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个案分析的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定量研究

旅游产业与当地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制约作用可构成协调发展的系统。以江西省为样本,选取20个反映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对2014年江西11个设区市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间协调有序发展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可知:江西各设区市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处于初级协调经济滞后型,其中南昌、九江、上饶协调性较好。国内旅游人次、A级景区数量、财政收入等指标是影响江西初级协调滞后的主要原因,为此应该巩固国内旅游市场、打造精品旅游景区、加大地区财政投入、做好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智慧旅游系统建设,以促进江西旅游强省建设。     

南雄拟投资7亿元开发两大红色旅游景区

南雄市根据《南雄市红色旅游规划》和日前出台的《南雄市贯彻落实<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大力推进红色旅游产业,打响"红色文化"品牌,近期已着手规划深度开发梅岭和"水口战役"旧址两大红色旅游景区。梅岭是首批"广东省红色旅游示范基地"。1935年3月,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革命根据地司令员兼政委项英和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率中央     

四川广元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近年来,四川广元大力建设红色旅游特色产品,加大红色旅游项目投入,全市红色旅游快速发展,2014年1-11月,全市红色旅游接待游客1975万人次。该市市委、市政府将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提出"文旅兴市"发展战略,将红色旅游建设作为全市旅游开发的重要一环,通过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基层参与、齐抓共管,形成全市上下发展红色旅游的强大合力。科学规划,理顺红色旅游发展思路。广元市从基础设施建设、景区产品开发、旅游业态融合等多方面入手,     

“重走长征路”经典线路推介

今年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会师70周年,伴随这两年倡导的红色旅游,“重走长征路”成为了新的热点,是人们旅游的又一选择。江西:井冈山线路的“革命摇篮之旅”,连带着庐山景区和南     

基于齐夫定律的红色旅游景区旅游流扩散研究——以延安为例

随着红色旅游的蓬勃发展,热点景区旅游容量不堪重负,而冷点景区旅游容量过剩。以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延安为例,通过齐夫（Zipf）定律研究延安旅游流的现状,以及延安旅游流的影响因素分析,进而提出丰富产品类型、扩大旅游区范围,完善旅游交通条件、提高区域旅游的可达性,加强政府引导、理顺旅游管理体制等延安旅游流扩散的途径,为延安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积极探索江西红色旅游发展新模式新路子

红色旅游是一项关系长远的政治工程、凝魂聚气的民心工程、造福百姓的富民工程。江西省依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围绕打造"中国红色旅游首选地"和红色旅游强省的目标,坚持红色旅游走生活化、品牌化、融合化、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创新形式和载体,让红色教育"火起来";大力开发"红色旅游+"产品,提升红色旅游吸引力;创新宣传营销模式,扩大红色旅游影响力;着力改善旅游配套设施,筑造一批红色经典景区;深度推进区域旅游合作,实现红色旅游地互利共赢发展。江西省在发展红色旅游方面探索出了一种新模式,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其经验值得借鉴。     

2009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现状调查与思考

对6个城市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国红色旅游发展态势良好,其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均得到较为成功地体现,较好地达到了中央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目的.但红色旅游景区还普遍存在着管理体制不健全、讲解内容单调枯燥、游览项目单一、设施设备不全、旅游商品开发落后等问题,急需从体制机制、讲解内容与技巧、陈展观念与手段、游览项目设置、旅游商品开发等方面进行不断创新,以保证和推动红色旅游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地域文化旅游的域外推介研究——以吉安市为例

在国家大力推动革命老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之际，吉安应该加快本地区文化旅游的域外推介工作，规范吉安公共场所的中外文标识，打造与国际对接的文化语境，完善吉安各景区的中外文官方网站，创办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网站，推介井冈山红色故事，打造名人文化旅游，储备既懂文化旅游又懂外语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为吉安文化旅游的国际化做好准备。把吉安文化旅游纳入国际文化旅游的大视野，可以形成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互动，促使吉安尽快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布局，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吉安，提升吉安形象，实现走出去的战略，从而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     

