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与技术侦察之辨析——基于程序改革的正当化视角

以刑事诉讼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和国家情报法的施行为标志,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出现了技术侦查和技术侦察两个法律概念,这导致侦查实务中法律适用程序出现空白、法律政策规定难以衔接和侦查机关可能刻意规避法律等问题。基于程序改革的正当化视角,将技术侦查和技术侦察统一为一个法律概念,分别建立犯罪侦查和情报搜集的适用程序,是修订和完善现行法律规定的可行思路。     

两大法系侦查程序功能比较及其借鉴

通过对两大法系侦查程序功能的分析和比较,指出了20世纪中期以来,两大法系侦查程序在法律程序不断完善中呈现出相互吸收、借鉴与融合的趋势。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侦查程序功能的特点,提出应从引入司法审查,限制侦查权、改变收集保全证据与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方式与手段等七个方面完善中国的侦查程序。     

论中国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从技术侦查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入手,分析中国技术侦查措施法律规制现状,包括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和其他相关法规和司法解释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 提出优化中国技术侦查立法的相关建议,如实现全国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的统一性立法,通过列举与概括的方式优化技术侦查的基本形式,细化技术侦查的审批程序,以及建立技术侦查措施侵权救济机制.     

实施卧底侦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初探

卧底侦查是侦破有组织犯罪、团伙犯罪等案件的有效手段,但与之的相关法律问题很少有人关注。针对卧底侦查的相关概念,卧底侦查存在的社会基础、法律基础等进行分析,并就卧底侦查的授权机关、实施主体、实施对象、实施程序、卧底人员之责任与保障等应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     

反恐背景下我国恐怖主义犯罪侦查取证程序的改革进路——基于安全与自由价值关系之间的消长博弈与动态平衡

依法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之重要任务。基于安全在法律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恐怖主义犯罪之特点,我国现行侦查程序在调查取证、人身羁押、权利救济以及特别侦查措施等方面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足和问题。为强化反恐防恐之力度,强固人权自由之保障,我国应在深刻反思自身问题病灶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国反恐侦查程序成熟经验,遵循国际人权法之要求,构建起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反恐侦查取证程序,实现有效反恐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     

论侦查程序的基本价值目标

侦查程序的价值具有多元性和层次性 ,侦查程序的价值目标也是如此。秩序价值、自由价值、效益价值和公正价值是侦查程序的基本价值目标。追求侦查程序的基本价值目标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侦查“重实体 ,轻程序”的弊端     

论违法侦查的实体减轻

违法侦查不仅具有诉讼终止、排除非法证据、要求补正或合理解释等程序性法律后果,也可以引发以减轻刑罚为代表的实体性制裁。作为一种实践理性,以国家机关整体利益为制裁对象的实体减轻根源于程序正义对刑罚正当性的影响,与程序性制裁共同形成违法侦查的双重制裁体系。在量刑层面上,违法侦查动摇了国家机关作为处罚主体的适当性,属于影响责任刑的量刑情节。在程序定位上,实体减轻针对的是违反程序规范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造成实质侵害的违法侦查行为。因此,在适用范围上,实体减轻仅与技术性违法侦查和应适用诉讼终止的严重违法侦查存在排斥关系,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程序补救规则的适用对象分别属于并列关系和交叉关系。实体减轻不仅可以彰显程序正义在刑罚正当性要素中的重要地位,也为被告人提供了一种新型救济方式。     

略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诱惑侦查这种特殊秘密侦查方式的合法地位,使其运行有法可依,并受到一定的程序规制。但是立法中概括、原则性的规定并未彻底解决诱惑侦查活动细则缺失、无有效监督机制制约的无序化状态。文章针对诱惑侦查的立法现状,比较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和立法经验,探讨了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问题。     

国家最高检察机关侦查职能比较研究

尽管大陆法系国家和英关法系国家侦查权配置的模式不同,普通检察机关不一定侦查犯罪,但对于国家最高检察机关而言,则都履行侦查职能。英国皇家总检察署的严重欺诈局直接负责立案侦查重大欺诈案件和职务犯罪案件,美国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负责反间谍侦查和对违反联邦法律的重大刑事案件侦查,德国联邦总检察院负责对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犯罪和违法行为进行侦查,法国驻最高法院检察院的侦查职责与驻基层法院检察院的侦查职责基本一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具有全国性重大职务犯罪及渎职侵权侦查职责。国家最高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责具有法律监督的的属性和功能。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监督中应引入“提前介入”程序。     

论对公安机关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

强制性侦查措施涉及到公民人身、财产、隐私等多项宪法性权利.我国目前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取,是由公安机关自身按照完全的行政运作模式进行的,而外在监督不可或缺.但目前我国对公安机关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存在着监督内容扣范围不明确、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侧重于事后监督、无统一的监督标准、监督的效力不强、监督救济程序缺位等问题.因此.应从监督主体、监督范围、监督手段、监督标准、监督程序、司法救济以及法律后果方面,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制度,以利于实现私权的保障和公权的制约.     

