质,呈现元代文坛所独有的突出的特点。西域粗犷、奔放的地域文化特点使元代文学别开生面,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西域作家群和汉族作家共同创作了元代诗文的繁荣,形成了元代文化和文学的多元性。     

行道与守道：元至明初文人人生模式的生成与转换

元明两代的文人由于受到宋代以来理学观念的影响,同时又面对朝代更替、民族冲突与融合以及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为了坚守自己或行道或守道的人生信念,必须作出出仕与归隐的选择,并由此形成其不同的人格心态,同时也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元代文人因民族矛盾所导致的政治边缘化的现实,造成了他们的旁观者心态,并构成其入仕而难有作为的行道理想失落与归隐山林而仍坚守儒者立场的"隐儒"身份。入明后的文人尽管有了出仕行道的机会,却遭致的是忧谗畏讥、动辄得咎的尴尬境遇,而更多的人依然坚守儒者的理想而隐居山林,这不仅使得他们的政治热情迅速减退,政治理想最终归于幻灭,同时也使他们复归大雅的文学理想成为泡影。     

论元代延祐科举的意义

延祐科举的恢复令广大士人欢欣鼓舞，改变了从吏进的入仕方式，对于馆阁文风的成熟有着重要影响。延祐首科得人之盛，引发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引导着天下学风与文风的走向。元代游士盛行，某种意义上说是取消科举后，文士入仕无门造成的奇特现象，成为元代一道独特的风景。延祐科举拯救了新生代文人的科举梦，同时也避免了他们重复老一代文士的遗憾，对于广大文人心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进而改变了元代中期以后的文学面貌。     

浅谈唐代巴蜀才子——记《唐才子传》中的巴蜀才子

唐代诗歌享誉天下,唐代文人才士无不吟诗作赋,互博赞誉。这些满腹才学的文人骚客流传下来的诗文数不胜数,创造这些灿烂文化的文人也比比皆是。元代人辛文房多方采集,搜集了其中398位以诗闻名的文人,撰成《唐才子传》,记录了他们的重要事迹,同时兼有简要评论,为后世了解唐代才子     

元代作家的民族、遗民身份及文学叙事扩张和抒情自由

元代的文人构成具有一些特点,从横向共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民族性问题。民族性主导下的元代文人具有了民族差别特性,而元代文学也具有异族征候。从纵向历时的视角来看,则涉及遗民身份及其所主导的遗民文学。元代文人的身份差别构成了别具特色的身份文学。而关于元代的整体文学风貌,也具有一些特色:一是基于叙事抒情的杂糅多体性,这以元曲为代表,表现为叙事的介入和抒情的自由解放;二是诗文这样的正统文学样式中的抒情呈现出自由之势,并相应地有了个性的突出和心态的平和,平易正大和奇崛的文风都是文人相对自由的存在状态所促成的。     

归隐中的人格精神——对元散曲隐逸意识的解读

归隐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恒久的主题,但它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像在元代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和普遍。较之前人,元人的归隐是不同的。他们不是消极避世,首鼠两端,而是对现实和历史深刻反思后所做的坚定而明智的选择,是肯定自我价值后找寻到的一种新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元散曲中就流露出浓厚的归隐意识。那种时不我遇之后的强烈的反叛精神在其中得到前所未有地绽放,表现出散曲作家蓬勃的活力;那种悠闲处世淡泊存身的人生态度,使他们享有潇洒自在又饱满充盈的生活;那种挣脱名利羁绊后新生的喜悦和对生命自由的热爱,表现了突现自我、放荡不羁的生命意识,展现了独特的人格精神。     

顾瑛的多面人格和多变诗风

顾瑛是元末诗坛的风云人物。他的家庭和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多面人格,这种多面人格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让他在不同人生境遇和环境中、或是与不同人交往唱和时表现出不同的人格与诗风。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吸引了众多的元末文人,他们纷纷来到玉山,与顾瑛诗酒唱和。顾瑛和他的玉山雅集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主导性价值观弱化、文人观念趋向多元化、人格追求走向多样化的结果,是明清两代对文人思想桎梏重新加强之后只能追慕而不能复制的奇迹。     

出处行藏之间的夷犹顾恋——宫天挺杂剧的文化意蕴

宫天挺是元代后期杂剧作家的重要代表 ,他现存的两种杂剧均可视为借古喻今、自抒怀抱的文士剧。表露于剧作中的才不见用与自求逍遥的怫郁心态 ,在元代后期中下层文人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映现其中的对封建政治的离心倾向和超越伦常规范的人格独立意识 ,给处于转折蜕变时期的元后期杂剧抹上了几许带有个性解放意义的时代亮色 ,堪可视为明中叶以后推涌而起的启蒙主义人文思潮的隐约先声     

南朝文人的忏悔心态与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悔过自新的人格修养非常重视。忏悔作为佛教中重要的思想和修行法门,对当时的南朝文人有很大的影响。本文概述南朝文人的忏悔活动以及他们所做的忏法、忏文,着重分析沈约、庾信等具有独特忏悔精神的文人,以此为视角来对南朝文人的精神世界加以分析。     

生命与文学的突围--论贬谪情结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本文试图探讨贬谪情结对封建文人在走出生命的困境与文学的困境中所起的桥梁作用.通过分析贬谪模式,作者认为人格理想是造成封建文人贬谪流放的最终原因,形成了他们郁结不散的贬谪情结;贬谪情结激发了封建文人的创作心理,以贬谪为界,呈现出鲜明的创作分野;贬谪文学成为他们最重要最完美的文学,成为苦难枝头上最绚丽的花朵.     

科举兴废与元代后期诗学思想的转变

对科举与诗消长关系的讨论在元初已经开始,但在实际经历过元代科举的元后期文人那里对这一问题有更为深切的感受,也因特定的时代环境,他们以更为主动的姿态抉择于仕进与作诗之间。诗社、文会也是有元一代极具特色的文坛活动,这种考诗较艺的活动与元代科举有密切关联,至元代后期,随着科举制度的禁锢,诗社、文会则更为兴盛,也呈现出与元初不同的内涵与意义。     

文人庭园与文学写作——以朱长文乐圃为考察中心

与建筑学界所强调的须在物质空间上富有特色的"园林"不同,"文人庭园"凸显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性、象征性和写意性。庭园不仅为文人士夫提供了可居可游之所,寄寓着他们人格的独立和品节的坚守,且通过文学书写,庭园得以超越物质空间的湮灭而成为历久弥新的精神符号,它记录并延续了文人士夫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对于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北宋朱长文的乐圃是典型的文人庭园,以之作为考察中心,可以探讨文学书写中的文人庭园的精神内蕴和书写者的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