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的践履与“德福一致”的证成——论儒家君子幸福观的实践维度

由君子"德"与"位"的两层含义,以及儒家的道德理想与"仕进致用"的人生追求,可知儒家君子的幸福观也应涵括这样两方面的内容。纯粹从德性建立的角度来定义儒家君子的幸福观一定意义上忽略了君子"以德取位"的实践维度。从政治实践的一面来审视君子之幸福追求的可能性向度,对于儒家君子之幸福观来说,意味着既需要有德性一面的道德建立,亦需从政治实践性的"位"的向度来审视儒家君子的幸福追求。根本上来说,君子之幸福既是成德理想之实现,亦是"仕进致用"之人生追求的践履。     

论孔子德性幸福的三种形态

"孔颜之乐"是儒家幸福的典范,但却不是孔子德性幸福的唯一形式.孔子的德性幸福观涵盖纯粹德性幸福、抽象德性幸福、现实德性幸福三种形态,始终坚持了德性至上的原则,纯粹德性幸福摒弃功利幸福,抽象德性幸福超越功利幸福,现实德性幸福把功利幸福作为德性完善的副产品.三种形态德性幸福的统一体就是孔子完整形态的德性幸福,既有作为理想追求的幸福境界,也有现实可及的幸福生活,从而奠定了儒家德性幸福的基本格局.     

孔子德性幸福观的缺失

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是对宗法制的继承和发展.建立"大同"社会是孔子的理想,他的言行目的只指向这一目标,加上春秋时家庭关系的演变,儒家对个体家庭并不看重.孔子的幸福观可以分为纯粹德幸福、抽象德性幸福和现实德性幸福三种.但这种德性幸福感是针对理想而言的,它连最起码的亲情都不看重,不足以用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双峰并峙——荀子的幸福形态

荀子承续"孔颜之乐"所奠定的儒家德性幸福传统,始终坚持了德性至上原则。但与孔孟主要侧重于精神之"乐"的幸福观有所不同,荀子明显地提升了功利幸福在儒家幸福中的地位,进一步确认了功利幸福的合法性、合理性。荀子的幸福观无法摆脱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内在紧张,但荀子致力于调解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对峙状态,最终也实现了二者在一定意义上的融合,从而完成了儒家幸福观由"一枝独秀"到"双峰并峙"的折变。     

康德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德性幸福观

传统伦理思想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有感性主义幸福论、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以及宗教禁欲主义,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幸福与道德相割裂的疑难。康德坚持"道德不是幸福,但道德是配享幸福的条件"。德性幸福观,是对传统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者道德即幸福以及宗教德福轮回思想的审视和提升。康德的幸福观与其实践理性的理念是密切结合的,知性和理性、自然和自由的区分以及形而上学的道德自由指向,构成其实践理性理解的前提;德性幸福观是其实践理性的贯彻和道德自由观的体现。     

“天人相分”的人生幸福何以内在超越——论荀子的幸福境界

在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范型中,人间幸福逐步摆脱西周以来的神秘性天命的主宰,人类自身的主体地位被提升到"与天地参"的高度。由于更加重视作为主体的人在治理万物、实现幸福的过程中本质力量的发挥,荀子幸福观的内在性获得了更为具体和现实的展开。它不仅表现为"制天命"的人类主体精神,以及对功利幸福在宇宙论层面的论证,同时也表现为道德个体在德性完善和人格塑造中的意志、精神和力量。与孟子先验的性善论有所区别,荀子的德性幸福在"性恶"的理论基点上,经由礼乐、为学和"积善"等后天的教育修养,最终也实现了"与日月同光、与天地相参"的理想境界,从而延续甚至提升了儒家德性幸福的超越性境界。     

论孟子“浩然之气”与“大丈夫”人格养成

孟子基于以心善言性善的理论思路,提出了配义与道、充溢德性光辉的"浩然之气"。他首先着重讨论了带有神秘色彩、主要呈现道德意义的"夜气""平旦之气",阐释了心志对于气的统帅作用;在此基础上,阐明"浩然之气"的内涵特质,揭示了涵养"浩然之气"的路径,进一步彰显了"气"观念的德性色彩。就其价值目标而言,孟子所论"浩然之气"是人之修养过程中所追求的生命境界,是理想人格理应具有的精神状态;善养"浩然之气"的最终目标可藉由"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养成来呈现。孟子"大丈夫"人格在价值取向、处世态度和人生持守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内涵,表现着强烈的"以德抗位"精神,这都是以充溢德性色彩的"浩然之气"为底蕴的。     