法治理想及其要求

法治是当今世界公认的一种重要政治价值。法治理想的要义是通过法律规范的途径来限制任意专断权力的运作。为达到这一目标,法律规范在形式上必须满足富勒提出的八项要求,并且必须确立法律的正当程序来保障法律规范得到适当的运用。我们可以把这两方面称作法治理想形式与程序方面的要求。法治理想的要义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围绕法治的一些重要争论,如关于实质性法治观念的争论,关于立法性法律的争论等。     

论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以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为视角

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由来已久,对中国法律传统的价值导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法本位上的义务本位取向,民商法领域的“重农抑商”传统和诉讼观上的“无讼”理想。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念可以使我们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更为细致和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伪证与16、17世纪英国民众的法律观念

在16、17世纪的英国,证人是民众参与法律事务的重要途径。但在参与作证的过程中,时有伪证出现,特别是在一些谋杀或者巫术案件中。一方面,伪证的出现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在运用法律过程中并非严格依照法律条文,而是根据个人是非观念和传统道德标准行事,带有浓厚的“人治”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司法鉴定制度的逐渐科学化和政府立法对伪证的严格禁止,英国近代的法律审判体系趋向理性,伪证逐渐减少,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渐增强,为近代英国法治社会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契约理念透视婚姻本质

从法律的角度看,对婚姻的本质有诸多认识,也形成了各种学说,如:契约说、身份关系说、婚姻伦理说、制度说等.本文以"自由、平等、公平"的契约理念符合婚姻法的精神为依据支持婚姻契约说,并进一步以契约理念对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进行再认识,指出其回归契约之处及存在的不足.     

论人工影响天气的法律救济及法院的作用——以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

人工影响天气致损的法律救济有多种途径,法院的司法救济是一种重要的方式。法院应以促进法治为立足点,通过精准的适用法律、合理的选择法律,并巧妙运用法律原则保护公民权益。在此定位基础上法院可通过自身管理创新充分发挥司法职能,通过调查研究提供完善立法建议,通过司法建议及定期指导,向政府提供管理意见,通过沟通交流培育社会管理创新的良好氛围。     

权利时代司法赔偿 理念与法律文化的构建

中国现行司法赔偿理念应是善理念、平等理念、秩序理念、公平正义与效率理念等的有机体。应努力构建权利型法律文化、限权型法律文化、程序正义型法律文化和信仰型法律文化，以推动司法赔偿制度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从法社会学角度看继受过程中的中国法治

我国厉行法治,从清末沈家本先生算起,已达百年之久.进入21世纪,在建构现代化社会时,西方法律理念在中国仍未落实.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中西双方法律理念相融合与对西方法律的继受看作是一个长期性的社会变迁过程,并分析中西法律理念冲突的成因,希望对探求中国法治之路有所启示.     

大学生法制观念教育辨析

本文通过对法制观念教育、法律教育、法学教育、法制教育和普法教育的辨析,提出了大学生法制观念教育的涵义。并对法制观念教育相关的概念以及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对大学生进行法制观念教育的意义。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社会经济和涉外金融法律关系的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是引起我国社会经济法律关系变化的重要法律事件,这种重要的法律事件使我国的行政经济法律关系和法学,尤其是金融法律关系和法学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法学理念上增强三种观念和意识(强化风险观念、树立信用观念、增强储蓄存款保险意识),在金融法律体系上需要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     

良善刑法的道德标准及其实现途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寻求一种旨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善刑法始终是立法者和法学研究者共同的目标。通过对中西思想史的梳理和现行刑法的批判性反思，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和价值分析的方法，指出判断良善刑法的核心标准是道德价值，即良善刑法以人道为底线道德理念，以正义为核心道德理念，以和谐为最高道德理念。同时提出良善刑法的具体实现途径，良善刑法作为刑法的应然状态，必将成为中国刑事法律的终极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