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现金持有量价值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资本市场2002年非金融类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而当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虽然正相关,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具有较高的偏好;(2)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且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存在分离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0.769元;而当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不存在分离或虽存在分离但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1.206元.从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的偏好是一种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动机.     

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对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分析

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享有的控制权可能超过其持有的现金流权,造成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两权分离使得终极控制股东有能力侵害小股东利益。本文以70家发生股权交易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现金流权、控制权、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情况进行实证研究。试图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控制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从终极控制人的股权属性、金字塔控制结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3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纵向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最小,地方政府和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的总程度没有显著差异;政府控制的控股股东更多地通过生产性经营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控制的股东则更多地通过非经营性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自然人对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多,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越严重;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金字塔控制层级越少,控制股东的“掏空”行为越严重,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有分离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占用的资金高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没有分离的公司。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的策略性披露北大核心CSSCI

业绩预告是重要的会计信息之一,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价值判断,逐渐成为管理层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中国股权集中程度较高,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为突出,控股股东在利益驱动下有能力与管理层合谋,影响业绩预告的披露。但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及其行为难以直接识别,近几年流行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业务为此提供了研究视角。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以2005年至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有序Logit和OLS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产权性质、董事会结构、股市周期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股票收益率和股权资本成本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业绩预告策略性披露的长短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更高,但股权质押降低了积极业绩预告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提高了乐观偏差;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当年,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频率更高。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政策变化后,基本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前更有可能披露积极的业绩预告;董事会结构和股市周期对质押前积极业绩预告的披露概率没有影响;质押后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上市公司披露积极业绩预告的概率越大。短期内,积极业绩预告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控股股东高位质押,但长期看质押削弱了积极业绩预告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研究结果为控股股东利用信息披露进行市值管理提供了进一步证据,丰富了业绩预告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了交易驱动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实践意义上,对上市公司优化治理结构、中小投资者全面理解业绩预告、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关系的理论与实证探讨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模型、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规模和股权集中程度、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的大致关系.我们发现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负债规模与股权集中程度负相关,而在法人控股公司中二者正相关;公司负债规模与管理层持股比例呈现较复杂的曲线关系,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持股的最佳比例.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所有权结构确实影响资本结构选择。具体而言:(1)现金流量权与债务水平正相关;(2)控制权与债务水平负相关;(3)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债务水平负相关;(4)控制权超过现金流量权的公司具有显著低的债务水平;(5)终极控制股东是国有公司的债务水平显著低于终极控制股东是民营等非国有的公司;(6)董事会成员中终极控制股东派出的董事越多的公司具有相对多的债务水平。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论点——在控制权超过现金流量权的情况下,终极控制股东会利用手中的控制权"掏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和减少债务融资以摆脱对"隧道"行为约束的效应明显。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企业要素转化能力的基础性指标,能反映公司治理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变化,有关终极控制股东的治理因素与其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建立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2003年～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研究终极控制权、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终极控制股东类型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控制权在低水平时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产出增长效应占优;在高水平时与其负相关,产出替代效应占优,两者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产出增长效应向产出替代效应转化时,政府控制的公司转化的临界值最高、其他类型的次之、自然人或家族的最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政府终极控制股东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终极控制链的信息披露质量,对终极控制股东形成有效监管,加强产出增长效应,弱化产出替代效应,以提升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     

公司治理、控制权性质与审计定价

借鉴Simunic的审计定价模型,构建关于审计定价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并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7年数据为研究对象,对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公司治理因素对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定价的解释力有限,说明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在决定审计收费时对被审计单位的公司治理因素考虑较少.具体而言,终极控制人为政府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较低,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审计定价之间大体上呈U型关系,即股权适度集中和管理层适度持股最有利于降低审计定价,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审计定价的U型关系仅存在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研究还发现,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在确定审计费用时会结合公司控制权的性质考虑风险因素时审计定价的影响.     

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

在La Porta 等的研究模型基础上引入股权制衡等因素,在最终所有权框架下探讨大股东控制和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最终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正相关,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负相关,股权制衡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地存在或不存在,而是取决于控制股东的最终所有权状态.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高的公司中,股权制衡对大股东剥削行为的约束作用显著;但在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较低的公司中,股权制衡可能因为导致大股东之间讨价还价而带来精力耗散,表现出更差的公司绩效.此外,股权制衡作用在相对控股、政府控制和低竞争行业公司中最为显著.     

