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法律文化对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的影响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文化复兴及文化整合,至西汉中期,儒家法律文化占据了法律文化的主导及主流地位,儒家法律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汉代法制的各个环节.儒家法律文化对汉代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方面.两汉郡县官吏在儒家伦理法观念、"无讼"观、"身正令行"观、德刑观及"恤刑"观的影响下形成了"春秋决狱"、综合治理、道德感化、调处息讼及"哀矜折狱"的司法之风.两汉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影响中国古代儒家化的司法传统及司法制度的形成.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     

汉代经学与汉代辞赋创作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衍化出的汉代经学延续了三百多年,是此后汉代士人具体生活的思想文化环境,其对汉代辞赋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汉代辞赋创作的阶段性特点,与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存在着内在联系;汉代辞赋所表达的政治理念与汉代经学所承载的儒家政治思想相一致;汉代儒道互补,影响及汉代辞赋家对个人出处以及人格理想追求的思考,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前期儒家人格思考意味颇重,而东汉中后期至汉末,道家人格思考则有渐趋强盛之势.     

经学与汉代士人心态

经学与汉代士人心态张涛儒家经学在汉代成为正统学术和统治思想，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统治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士人，由于经学的濡染、熏习，心态也已大大不同于先秦士人。汉代士人心态可以归纳为：...     

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经学与汉代的制度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文化与制度都受经学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汉代在推进和强化政权建设、建立健全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将儒家经学当做重要的理论依据,将儒家经学奉为最高的思想权威,武帝以后出台的选官制度、经济政策、救灾措施、法律制度等,其中无不闪动着经学的身影,无不与以经治国有所关联,而此举又从不同方面大大推动了我国古代传统制度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经学与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经学与汉代社会》评介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涛博士新近出版的专著《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 2 0 0 1年12月版 )是《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中的一种。该书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 ,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历程 ,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梳理。前三章论述了儒家经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的情况 ,考察了《易》、《书》、《诗》、《礼》(《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及其三传 )和《论语》、《孝经》等经典在汉代授受、流传的情况 ,分析了汉代经学各主要学派的形成、发展的主要原因 ;后三章研究经学与汉代政治制…     

北宋经学论略

北宋经学论略郝明工一、经学复兴何谓经学？当今通常作如下观：由汉代至清代的经世之学，儒家经典的阐释之学，故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学说，且将其归入学术门类。①但是，无论是就经学肇起，还是就经学终结而言，经学在其逐渐发展为经世之学的过程中，也就从统治阶级的伦...     

汉代经学的井田思想

汉代经学的井田思想秦学颀汉代的儒学大师们立足于大汉帝国的现实，全向总结了当时“汉家法周”的社会思潮，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汉帝国提供了一个“奉天法古”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就是经学。所谓经学，就是汉代经师们通过训诂章句，对先秦儒家经典中所体现的价值系统...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     

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儒家知识分子

＂道义担当精神＂这一共同特质使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和儒家士大夫可以联系起来考察。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士志于道,儒家知识分子代表人民,不断批判、抗议现实的政治权威,缓和了君主与人民的对立和冲突,对传统政治结构起到了稳定作用,形成中国的开明专制。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表现为这两种政治主体的协调和冲突的循环。     

中国古代的生态环保思想与法律规定

中国古代至少在西周时就有关于生态环保方面的规定,秦汉时将这些规定以法律形式予以颁布。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我国西夏王朝亦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涉及生态环保方面的法律。在生态环保思想上,儒家以“仁”为出发点,主张善待自然万物。宋时程朱理学的“天人合一”主张对于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发掘搜罗中国古代有关生态环保方面的法规定,探讨各家各阶段环保思想源流,对于我们今天的环保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历史作用

今文经学作为政治———社会解经形态 ,作为具有现实政治指向的政治儒学 ,复兴于晚清 ,首先是学术主体忧患———经世意识的寄托 ,其传播流布 ,对士林的政治主动性和经世学风提供支持 ,并具有启示和导向作用。其所具有的疑古精神成为分裂和瓦解经学传统的一个助力。尤其是其从学术向政治的跨跃及其发挥的批判现实政治、榫接西学的作用 ,更标志着其历史转折时期的真理地位     

儒家法律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儒家法律思想以"礼治、德治、人治"的主张贯穿于中国法律文化思想的整个过程中,不但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更深刻地体现于法律制度当中。在推进和完善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对儒家法律思想,要认真研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参考和借鉴。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论梁漱溟对西方政治概念的解读

理性、自由、平等等西方政治概念被认为具有普世价值,但这并不构成中国政治发展必须接受它们的直接理由。因而,用可被理解的方式将它们表述出来,让中国人能够认可便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梁漱溟以文化言说政治,给出了独辟蹊径的诠释：籍佛家唯识理论辨析理智与理性;以儒家伦理思想解释平等与自由。梁氏将佛学、儒学及西学知识三者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他解读西方政治概念的主要特色。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西汉长安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西汉帝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在经学兴起的时代,这里实现了经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经学人才的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这里为中心。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考察西汉文化史和西汉思想史,不可以不重视西汉经学在长安的地位和影响。而中国经学史中的若干疑问,或许也可以因长安经学问题的说明得以更好的澄清。     

经学产生原因新探

经学的产生不仅是汉武帝推崇儒学、罢黜百家形成的 ,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其政治原因是 :专制帝王需要一种理论权威维护政治权威。文化原因是 :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是一元化的 ,排他性都很强 ,而且都为政治服务 ,都希望自己学说被奉为经典。这种学术环境难免不产生经学。经济原因是 :中国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 ,而儒家扎根于小农经济 ,维护小农利益 ,小农乐于接受儒家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