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制衡、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采用基于海洋博弈的shapley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度与股权制衡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股权制衡度、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度与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表现为一种非线性关系;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但过度的股权制衡会带来投资不足的问题;不同终极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资源配置行为和股权制衡效果影响显著:相对于中央直属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过度投资倾向,且利益趋同效应在地方政府所属上市公司比较微弱,而中央直属和省级政府所属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效果相对较差.     

股权控制、投资规模与利益获取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实证考察了不同国有股权控制特征下资本投资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 1)整体而言,投资规模与控制权收益正相关. 2)资本投资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在不同股权控制分类下呈现显著差异,但对大股东持股比例不敏感;3)地方企业集团所控上市公司,其控制权收益对固定资产和股权投资规模的敏感性最高,分别为央企上市公司的10倍和6倍,为地方国资委上市公司的3.3倍和1.9倍;4)地方企业集团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在形成高控制权收益的同时,侵害了公司价值.上述研究为进一步完善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上市模式选择,加快市场化进程以促进资本投资的私有利益外部化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基于行为公司金融视角,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现实表现及其与企业投资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四分之一左右的高管人员具有过度自信行为特征。(2)同适度自信行为相比,高管人员过度自信行为不仅与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而且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更高。(3)过度自信高管人员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随股权融资数量的减少而上升。(4)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安排和治理结构下,过度自信高管人员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更有可能引发配置效率低下的过度投资行为。     

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9年的实际数据,就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代理冲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的股权性质与公司规模特征的企业中,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发的投资行为扭曲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受到由控制权私有收益引起的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的作用,这两种影响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状态;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都拥有较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表现在投资决策行为上却各不相同,国有上市公司整体上呈现出过度投资,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表现出投资不足;相对大规模公司而言,小规模公司可能呈现出更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呈现出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而大规模公司则更可能表现出过度投资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治理水平,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渠道,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以我国2005-2007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政府治理影响企业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股票价格对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不同股权依赖型公司的实证

本文立足于中国股票市场，引入市场时机理论分析股票的市场估价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文章首先运用因子分析法界定股权依赖程度，再以此为前提分析不同股权依赖度下公司长期投资行为与股票价格的关系，然后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进一步研究不同市场估价水平下短期投资行为的决定因素及影响程度。结果表明，股票价格对公司的长期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影响．除股权依赖程度特别高的公司外，若股权依赖性越大。公司的长期投资行为对其市场估价水平的敏感性越强。另外。市场估价对高估公司的短期投资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影响程度和显著性都高于其对非高估公司短期投资的影响，说明中国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募集资金滥用和转向。     

所有权安排对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研究

尽管所有权安排将通过所有权的性质、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等主要特征影响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攫取行为,但在不同国别和公共治理模式下却存在着利益目标抉择和诉求的相对差异。本文结合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制度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分别掌握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基本特征,着重从所有权的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两方面阐释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能力和实际效果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股权分置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中配套法规的建立提供经验依据。     

资本投资控制权的私有利益攫取研究:评述与探析

控制权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为治理结构影响财务决策的重要方面,随着治理机制中不同利益主体代理冲突的演化而被不断赋予新的研究内涵。基于股权分散和集中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本文首先在理论上阐释了企业实际控制人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实质;然后,从实际控制人利益动机、控制权结构和资本投向三个方面系统评述了资本投资的控制权私利攫取机制和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设置特征和控制权配置格局,探析了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能力和实现条件;最后,从资本投向之间的挤占、资本投资的结构异化和控制权结构的设置等方面指出了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及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启示。     

终极所有权、银行借款与投资行为的关系:基于商业银行制度变迁背景的经验研究

本文讨论了我国商业银行制度变迁背景下银行借款与企业投资行为间的关系,并且分析了终极所有权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借款与企业投资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不同期限银行借款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不一致,杠杆治理作用主要由长期银行借款来体现.随着商业银行的制度变迁,银行借款的治理作用逐渐加强.在商业化阶段短期借款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表现为对投资的促进,而长期借款则抑制过度投资,但治理效果不显著;在市场化阶段,短期和长期借款均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股份化改革之后,银行借款对投资的抑制作用增强.同时,银行借款财务杠杆的治理效应在非国企中发挥更好,而在国企中,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终极所有权对上市公司中银行借款财务杠杆治理效应的影响依次减弱.     

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CEO变更的视角,考察了家族控制和职业化经营特征对不同类型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家族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以及家族控制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和家族CEO企业,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代理问题较低,CEO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公司治理效率较高.家族职业化治理效率的实现机制主要是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较差的经营业绩期间,CEO变更决策所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影响公司价值.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在CEO变更的情境中,家族控制特征降低职业化经营的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加重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中的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