解构之后的多元与虚无:后现代幸福观简论

西方传统幸福观可概括为三种形态:古希腊德性论意义上的幸福观,中世纪实在论意义上的幸福观,近现代目的论意义上的幸福观,这三种幸福观在本质上都以幸福本质以及获得幸福途径的统一性为目标.基于此,后现代批判传统理性主义幸福观抹杀了个人意志,主张幸福是自我的和个人化的.后现代哲学在幸福问题上归根结底只是将传统的"统一性"德性,变成了"自我"心中规定的德性.后现代幸福观具有多元化与虚无化的特征.     

论庄子的“乐”观

庄子所极力推崇的无为逍遥之乐(简称为安乐)、"以天合天"之乐(简称为美乐)与"与天和"的"天乐",共同构成庄子丰富而饱满的"乐"观.庄子的"乐"观揭明,人的幸福快乐总是与人的自由、劳动、德性/德行、是非观、世界观乃至与人生信念、信仰等因素息息相关;如果撇开这样一些重要因素,就幸福谈幸福,我们眼中的幸福注定是无根儿的、不真实的或虚妄的.     

“孔颜之乐”与“诗化生存”理想的建构

孔、颜行仁、践仁源于内心生命情感的需要和践履德性的执著追求,故"孔颜之乐"乃是一种"自得之乐",一种超越了外在利害关系如富贵、权势、物欲束缚后所产生的物我两忘的自由体验和精神愉悦.这种愉悦感虽不是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但它却是最富美学品味和美学内涵的,因为它从一个更深的层面揭示出了孔、颜对人生的诗性领悟和对诗化生存理想的向往和追求.这种诗化生存方式在重塑当代人的生存理想、完善当代人的人格修养等方面,无疑是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的,值得当代人重视.     

论道德之“见”的认识困境——也谈《孟子》“见牛未见羊”

近年来,学界对《孟子》齐宣王"见牛未见羊"现象多有阐发,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儒家道德之"见"的广泛关注。其实,《孟子》论"见牛未见羊",阐述了因"见牛觳觫"而产生"德性之知"的德性主义认识路线。在这条认识路线中,"见"不仅可以使见者体认本心良知,也使某些无良被见者有了欺骗君子"以方"的可乘之机。"见"在促成德性之知的过程中积极有为,但也隐藏着诚与欺的认识困境。无疑,摆脱这种道德认识困境对当前中国道德文明建设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论程颐的“循理之乐”——寻“孔颜乐处”的生态价值取向

作为北宋道学的集大成者,程颐将"孔颜乐处"诠释为"循理之乐",把循礼义之乐融入人生价值中,提出"循礼"就是"循理"。程颐认为,君子循理必先识理,只有学至圣人之道,才能"识理",最后达到"循理"之境,即人天统一的乐境。     

“遇人便道性善”:孟子“性善说”献疑

孟子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为"人性善"或"性善",业已成为"国民常识"。在这一常识的背后,隐伏着深度的误读。孟子从个体生命体验和形式逻辑层面反复证明的一个观点为人性有善端,仁义礼智"四端"源自天,存诸人性为"立命",人性之善是与善恶相对之善,善不是绝对之善。但是,孟子从未否定"性"有恶端。研究孟子人性学说,在方法论上应当遵循"以孟释孟"原则,在文本释读与思想诠释上,应当区别"善端"与善、"君子所性"与"性"两对概念。在"君子所性"层面,孟子刻意强调君子与禽兽的"几希"之别,君子在应然意义上当自觉以"四端"为性,而不可以"食色"为性;但在"性"或"人性"层面,孟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性"有恶端,"大体"与"小体"同在于人性。尽管君子在工夫论层面不将"味"、"色"、"声"、"臭"称之为性,但芸芸众生之"性"还是蕴含"味"、"色"、"声"、"臭"。秦汉以降,历代学人之所以对孟子人性学说理解不一,大多在于未厘清"善端"与善、"君子所性"与"性"两对概念的区别。     

