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安排对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研究

尽管所有权安排将通过所有权的性质、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等主要特征影响大股东控制权私利的攫取行为,但在不同国别和公共治理模式下却存在着利益目标抉择和诉求的相对差异。本文结合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制度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国资委分别掌握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基本特征,着重从所有权的控制方式和结构比例两方面阐释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能力和实际效果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股权分置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中配套法规的建立提供经验依据。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

当今公司代理问题研究焦点已经从第一类代理问题转向第二类代理问题,即向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随着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对民营上市公司研究也成为一个焦点.由于民营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股权集中度高的现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掏空行为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本文从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视角,构建实证分析模型,得出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大股东掏空行为呈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能有效地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等结论.     

股票市价、所有权特征与公司投资行为研究——基于股权融资依赖视角

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了股票误定价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模型.在模型阐释和制度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在不同的股权融资依赖度和所有权控制特征下,对股票市价与公司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越大,企业投资水平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越高;在相同的股权融资依赖度下,地方政府所辖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大于民营产权控制和中央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股票市价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因不同的所有权控制特征和治理效率而存在差异;监管机构加强对融资需求的评估与公共治理的强化,是抑制地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资金配置自利动机的有效途径.     

治理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的思考

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获取私人利益,财务报告舞弊是隐瞒大股东行为的手段。本文从大股东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现象着手,研究股权结构与舞弊之间的相关性,从股权制衡与培育大股东诚信义务方面提出了治理大股东行为的建议。     

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

在La Porta 等的研究模型基础上引入股权制衡等因素,在最终所有权框架下探讨大股东控制和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最终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正相关,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负相关,股权制衡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地存在或不存在,而是取决于控制股东的最终所有权状态.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高的公司中,股权制衡对大股东剥削行为的约束作用显著;但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低的公司中,股权制衡可能因为导致大股东之间讨价还价而带来精力耗散,表现出更差的公司绩效.此外,股权制衡作用在相对控股、政府控制和低竞争行业公司中最为显著.     

大股东自利动机下的资本投资与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将终极控制人和直接控制人两类大股东的利益动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了大股东自利动机下的资本投资选择与配置效率。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权比例越低,越有动机增加资本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上的自利性投入,导致总体投资规模扩张;(2)地方企业集团投资扩张受终极控制人自利动机的影响最强,央企投资所受影响最弱,民营企业居中;(3)随着控制层级的增加,终极控制人决策权的履行成本增大,企业资本配置行为因直接控制人持股比例高低而表现出"利益攫取"与"利益协同"两种效应;(4)在较高持股比例的收益分配激励下,直接控制人将减少自利性资本投入,抑制过度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大、小股东委托代理冲突问题反映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上就是,大股东为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而产生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将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探讨了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不同控制权配置方式及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基于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存在于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中;绝对控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会随着控制性大股东的所有权比例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特征;多个大股东相互监督或合谋都会同时缓解过度投资,以及加强投资不足,且合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合谋成本的大小。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8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政府治理与公司治理:基于洞庭水殖捆绑上市与MBO的案例研究

本文分析湖南洞庭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捆绑上市行为以及捆绑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分析表明 ,地方政府主导捆绑上市 ,不仅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 ,而且导致公司治理缺陷;作为大股东的地方政府听任第二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而其自身利益却在股权转让即MBO中得到均衡。因此 ,在分析中国公司治理问题时 ,政府治理影响不容忽视     

控制大股东侵占与企业投融资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且控制大股东不积极参与权益再融资的现实背景,借鉴动态公司财务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实物期权方法,在理论上构建基于控制大股东侵占并内生化了控制大股东持股比例、破产成本、税收因素的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动态模型,探索控制大股东侵占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内在作用机理。通过设定合理范围的参数,使用Matlab工具对模型进行具体的数值模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控制大股东的侵占行为会导致企业的投资时机和违约时机提前,并引发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与积极的控制大股东相比,消极控制大股东的侵占行为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扭曲作用更大。加强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以及鼓励或者诱使控制大股东积极参与权益再融资是改善控制大股东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的有效路径。     