江西跨世纪产业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按照收入弹性基准、比较优势基准，江西跨世纪的主导产业选择顺序为汽车、有色金属、电子机械、食品工业，以及林产、医药、化工、建材工业。依据效率优先与协调发展原则，未来江西产业布局与区域发展的构想应该形成“点状区域和轴带”拓展空间的布局体系，建设南昌、九江、景德镇、德安－共青、丰城－樟树、吉安、赣州、新余、萍乡－宜春、鹰潭－贵溪、上饶、临川等１２个点状经济区域，逐步建设形成京九铁路、浙赣铁路、长江－鄱阳湖３条经济带，及重中之重的“昌九樟工业走廊”。     

红色旅游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的构想及其意义——以江西为例

在国家电子政务建设的总体框架和技术标准基础上,以《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依据《江西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通过开发、整合数据挖掘平台、开发平台,提供统一的信息发布技术、用户管理机制、流程引擎驱动,完善和开发以红色旅游为主体的包括基础资料、资源系统、管理服务、经营服务四大模块的电子信息平台,制定旅游资源管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管理,旅游政务管理,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旅游应急指挥管理,旅游决策支持管理等应用解决方案,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旅游行业综合决策能力的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可以实现政府科学决策和现代管理服务,满足主要客户和消费者需要,进行红色旅游发展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     

上榜中篇小说点评

<太阳为谁升出来>是一篇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小说,但你也可以说它非常"后现代",它解构了它所写的一切;<纪念碑>是一篇先锋小说,但却体现出本土化,具有本土之根.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思考

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体现了提前干预的特点。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时学校、家庭和社会则是处于缺失状态,而未成年人的行为触犯法律或构成犯罪时,对其处罚又比较严厉。针对此现象,在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初期应加大教育、挽救的力度,而在未成年人有违法或犯罪行为时则应适用轻缓的惩罚。     

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问题研究

本文借鉴国际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网络技术引发的不正当竞争提出立法建议。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法规，完善法律体系，并呼吁人们强化网络保护意识，全面提升现代网络通信技术。     

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性别刻板印象在两性中确实存在，而且随着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进步，这种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间接测量方法也在逐步完善。比较典型的有加工分离法（PDP）、内隐联想测验（IAT）和刻板解释偏差（SEB）等方法。     

基于食品供应链的最优质量的价格影响研究

为提高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以风险规避的供应商和制造商构成的食品供应链为研究背景,分别在集中式供应链以及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别作为领导者的分散式供应链的3种不同情况下,建立以预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优化模型,研究食品价格对最优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市场需求更近的供应链主体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因食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而另一方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受到食品价格的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最后以数值分析了食品市场的质量敏感性对这种影响的作用,并且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建议。     

对网络广告传播的几点思考

作为广告界的一大热点，网络广告的运作效果却难尽如人意。从广告信息传播角度来看，对网络广告认知度低、广告与网站关系暧昧、传播信息与目标受众信息寻求发生错位，是网络广告在传播流程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借助传统媒体，扩大对网络广告的认知度，理顺广告与网站关系，培养网民的忠诚度，是促进网络广告成熟的当务之急。     

企业技术创新动因的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学者对创新、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生产性创新和非生产性活动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企业家既会从事生产性创新也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关键在于企业家对两项活动的收益、成本及风险等所作的比较.要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必须一方面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要抑制企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     

基于信息非对称的消费者行为研究

传统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与企业经常处于信息非对称的境况之中。从信息搜寻、逆向选择、博弈均衡三个方面,就信息非对称下的消费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要建立一个健康、稳定、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企业、消费者、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共同努力。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后勤改革是目前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高校后勤改革的社会化方向与目标的确立，是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和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提供了社会客观环境。在主观需求与社会客观环境趋于一致的条件下，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成为必然趋势。     

关于奢侈品税立法的思考

奢侈品作为一种高档或顶级商品,无疑是那些富足有余的人们经常关注或消费的对象。课征奢侈品税,其实就是征富人们的税,不会因此损害中低收入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相反,通过课征奢侈品税,然后再把这部分税款通过社会公共福利等形式提升低收入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就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上给那些社会上的"最不利者"带来了补偿利益。如此通过税收立法的手段,一方面削减了高收入者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形成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达到了相对的平衡,从而更加有利于分配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