孟子“仁者得位”思想发微

关于"德性"与"位"的关系,孔子主要强调德性修养对"位"的前提性和先决性。孟子的"仁者得位"的政治主张则认为,由于"德性"与"位"的关系只是一种应然而非必然的关系,"德性"修养也即"内圣"并不必然开出"位"的"外王"实践。因此,在孟子"仁者得位"的理论架构中,对德行修养的关注让位于对"位"的重视,"位"成为德性修养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德性修养自我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方式和途径。进一步看,孟子认为,要实现"仁者得位"这一理境,唯有"王"位才是最根本的方式和手段。而"内圣"与"外王"的高度统一成为孟子"仁者得位"思想的理想之境。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启示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善就是幸福,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德性即中道,思辨活动是至上的幸福.他的幸福观启发我们在追求幸福时应当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的关系.     

新时代幸福观的演绎与建构

新时代幸福观是一种源自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同时注入时代元素的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中包含着对人生价值的深度思考以及对生活态度的积极肯定。新时代幸福观建立在对西方片面幸福观的批判与反思、对中国传统幸福观的继承与扬弃和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发展与创新基础之上,体现了过程幸福与结果幸福的辩证统一,是个人幸福与民族大业的完美融合。以"奋斗"为核心的新时代幸福观解决了当代人的幸福困惑,是中国人实践幸福生活的指南。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及其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理论渊源及实践价值视角

关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历史渊源及实践价值研究,必然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存在依据和理论形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追问实际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实际上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它与现在我们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幸福观"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第二,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是否真正发生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来面目和本质特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知和评价问题上的根本态度与根本观点,应该包括马克思的伦理幸福观、哲学幸福观和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哲学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幸福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幸福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仅以道德来界定幸福的内涵。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产生的母体,将唯心主义的幸福观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将幸福感作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和必要环节。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的幸福本质论革命的主要成果和标志,从关注现实人的幸福本身转向探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经历了从劳动幸福观到实践幸福观的过渡。"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具体化、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中国特色"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核心内容。"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创新则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大众化。     

孟、荀“天下”思想的“主体”审思——从当代“天下主义”论争说起

当代"天下主义"的论争可分为"内圣"派与"外王"派。"内圣"派主张以心性为发用,建构"天下主义"制度;"外王"派强调回归王道,以古代礼制文明为"天下主义"的制度参照。两派的思想之争可溯源到先秦时期孟子心性之学和荀子礼制之学的分歧。孟子的"天下"思想以"民贵君轻"为基础,其"主体"是"天民";荀子的"天下"思想以"礼三本说"为核心,其"主体"是"礼制"。孔子"天下"思想的"主体"是"君子",他所奠定的"仁内礼外"的思想雏形,直接影响了孟子和荀子"天下"思想"主体"的阐发。孔、孟、荀"天下"思想的"主体"是当代政治哲学的"精英"、"公民"与"制度",最严格也是最完美的政治公正标准应当是:一个制度是合法的,当且仅当它是多数人都同意的制度,并且多数人中至少包含了多数精英。孔、孟、荀在先秦时期所奠定的"天下"思想的"主体"之别开启了当代"天下主义"的论争,也内涵着化解"天下主义"论争的思想资源。     

剖析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的新理路

亚里士多德没有完全接受前时代哲学家关于幸福的种种观点和看法,他创新性地研究了＂幸福的内涵＂、＂幸福的实现路径＂两个命题：幸福是至善、是完满的,并且是自足的,同时思辨是最大的幸福;幸福必须在灵魂的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中,在城邦中才能获得。通过对这两个命题的阐述,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自己的幸福观,实现了对前时代幸福观的继承和超越。     

习近平幸福观对实现中国梦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幸福观强调人民现实幸福的获得,而"人民幸福"作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又关乎着中国梦的实现,所以以习近平幸福观为指引,将人民幸福与中国梦进行交融式发展、引领科学幸福观的塑造、提升社会幸福度以及重视"青春幸福"的力量,发挥青年一代在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生力军作用,助力伟大复兴中国梦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