国有股和法人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公用事业型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的股份集中于少数几个大股东手中是中国公司股权结构的一个普遍特征,研究这些大股东如何凭借其持股地位影响公司业绩是中国公司股权结构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选取了在上交所上市的公用事业型公司1998年至2002年的平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法人股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国有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视具体情况而定.     

资本结构、股权结构、成长机会与公司绩效

本文在代理成本理论的架构下,以公司成长机会为背景,分析了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利用 1998 年年底之前在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上市的 498 家上市公司 1999 至 2001 年三年间1494 个观察值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不同成长性的公司而言, 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为我们选择理想的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Ownership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power of the female touch"

Using a sample of 26,029 firm-year observations over the period 2002–2017 from 4,479 firms and 44 countries,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focusing 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board gender divers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shareholding. We find that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negatively affect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board gender diversity partially mediates this negative effect.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oard gender diversity leads to a 10.65 percent decrease in the impact of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urthermore, moderated path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family shareholding weakens the direct effect of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on board gender diversity and its indirect effect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post hoc analysis, we also document that the effect of gender diversity on the board is more prevalent in high gender-egalitarian societies where women are more involved in decision-making. Our study addresses the strategic role of female board members in increasing firms’ respect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specially in family-controlled firms. Thus, our results may provide insights to regulators and policymakers to enhance firms’ corporate social practices by encourag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on corporate boards.     

信息环境、年报披露时间选择与下年盈余管理

年报披露时间是否有助于投资者合理估计下年盈余管理程度,不同信息环境对这种估计又有什么影响?本文利用2004-2006年间的3451家公司样本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年报披露时间与下年盈余管理负相关,年报披露时间能向市场传递有效的未来信号;在标准审计意见和有较高质量经营现金流量支持的信息环境下,年报披露时间选择对下年盈余管理的信号作用更强.这些结论对理解公司年报披露时间安排有一定积极意义.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股权结构特征解析

我国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在证券市场和金融机构中引发了诸多问题.本文从公司自身角度研究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行为.研究发现,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和国有股比例都会对担保行为的某些特征产生影响,但是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的影响较为复杂.此外本文还发现,公司的资产规模、负债情况以及盈利能力也会对担保行为产生影响.     

最终控制人性质、两权分离度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兼论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差异

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严重分离会影响其公司价值,进而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本文以2004-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状况对机构投资者总体和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所有权比例越高,两权分离度越小时,机构投资者(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而且两权分离度指标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机构投资者总体上能够做到自我利益保护,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在各个类型机构投资者中存在显著差异.     

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9年至200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回避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市场因素,研究股权结构、高管持股对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其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也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至40％之间时,其持股比例和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发挥显著的作用。不同的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和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设计公司治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政府行为、股权安排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盈余质量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0至2005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政府控制的特殊经济环境下,股权安排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试图从会计契约角度对公司治理有效性做出新的诠析。本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而第二大股东则对控股股东的壕沟防御效应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研究还发现,在政府行政干预力度加大和内部人利益侵害行为加剧的双重推动下,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将进一步被降低。     

上市公司治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基于1250份上市公司“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的分析

本文根据1250家上市公司所公布的"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重点从大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以及投资者法律保护等四个方面对"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的调查问题进行全面归纳、整理、分解和剖析,通过统计分析和理论文献对比,综合反映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现状和问题.调查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我国目前已基本上建立了一整套与上市公司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上市公司在大股东、董事会、经理层和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的行为得到了一定的规范约束.但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仍然处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如何强化大股东的信托义务和法律责任,从根本上解决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保证董事会制度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培育经理人市场,积极推进股权激励机制、落实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等成为今后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任务.     

Family Control and Stock Market Reactions to Innovation Announcements

Although family firms are common around the world, studies on family‐controlled business are limited. Prior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s of family ownership on overall firm performance, and the results were mixed. In this study we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family ownership on innovation by examining the association of family control and stock market reactions to innovation announcements. We found that firms with greater family control experienced significantly more negative stock market reactions to innovation announcements. The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d that divergence of cash flow and voting rights was strong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nouncement‐period abnormal returns. In addi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ed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The conclusions were robust under various measures of family control, and remained valid after controlling other influential factors for stock market reactions to innovation announc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