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时期汉诗兴隆之中国文化与文学影响因素探源

作为朝鲜古典汉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高丽五百年文坛的汉诗创作一派繁盛。究其外在原因,与中国文化、文学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高丽效仿唐代而施行的科举制激发了高丽士子学习汉诗的热情,由之而兴起的私学制度又为他们学习汉诗提供了最佳学习平台;高丽时期汉诗的兴隆还得益于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通,形成了儒家思想影响占据主导、释道思想影响为辅的三位一体的汉诗主题意蕴格局;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对高丽汉诗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高丽、中国两国间文人和文学交流对高丽汉诗的兴盛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苏轼与韩国汉诗风的转换与诗学价值选择

苏轼及其诗歌的东传改变了新罗末高丽前期晚唐诗风的统治地位,带来了韩国汉诗风的第一次"变革",形成了苏轼在韩国古代文人与汉诗中的独特地位,其影响持续到朝鲜朝前期。效法苏轼也由最初的一种转换诗风的工具与手段,逐渐内化为韩国文坛自觉的诗学价值追求,并在反对单纯的模仿、规避过度用典,以及淡对苏词等过程中,为主题价值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西汉长安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西汉帝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在经学兴起的时代,这里实现了经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经学人才的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这里为中心。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考察西汉文化史和西汉思想史,不可以不重视西汉经学在长安的地位和影响。而中国经学史中的若干疑问,或许也可以因长安经学问题的说明得以更好的澄清。     

宋代诗词中的“长安”及其文化意蕴

长安对于宋人而言,是边陲之地,也是衰败的前朝故都,故宋代诗词中写实者极少。长安一词在宋人诗词中以用典方式居多,对其使用,代表了当时文人对来自前代文学作品和历史故事的印象和记忆。长安单独出现,常借指汴京或临安,或象征个人功业。以此为基础,长安常见的搭配是以"望长安"表达望阙,由"长安道"引申为奔走或行役。而后世文学中的长安意象,其意义基本延续自宋代。     

高丽前半期汉诗的盛唐精神意蕴

高丽前半期（918-1170）的汉诗诗人都没有个人文集留存下来,其少量作品主要依靠徐居正的《东文选》和崔滋的《补闲集》得以传世,有作品存世的作家也屈指可数。高丽前半期汉诗诗人身上所具有的亦官亦隐、乐观向上的盛唐精神特质对其汉诗创作的题材、意蕴产生极大影响。高丽前半期汉诗诗人所书写的亦官亦隐的人生体验中,既体现闲适淡泊的情韵,也体现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意蕴,这两者并不相悖,且共同演绎了高丽前半期汉诗诗人的盛世情怀及其汉诗的盛唐精神意蕴。     

《古今集》四季卷中的比喻

《古今集》中的比喻受到了《万叶集》、日本汉诗和中国汉诗多方面的影响。它在继承《万叶集》诗思的同时,也从日本汉诗和中国汉诗中汲取营养,最终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本文考察了《古今集》四季卷中＂波＂与＂花＂和＂霞＂与＂衣＂两个比喻。     

长安文化的发端及其影响

为纠正目前长安文化研究中的某些偏见甚至错误，通过历史溯源和文献解读，提出长安文化应该是自古以来发生在汉、唐等朝代称之为“长安”的这块地方及其附近地区的历代各种文化的总称，以周、秦文化尤其是西周礼乐文化和秦代制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长安文化，是整个长安文化奠基、形成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是长安文化的渊源和根本，绝不能将其排除在长安文化的范围之外。     

中华优秀教育思想的主要发祥地：长安

儒家、道家和释家的学说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完整体系,均在长安问世,直接造就了中华优秀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通过文献资料的梳理,分析了汉字的起源与统一、学校的萌芽和起源、先秦儒家思想的传承、道家和黄老之学的学术地位、＂独尊儒学＂的影响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的具体内涵。分析认为：长安是中华优秀教育思想的主要发祥地;挖掘、阐发、继承和创新长安优秀教育思想的精华,实乃当前教育改革的急迫任务。     

李白对高丽时期汉诗发展的影响

李白不仅是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也是一位影响高丽时期汉诗发展的中国著名诗人。本文从李白传奇式的经历、思想情操、崇高人格、以气为主的创作特点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等方面对高丽汉诗诗人的创作、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从而肯定李白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地位。     