股权制衡对并购中合谋行为经济后果的影响

以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股权制衡对并购活动中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影响。通过大股东效用模型论述股权制衡的治理功效,构建以Shapley指数计算的股权制衡度变量,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6年的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对模型推论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尝试以并购手段掏空上市公司时,将采取向高管人员提供利益回报的方式与其合谋。如果公司中存在制衡股东,高管人员获取私有收益的空间将被压缩,低效并购造成公司业绩损失的情况也会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当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时,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高管人员通过并购获取的私有收益越少,公司的并购绩效也越好。     

异质预期下股权制衡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对异质预期下股权制衡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异质预期会引发并购交易后公司股价的下行调整,造成以股价反映的并购绩效出现下滑;在适当的异质预期下,公司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能够减缓并购绩效的下降幅度。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并购绩效越好。但是,当投资者的异质预期逐渐增强,超出适当的范围时,股权制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     

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研究:大股东异质特征和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三个层面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路径,并以我国沪深A股2009年至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控股层级高和两权分离度大,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国有性质和集团控股的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显著,成为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在滞后两年的抑制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及情境差异,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政府行为、股权安排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盈余质量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0至2005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政府控制的特殊经济环境下,股权安排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试图从会计契约角度对公司治理有效性做出新的诠析。本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而第二大股东则对控股股东的壕沟防御效应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研究还发现,在政府行政干预力度加大和内部人利益侵害行为加剧的双重推动下,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将进一步被降低。     

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最终控制人的概念出发,以控股股东的经济性质、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以及集团控制性质作为控股股东的特征变量,分别采用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的上述3个特征显著地影响了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     

Corporate boards, audit committees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Italian Listed Compan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governance and disclosure in an agency setting, featured by concentrated ownership and high insider shareholders representation in the board. In this context, agency conflicts happen between larg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minority outside investors, with risks of private benefits exploitation. We regressed a voluntary disclosure index on seven governance variables related either to the board structure and functioning.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s provided by the Italian stock market. Our results suggest the presence of a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and disclosure. Diligent monitoring activity i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transparency to the outside. Th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 that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ol tend to be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 since the presence of one of them reduces the incentive for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to limit the other. The empirical evidence also show that larger boards are not detrimental to outside shareholders, with regard to voluntary disclosure. The study can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and disclosure in a particular agency setting. They might be of interest to practitioners and regulators, insofar as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calls for more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in this agency setting.     

Corporate control and underinvestment

This paper reports a study of how the benefits that large shareholders derive from their control of a firm affect the equity issue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the firm. I introduce an explicit agency cost structure based on the benefits of control of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In a simple extension of the model developed by Myers and Majluf (J Financial Econ 13:187–221, 1984), I show that underinvestment is aggravated when there are benefits of being in control and these benefits are diluted if equity is issued to finance an investment project. Using a large panel of US data, I find that the concerns of large shareholders about the dilu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cause firms to issue less equity and to invest less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the case. I also find that it make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hether new shares are issued to old shareholders or new shareholders.     

最终控制人性质、两权分离度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兼论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差异

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严重分离会影响其公司价值,进而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本文以2004-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状况对机构投资者总体和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所有权比例越高,两权分离度越小时,机构投资者(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而且两权分离度指标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机构投资者总体上能够做到自我利益保护,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在各个类型机构投资者中存在显著差异.     

“股权制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吗?——宏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之争的案例研究

本文以宏智科技的股权之争为例,研究了股权设置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股权制衡结构并不能提高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恰恰相反,董事会总是被某个控制性股东完全控制,并在巨大控制权收益的驱动下,不顾其他股东利益而将上市公司掏空,引起各股东之间激烈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局面。我们认为,被有些学者所称道的股权制衡模式,并不比被大家广泛诟病的“一股独大”更有效率。在我国当前市场环境中,股权设置不能解决公司治理中的根本问题,而加强保护投资者的法制建设,约束经营者的具体行为,才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