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在坪石时期(1940—1945)的学生运动

中山大学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共产党广东党组织重视对中大学生运动的领导。抗日战争时期中大学生运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抗战爆发到广州失守;二是从1938年10月迁云南至1940年10月搬回广东;三是在坪石的四年多时间。本文所写的是第三阶段,前两阶段另文撰述。     

"全球化"进程与共产主义的历史命运

考察整个人类历史 ,可以得出其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并且始终伴随着共产主义思想、运动及其实践过程的结论。人类整个“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大的“圆圈”,由四个小的“圆圈”组成。第一个小的“圆圈”是第一次“全球化”后 ,在人类的“史前”产生了第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个小的“圆圈”是一个不完整的有断节点的“圆圈”,这个阶段的“全球化”是全球的“区域化”,产生了近似于空想的“共产主义”;第三个小的“圆圈”是“全球化”进入实质性阶段 ,产生了空想共产主义 ;第四个小的“圆圈”可以分为三个次小“圆圈”,这个阶段“全球化”空前发展 ,产生了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在多国建成 ,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可以预见必然是共产主义彻底、全面的“全球化”。     

陈独秀与非基督教运动

从1922年到1927年,中国爆发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讨论阶段,陈独秀对基督教时贬时褒,态度比较矛盾;在非基督教运动前期,陈独秀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分析和批判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会);在收回教育权运动阶段,陈独秀积极支持收回基督教会控制下的教育权,对运动多有指导。     

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对1919—1922年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1919——1922年,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这就是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19年),朝鲜爆发了“三一”人民起义(1919年),印度发生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19——1922年),土耳其发生了凯末尔革命(1919——1922年),以及在伊朗、阿富汗等国家,都发生了规模和程度不等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次规模空前的亚     

“五四”运动究竟是谁领导的?

掀开历史的帷幕,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五四”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意义巨大、影响深远的。然而,时至今日“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在国内外史学界,仍然是众说纷纭:言无产阶级是领导者有之;言资产阶级是领导者有之;主张“群龙无首”是自发产生者有之;对五     

农村宅基地退出概念厘定及内涵阐释——基于“三权分置”框架

综合运用经验总结与理论分析法，首先对农村宅基地退出发展历程进行三阶段划分；然后在简释宅基地“三权分置”内涵的基础上，对“三权分置”框架下的农村宅基地退出进行分类定义，并从退出主体、客体及方式等三方面对宅基地退出特征进行了分析；接着针对永久性和功能性两种农村宅基地退出类型涉及的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及资格权变化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对农村宅基地退出概念从“三权分置”角度进行总结厘定。     

"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

中国和印度,交通自古,文缘恒久。一部中印文化交流史,堪称人类跨文化交流的典范。进入现代,中印文化交流愈发交光互影,迈进全新里程;两国关系,虽然发生过不愉快,而且其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消弥,但也只属于“百分之一”。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温家宝总理、胡锦涛主席先后于2005年、2006年成功访印,建立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进入了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件标志性的事情,是印度经济学家、商务部长兰密施于2005年出版的Making Sense of Chindia: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一书,随即在印度及国际社会和中国引起巨大反响,Chindia一词成了热点关键词。今年四月下旬,为落实巩固胡主席访印成果,推动中印关系新发展,深圳大学和中国南亚学会联合召开“中国印度关系国际研讨会”与“2007中国南亚学会年会”。来自印度、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欢聚深圳,围绕“胡锦涛主席访印后的中印关系”、“CHINDIA的内涵及反响”、“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这是一次中印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盛会。在此,我们特向广大读者推荐三篇文章: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的《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Indiaand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著名美籍华裔印度学家谭中的《“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和北京大学教授尚会鹏的《文明整合与CHINDIA》。《21世纪的印度与中国》一文,表达了一位印度资深高级外交官对当下中印关系的积极评价和未来前景的乐观展望,充满睿智、殷切和对中印两国人民深深的爱。谭中的文章,凝聚着他和他的父亲——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谭云山先生两代人的中印情结,浓烈而深沉。尚会鹏教授则用CHINDIA/中印大同分层次的观点来阐述其阶段性,同时对中印文明整合催生世界新文明给予了肯定的判断和热切的期盼。     

"生态正义"还是"环境正义"?——试论印度环境运动的正义向度

“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是有着不同正义指向的两个概念。前者是伴随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一些学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再思考的产物。其主旨在于构建人和自然之间的正义关系,关心的是荒野、湿地、国家公园和濒危物种的安全。后者则是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和蓝领工人阶级等弱势环境群体为追求环境平等权益而掀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正义运动,关注的是“小微环境”也即人们“工作、生活和玩耍”的地方免遭环境不正义行为的侵害。用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观照印度环境运动的正义指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新型国家之一,印度同样面临着生态恶化的巨大挑战,但由此催生的本土环境运动却呈现出别样的旨趣和特征。这体现在它既不能等同于生态正义,也不能被简单划归于环境正义,毋宁说是二者的奇妙混合体。对印度环境运动正义向度的考察有助于甄别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深化环境哲学的研究,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和生态建设。     

论"五四"启蒙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民主思想之异同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我党早期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是我党早期重要的思想家和领导者。在“五四”启蒙时期(本文所指的“五四”启蒙时期,指新文化运动兴起和“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历史时期,时间起止约为1915年——1919年5月)他们已经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民主思想是他们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对两人在“五四”启蒙时期的民主思想做浅层的比较,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清末地主阶级改革派"借法自强"的主张及其实践