累句工律：再论林惟正集句诗创作源流及用韵

韩国古代第一部诗文总集《东文选》收录了高丽诗人林惟正创作的46首集句诗。其342句诗句集自上至东晋陶渊明下至北宋末期汪藻等170余位中国文人诗词作品,其中以唐宋文人为主。共运用17个平声韵目,对仗工整,韵律和谐。从文体上说,它具有多元显现的价值：一是对中国唐、五代、宋代诗歌的校勘、辨重和辑佚等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二是从侧面反映出高丽时期汉诗创作兼具唐风与宋韵,即对唐宋诗歌均予以借鉴和吸收。     

长安学研究述评

新世纪伊始中国学人所倡导的长安学,是对长期以来有关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的学科概括、定位与升华,其缘起有“陕”、“京”两“源”,并非某一个人的创立、创建.2009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长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及所推出的《长安学丛书》和北京出版的《唐研究》“长安学”研究专号,掀起了长安学研究的高潮.北京的长安学研究扎实、细致,并完全按纯学术的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前进,陕西的研究则声势浩大、迅速快捷并具有浓重的组织、行政色彩.2013年,陕西组建了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长安学的未来发展勾画了蓝图,世人乐见其成,应仿效《唐研究》,创办长安学研究专刊,以扩展影响,发现、培养、团结人才,积累学术成果.展望长安学研究,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与长安学

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为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又为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所关注，其形成的原因、历史客观规律及发展前途非常值得探析。分析认为，周、秦、汉、唐等十三朝古都所在地的长安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地位；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传统文化、频繁的中外文学艺术交流等因素，促使长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艺术等领域，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长安文化和唐诗中以长安为主题的诗

长安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长安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感召力以其深厚的人文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地域文化所不可企及的。在这块土地上所演绎的无数次盛衰更替以及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人。同时,长安作为帝都,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已的题材;唐代诗人以长安为主题的诗歌内容丰富,充分体现了长安文化所独有的本源性、悠久性、系统性和历史传承性。     

“雍”作为西安简称的合理性

在梳理古代雍州历史沿革的基础上,结合现今西安市的地理区位与国家政策层面的战略预期,探讨了雍州与西安在政治地位、地理区位等方面的耦合度;同时,参考“雍”字的字义、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当前西安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和拓展水域环境的举措等因素,认为“雍”作为西安的简称,有较大程度的合理性。     

长安是中国的文化标识

为探讨长安是中国的文化标识这一命题,对建都长安的西周、秦、西汉、隋与唐时期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行综合研究;通过对蓝田猿人、半坡遗址、西周青铜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唐长安城等大量考古遗存与史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华之礼得周公而制,中国之政得秦皇而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定,中国之盛得唐宗而成,不断进行的制度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分析认为,长安地区是炎黄故里、儒释道圣地,是汉语、汉字起源之处,汉赋、唐诗繁盛之地,创立和繁荣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分析结果表明:长安是丝绸之路新起点、光复伟业最高地,新时代、新长安必将在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     

中唐之后的长安与江南

中晚唐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北方,长安逐渐以江南为根本。历史上的“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代中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狭义的“江南”,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富庶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生存粮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美丽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避难港湾,“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文化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人才摇篮,“当时东南多才子”,即所谓“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     

长安文化的定义及其特征

鉴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不显于世,从文化传统的整体性上对长安文化的定义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文化形态的发展阶段、主观基础、客观条件进行了梳理,归纳出长安文化5个方面的特征。分析认为,长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陆地文明的代表,其内在的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值得继承和发扬。     

浅析《荷马史诗》与彝族史诗《支格阿鲁》中的英雄形象

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彝族史诗《支格阿鲁》同属于世界民族史诗之英雄史诗的范畴。本文拟从英雄人物形象分析这一层面入手,着重以《荷马史诗》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阿喀琉斯和彝族史诗《支格阿鲁》中的英雄人物——支格阿鲁为例,分析中西史诗的英雄人物形象。     

“长安书体”的成因、特征及影响

分析了“长安书体”的成因、特征及其影响的分析,分析认为,“洛阳体”只是魏碑体中的一个地域书法概念,除“洛阳体”之外,魏碑体还包括北朝时期关中地区的“长安书体”和甘肃河西地区的“凉州书体”以及其它地方的造像题记书体。研究结果纠正了书法史上对魏碑书法认识的局限性,拓宽了魏碑书法的地域概念及研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