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佛学

在近代佛学复兴的背景下,梁启超潜心佛学研究,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梁启超的佛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以致用为目的,以己意进退佛说,对佛教教义进行改造和利用,形成了经世佛学思想;后期则是以学问为目的,使用科学的方法,对佛教历史、佛教经典和佛教哲学等进行学术研究,结出了佛教文化研究的硕果。最后,研究梁启超的佛学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近代佛学与游侠思潮的契合关系解析

面对晚清日趋衰微的时局,知识精英认为传统儒学已难以提供救世的良方.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纷纷主张用佛学救世,他们是近代佛学的倡导者,同时他们也是近代游侠思潮的鼓吹者.近代佛学与游侠思潮有诸多相通之处,这主要体现在救世献身精神、平等思想和独立意识三个方面.近代佛学与游侠思潮的交融与相互激荡,对晚清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梁启超的佛学情结

梁启超作为我国近代思想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其一生具有很深的佛学情结,潜藏于其内心深处的、以救世作为其终极依托形式的佛学情结,始终影响着他的思想表层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活动,也正是这种佛学情结使得梁启超对中国近代佛学的现代转向以及某种意义的复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试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传统思想资源

嘉道以来,随着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思想传统从整体上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来自西方,也来自中国本土,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大变局,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正是对此时代变局的回应。这种回应来自中国本土思想传统,是多元的,不是单一性的。除梁启超特别彰显的今文经学以外,其他学术流派,包括儒学内部的乾嘉汉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诸子学,甚至佛学与道教思想,也都为当时经世思潮的勃兴提供了思想资料。正因为如此,才有经世思潮的勃发奔涌。     

章太炎佛学思想略论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不仅积极赞助民族民主革命 ,提倡国学 ,而且还有不凡的习佛经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内容丰富 ,影响广泛。他不仅把佛学思想作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为“作民声”而“作佛声” ,而且还从学理上阐发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 ,评判中国佛教流派 ,考辨佛教历史 ,呼吁佛教改革 ,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 ,是近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社会思想互动离合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近代"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地理环境论"最早的介绍和宣传者。同时,他的学术著述也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史学思想、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学术史研究中都有体现。这种影响在梁启超20世纪初和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学术著述中表现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认识、吸纳和评价的不断深化,也揭示出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完成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思潮的探索与实践——以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为例

萧一山是中国近代著名清史专家,也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继承者.青年时期,他发奋著述<清代通史>,形成了"民族革命史观",并以之作为贯穿清代近三百年历史的主线.其内涵主要包括肯定清初郑成功抗清事业,重视天地会作用,评价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的巨大洪流等.抗战时期,在民族危亡关头,他撰成<清史大纲>,标志着"民族革命史现"达到了升华.主要论述民族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天地会肇其端,太平军扬其波,革命党竞其功."并明确地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标志,强调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意义.他的"民族革命史观"在当时学术界有重要影响,是其学术经世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新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梁启超佛学思想概述

晚清佛学,于梁启超之前,已经蔚成时代风尚。或基于宗教的信仰,或出于经世的动机,或为学者的理性思考,或做哲人的哲学研究,用梁启超的话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至于梁启超本人,更是推波助澜,使思想界这股伏流,奔涌而起,成为整个时代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沿着魏源所开创的,以经世为用、治世为本的佛学道路,在谭嗣同经     

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

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 ;"变"的背后 ,"不变"的是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坚持国民性改造的一贯主张."变"与"不变", 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为我们今天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     

论林语堂与佛学的关系

林语堂的创作在文化哲学的层面上深受佛学影响，他试　图以佛学思想对抗西方的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重建人文主义境界。林语堂与佛学之关　系是２０世纪中国作家接受宗教影响的重要个案。     

西方话语为何难以侵入中国佛学

晚清以降,中国学术大面积地受到了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殖民"控制,但是,唯有中国佛学却有着非常坚固的刚性边界,西方话语难以侵入.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佛学研究者一直有"佛学异于西学"和"佛学高于西学"的优越感,认为佛学与西学是"不相应"的,西学是"不究竟"的.总之.中国佛学至今依然还是一个不依附于西学的独立自主的学术王国,尽管也有些许"异动".     

杨文会与传统文化学术渊源述论

从杨文会的生平可以看出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尤其在他究心佛学之后,反身观照传统文化,抓住儒、道二家对其作系统的评判工作,从华严圆融无碍的理念立论,援儒、道入佛,融会三教,反映了他在近代佛学方面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也反映了破旧迎新时代思潮的一个侧面.     

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整合——论梁启超的民权观

在"欧风美雨"的侵淫下,与其他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梁启超把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些政治观念作为救治中国的一剂良药,而民权和国权则是他经常使用的药引之一.梁启超利用中国传统民本资源将西方近代勃兴起来的权利思想加以改造使其中国化,并赋予它新的含义.民权的宣传和实践增强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为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及选择提供了理论性指导、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从一国国民的现代化做起.     

中国近代哲学与佛学的会通

中国近代哲学的主导趋向是与西方哲学的融合以及与佛学的会通.融合与会通之所得是理智与情感、逻辑与直觉、意义与意味的统一.就其与佛学的会通而言,上述结果在近代思想家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的佛学三命题:转业识成智慧,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量智到性智中得到典型体现.     

现代性与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近代佛学复兴是传统中国对现代性问题挑战的一种回应。梁启超以佛教的理性化、入世化、科学化、多元化因应现代性挑战,将佛教纳入了现代性的新框架中;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过度现代性导致的精神危机,于是他又拒斥现代性,研究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来陶冶心性。现代性的挑战,一方面给佛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促成了佛教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又给佛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威胁到了佛教的生存。     

近代儒佛关系史述略

儒佛交互不自近代开始．但近代中国社会天崩地解般的剧烈震荡，赋予了懦佛关系以新的特点。佛学与儒学的交涉、碰撞基本上是不依傍政治权力的，是由学者、思想家自由自主地进行的。在危如累卵的艰难时世中，儒佛之间的种种牵缠纠葛，似乎仅限于某些学界名流和居士、学问僧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然而，思想的意义是超越时代的．对任何一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和生活的知识分子来说，儒佛关系始终是一个绕不过的结．因而对百多年来的儒佛关系史加以梳理，仍然是今日学术的一个课题。一、经世佛学与儒佛交涉梁启超曾说，“晚…     

方东美论中国大乘佛学与道家哲学智慧

方东美认为,华严宗以其“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和“内具圣德”的人性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是来自印度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他肯定了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他更多地作出论述的,是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后,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导致的儒家思想衰退、道家思想复兴时期,因此外来的佛学主要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而形成高度哲学智慧的。这种对于儒家与道家在魏晋思想界不同地位的看法,再次表明了方东美在学术文化上反对卫儒家之“道统”的基本态度。     

佛学研究中的"宗教"与"哲学"——以《肇论》为例

《肇论》研究中的种种争论根源于对"宗教"与"哲学"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从魏晋时期佛教的发展与玄佛关系、僧肇本人的学术经历与思想发展、《肇论》文本及后世影响等三方面来把握《肇论》的宗教性与哲学性,能够实现对《肇论》的整体性理解。《肇论》中的"宗教"与"哲学"共同支撑起僧肇的佛学理论体系,直接反映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也促使我们反思当前学术研究中的西方模式化倾向。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梁启超——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民族危机孕育了梁启超自觉的历史教育意识,推动他开拓了近代历史教育的道路.梁启超以"新民"和提供"国民资治通鉴"为目的,以近代报刊为推行历史教育的主要手段,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近代现念传达给国人,以期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种历史教育思想孕育着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雏形,顺应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要求.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