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控制、权力制衡和公司价值研究

本文基于最终产权的观点,追溯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链,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的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并没有发生分离.考虑权力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和其现金流量权分离越大时,公司价值越低.股权制衡和控制权竞争程度越高时,公司价值越高.说明在目前我国对小股东保护不完善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股权和控制权结构非常重要.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股权制衡对并购中合谋行为经济后果的影响

以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股权制衡对并购活动中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影响。通过大股东效用模型论述股权制衡的治理功效,构建以Shapley指数计算的股权制衡度变量,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6年的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对模型推论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尝试以并购手段掏空上市公司时,将采取向高管人员提供利益回报的方式与其合谋。如果公司中存在制衡股东,高管人员获取私有收益的空间将被压缩,低效并购造成公司业绩损失的情况也会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当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时,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高管人员通过并购获取的私有收益越少,公司的并购绩效也越好。     

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从终极控制人的股权属性、金字塔控制结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3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纵向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最小,地方政府和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控股股东更多地通过生产性经营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控制的股东则更多地通过非经营性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对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越严重;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越严重,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有分离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公司。     

异质预期下股权制衡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对异质预期下股权制衡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异质预期会引发并购交易后公司股价的下行调整,造成以股价反映的并购绩效出现下滑;在适当的异质预期下,公司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能够减缓并购绩效的下降幅度。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并购绩效越好。但是,当投资者的异质预期逐渐增强,超出适当的范围时,股权制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     

股权分置改革下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2家上市公司3年的面板数据,对股权分置改革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因子分析确定公司绩效指标.接着分别从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及股权制衡度3个方面考查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显著的U型关系,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正相关.     

基于海洋博弈的大股东制衡与合谋研究

本文基于海洋博弈模型,对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合谋及制衡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大股东合谋行为是大股东竞争性内在选择的均衡结果,受到参与合谋的股东数量以及股东性质的影响,投票权越小,包含股东数越少的股东联盟越具有稳定性,部分大股东的合谋行为将会降低其他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但对小股东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同时,大股东的投票权差异越小,小股东的博弈收益越高,说明股权制衡有益于小股东的保护.     

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派现水平的联动关系研究

基于股权结构内生性的假定,采用面板数据动态地研究了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对股权制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中小股东并不把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至少是正常派现)视为控股股东的掏空方式,在控股股东完全控制的上市公司这种情况更为显著.考虑到股权结构在静态指标上表现出外生性的一面,同时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发现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派现水平之间存在着联动作用:派现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度越低;股权制衡度越低,上市公司的派现水平越高.     

股权结构与择时披露

本文从股权集中度视角出发,分别探讨了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择时披露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国有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的概率呈正U型关系;对于民营控股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由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控制链较长,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问题严重,我们又从终极控制权,以及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角度研究了民营上市公司择时披露的影响因素。与股权集中度影响类似,我们发现在民营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权持股比例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与管理层选择周末披露盈余公告的概率呈正向关系。     

“股权制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吗?——宏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之争的案例研究

本文以宏智科技的股权之争为例,研究了股权设置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股权制衡结构并不能提高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恰恰相反,董事会总是被某个控制性股东完全控制,并在巨大控制权收益的驱动下,不顾其他股东利益而将上市公司掏空,引起各股东之间激烈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局面。我们认为,被有些学者所称道的股权制衡模式,并不比被大家广泛诟病的“一股独大”更有效率。在我国当前市场环境中,股权设置不能解决公司治理中的根本问题,而加强保护投资者的法制建设,约束经营者的具体行为,才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