清末地主阶级改革派倡导的“借法自强”主张是对传统封建旧法的否定和对西方列强挑战的积极回应。它在鸦片战争后最初二十年 ,表现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主要内容是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和抵御西方 ;在 19世纪 6 0年以后体现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即是以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的伦理道德为主 ,以资本主义的科技发明为辅。地主阶级改革派将“借法自强”主张付诸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了解、介绍和宣传西方阶段 ;19世纪 6 0年代初至 70年代创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阶段 ;19世纪 70年代至 90年代大力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阶段。     

"全球伦理"视野中的印度宗教传统

由基督教神学界发起并得到世界上各种宗教团体广泛响应的全球伦理运动,提出了分别出自基督教传统和儒家传统的有关“道德金律”的表述,其目的在于从信仰、道德的层面来有效地化解道德沉沦、民族宗教冲突与环境恶化等世界性难题。“道德金律”的双面表述在逻辑上是不够完备的,印度的“非暴力主义”则可与“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和“爱人如己”的道德律令形成鼎足,使构建中的全球基本伦理更趋完备、充实和有效;伦理规范不可能脱离它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具体的文化、社会环境而孤立地发挥作用,印度的多元宗教传统及其所包含的一些特定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对于各门宗教之间形成多元共存、和平竞争的良性关系,亦提示了一种富有示范与借鉴意义的具体机制。     

“擦擦”与佛塔

“擦擦”是藏传佛教的一种艺术品。“擦擦”与佛塔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我国西藏佛塔塔腔内装藏“擦擦”的这一习俗源自古印度佛塔内盛放佛教圣物的宗教礼俗。“擦擦”在西藏的制作和供奉十分普遍,是藏传佛教佛塔艺术中的一颗明珠。     

“边缘地带”解决“三农”问题成败规律探析

研究"三农"问题成败的角度有很多,但从地缘政治视野中去探究"边缘地带"这一特定空间区域的成败经验,目前尚属空白。二战后的"四小龙"、日本和以色列都是成功的案例,而印度、伊拉克、伊朗则是失败的案例。总结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后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必须采取符合当时形势要求的外交战略和自身定位,通过至少与一个全球强权国家结盟,争取机遇和资源,实现"三农"问题的解决。     

关于“四声”与佛经转读关系的研究综述

由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四声"受到佛经转读影响的观点,在学界影响深远.百年来吸引众多学者围绕此对四声与印度古声明论、梵文悉昙、江南民歌、以及传统文化中的"四象"理论的关系,以及"四声"的创立时间及其发明者等问题展开探讨.这些研究不仅全面整理了"四声"形成背景的相关史料,丰富了"四声"形成与中印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理性认识,而且厘清了概念上的模糊和因此带来的认识误区,推动着关于"四声"问题的学术研究在前沿领域跨步发展.     

论二战中缅印战区的"东方诺曼底"

1944年底,中美英印缅联军集中兵力于中缅印战区发动攻势,将日军全歼于滇西和缅甸战场,取得堪称“东方诺曼底”战役的伟大胜利,与欧洲盟军“诺曼底登陆”遥相呼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汉语"四声"之形成与佛经"转读"无关论

关于汉语四声形成的原因,陈寅恪先生认为是由于"转读"佛经与古印度声明论之传入所致.通过对六朝时期"转读"材料的专门考察证明,"转读"不仅不是源自天竺之梵音,反而是僧人入晋后"适时"的结果,加之"转读唱导"在佛界中地位低下,因此"转读"既没有、也不能对汉语四声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月亮宝石》的(反)东方主义思维

《月亮宝石》对印度人形象的再现流露出东方主义思维的印迹,但也揭露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印度的剥削和掠夺,谴责了英国殖民者的贪婪与伪善。这体现出作者对殖民主义政策的反思和对殖民政策对英国本土的反向影响的关注。因此,小说构成对已被内化的东方主义观念与帝国主义意识的挑战。     

中医“证”“象”的现代哲学解读

百余年来对中医学的捆绑,皆根源于物质本原论哲学,而物质本原论属于还原论。现代科学和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已证明,物质并非宇宙的本原和唯一实在,关系存在要比物质实体更为本始,更为丰富。"证"为病"象",所标示的是人之生命系统的自然整体关系,其内涵和所藏信息远大于生命系统的物质构成,并对其有统摄作用。辨证论治不细究因果关系,却把握并合理处置了全部相关因果关系。中医之"证"和"象",不能还原为西医之"体",二者属于在认识上永远不能沟通的两个层面。中医之"证",是独立的能够自成体系的科学领域,有自己的无限发展远景。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切现代科学和西医学的成果都可以考虑为我所用,但一定不可放弃以"证"/"象"为本位,一定要保持对对象自然整体状态的全面考察。超越片面性哲学的束缚之难,是中医存亡与发展的根本所在;同时,在面对这种难局的斗争中,从中医的视角,更加彰显中国古代科学思维的伟大成就。维护和弘扬中医学,既是时代赋予我们发展中国医学事业的使命,也是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使命。     

致使义“把”字句的句式语义

借鉴"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的理论来分析致使义"把"字句的整个句式语义,可以发现致使义"把"字句中作为施事或当事的"把"字宾语却具备了"原型受事"的"非意志性"、"变化性"和"受动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