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书联亵渎圣佛

缪荃孙《龚定庵逸事》载:定庵寓仁钱馆魁星阁下.上层魁星,中层孔子,下层住客.定庵兴之所至,书一联于柱曰: 告东鲁圣人,有鱞(guan)在下,闻西方佛说,非法出精。见者无不大笑.据潘光旦释,非法出精者,乃手淫也.龚自珍放荡不羁,性好诙谐,     

“中体西用”与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

1990年秋,在一次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会上,一位德国朋友强调“中体西用”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阻力。这一简单的直言判断乍听很觉奇怪,细想则深有趣味。问题的症结在于:1.同光年间“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其后屡遭批判的“中体西用”,何以又成为当今四个现代化的阻力?2.究竟如何正确评价“中体西用”这一“流行语”的历史价值。显而易见,这位朋友直觉到持续批判了近一个世纪的“中体西用”,虽然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但并未退出文化舞台,反而还在现实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已有同感。但在理性上对我们民族的     

梁启超人生哲学思想初探

一、人生哲学的思想基础梁启超说:“我自己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孔佛的精神又有许多变为我的一部分”。①这说明他的人生哲学是建立在释伽莲座和孔门阶石之上的。儒家立足人生,表现为“修己安人”、“内圣外王”,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和参政意识。而佛教却以人生为苦,主张断惑、绝欲和解脱,这种人生价值取向和道德价值判断与儒家是格格不入的。但二者重人事、轻天道的倾向却不谋而合,这便是它们共同构成梁启超人生哲学基石的重要前提。儒家的人生态度自不必说,而佛教的全部理论则是以人生的逼迫性,即人生皆若为基础的。它认为生是苦,老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更是苦。爱有别离苦,憎有相会苦,五蕴盛则执     

吴宓与新人文主义

十八世纪末期,在世界历史上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浪潮,整个西方思想界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反应。由此产生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思潮,并一直延续至今。在保守主义的思潮中,以白璧德为宗师的新人文主义最引人注目、影响最大,成了二十世纪现代保守主义的核心。人文主义通常又称人道主义,它于14世纪兴起于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意大利,15—16世纪在西欧     

地方性高等院校与边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渝黔川边区为例

边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都市化背景下,出现了横向边区聚落和纵向代际生成的文化现象,有必要对其进行横向与纵向一体化的研究,而地方性高等院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连接政府机构与社会力量的桥梁,它承担着四重任务:记录、保存、文化创新与经济转化。     

龚自珍学佛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鸦片战争前夕,经历了康乾盛世的清王朝,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渐次陵夷衰微,庙堂之上,吏治败坏,军备废弛,财政困窘;江湖之野,土地兼并,小民不堪其苦,拼九死以求一生,遂致内乱迭起。社会上层,官吏玩怠,政治窳败,海内虚耗;八旗子弟,位尊无功,俸厚无劳,沉酣太平。儒者束身寡过,士风颓败,坐视国家危亡、生民疾苦于不顾,使有数     

行政区划学研究的新成果——读《中国历代行政区划》

徐学林同志的《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一书最近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他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用心血和汗水完成的一个颇具规模且富有意义的工程。 所谓行政区划,是指一个国家为了在其控制的范围内有效地实行管治,将其领土划分为若干数量、若干级别的行政小区,实行分级管理,这种行政小区就叫地方行政区划。地方行政区划是国家的产     

梁启超的佛教史研究

清末民初,教佛在内忧外患、国运危殆的形势下勃兴。这既反映了知识界经世救亡的需要和理论思维的渴求,同时又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梁启超不仅用佛理补充儒家之说,形成了他的东方人生哲学和佛教救世主义,而且在向传统折返的同时,从学术的角度,把佛教作为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输入、发展盛衰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广泛地研究,成绩斐然,远在其佛教哲学研究之上。他在佛教历史的考证、义理的阐释以及典籍真伪的辨识诸方面,既有浓厚的兴趣,更有大胆的创新与实践。他对佛教义理的阐释,不再是谈空说有、幽隐玄妙,也不只是注经释相,历数公案,而是以     

多见客 少说话

夜览杨度弟杨钧《草堂之灵》,内有《王诫》一文,述及张之洞、袁世凯招杨度出山,杨度为此特向其师王湘绮请教入世之法.先生赠其六个大字:“多见客,少说话.”然观湘绮接物,口若悬河,似与“六字教”不合.其实,少说话者,非枯坐如偶,乃少作关切利害之谈也,这是王湘绮历经沧桑的明哲保身之说.     

龚自珍学佛拾遗

通常认为龚自珍主修天台宗,其实不然.龚好友魏源之孙魏季子有《羽(王岑)山民逸事》记述: 山民学佛,主持咒,(此处应有标点,有些资料引文缺)及天台(此处不应有标点,有些标注顿号,致一宗为二宗矣)法华宗旨.置禅学,尝谓是不识字髡结所为.蕙风讲师钱伊庵居士屡呵之,弗怪.先父论之曰:“定庵学问,皆在语言文字,至扫除一切,不立文字,则无置身之处,此所以不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