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

理性是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国内中文文献鲜见对经济理性的全面论述。本文试图为这一工作做一点边际贡献。作者阐述了新古典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 )中工具理性、理性行为和经济人的含义 ,以及三者之间的逻辑联系 ,总结出新古典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 )的经济理性的四个特征 :工具理性、愿望目标、性状良好的偏好和最优化     

论波斯纳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的坚持与背离

理性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阿基米德点,这也被新古典经济学的追随者理查德·波斯纳奉为圭臬,自然成为了波斯纳法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也是波斯纳用来分析具体法律问题最为锐利的武器.波斯纳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的态度是模糊的,这体现在他在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的同时,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无力处理的理性反常现象,又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进行相应的修正,以达到为其所用之目的.由此体现了波斯纳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的背离.     

有限理性和经济进化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经济主体行为的完全理性假设和经济系统的均衡假设。本文认为,现实经济的自然属性是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经济主体的适应性,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导致经济主体行为的有限理性,经济主体的适应性导致经济系统的进化性。因而,现代经济学应将经济主体行为的有限理性假设和经济系统的进化假设作为理论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无限理性假设的否定及其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通过提出有限理性、正交易成本、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和机会主义倾向等概念,深刻地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无限理性的基本假设及其理论范式,从而引申出社会制度规则建立的必要性及其实践意义。     

经济主体“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历史纷争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主体是具有"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争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理性"概念的理解深受"哲学理性"的渗透和影响。古典经济学受西方唯理论认识论的影响,强调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在主体上都是具有完全的认知理性的、对经济现象的掌握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现代经济学在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学说不断的质疑与批评过程中,创立了"新理性经济人"学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了现代西方经济认识论中关于经济人认知理性的主导性观点。     

经济学意识形态向法律领域的扩张——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

法经济学是经济学意识形态在法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尽管法经济学有诸多理论流派,各自存有不同的理论表现,其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如下逻辑,即"理性经济人+法律效率观+经济学方法"这种图式展开理论的.也就是说法经济学的理论演绎,其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核心价值标准是"法律效率观",加之"经济学方法"的使用,以此展开理论述说和问题分析的.     

经济理性与法律效率——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

法经济学是经济学意识形态在法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是经济学逻辑向法律领域的延伸.尽管法经济学有诸多理论流派,各自存有不同的理论表现,其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如下逻辑,即"理性经济人+法律效率观+经济学方法"这种图式展开理论的.也就是说法经济学的理论演绎,其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法律效率观"这个核心的价值尺度,加之经济学方法的使用,以此展开理论述说和问题分析的.本文就此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

法律经济学大量的借助于理性选择理论来考察法律规则和制度, 然而随着这项理论在法律分析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并越来越重要时, 许多学者却对这项法律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基础理论表现出许多不满。行为法经济学的出现更是把矛头指向了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本文在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的基础上, 探讨了行为法经济学对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并初步分析了行为法经济学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分析表明, 我国法律经济学界亟待认识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与局限, 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调和、充分利用行为法经济学的优势是大势所趋。     

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与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依靠形式化演绎方法和繁琐的数学技巧已发展得"枝繁叶茂","理性人"假设所规定的人的行为特征完全服从于这种形式化演绎方法的需要。新古典经济学为它的这一核心假设在方法论上构筑了厚厚的保护带,约定主义、工具主义、描述主义等方法论上的主张已有效回击了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而演化经济学则通过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持有的更具根本性的机械本体论,彻底否定了演绎方法论的合理性,一旦演绎方法论被抛弃,则演绎方法论所辩护的"理性人"假设中的那些堂而皇之的教条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演化经济学把自己的行为理论基建于有机、系统、动态、开放的演化本体论基础之上,并借助多学科的融合,由此打开了人性"黑箱":发展了人类行为能力理论,揭示了人性社会嵌入的机制,分析了个体多样性特征,阐释了社会群体的动态演化过程。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阐发了独特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其主旨是以主体-主体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客体结构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陷于窘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应由“程序主义范式”来取代;法律是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管理权力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法律理性观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法律理性观的某种超越和变革,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自利、利他与经济学理性的层次

自利最大化长期以来构成主流经济学理性概念的核心,如此则排除了利他行为的经济学意义。但人类行为是复杂多样的,大量非自利行为的存在对以自利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学理性概念形成挑战,迫使经济学重新审视理性。经济学家试图增强理性概念的解释力,一种流行的方式是通过效用函数的转换把利他行为整合进利己模式,宣称利他统一于利己。这种方式其实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出路是从理性的形成入手,用理性统一利己与利他。经济学理性根植于特定社会的规则系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从属于具体的思维传统。理性内化了社会规约,根据内化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以自利最大化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本文的理性模型中。     

谁之理性?何种合理性?——对理性内涵的考辨及经济理性的反思

理性一词往往集中于行为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显然,由于不同个体的行为目的存在差异,因而理性的内涵也就具有多重性。正是由于个体目的是复杂多样的,因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使用理性概念时往往又存在特定的理解:一者,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将多样化的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物质理性乃至金钱理性,从而使得理性的外延狭隘化;二者,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又通过引入效用概念而将所有人行为都视为理性的,从而又使得理性的外延宽泛化。正因如此,其带来的究竟何谓理性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     

心理学对经济学的贡献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日益丰富与多样化,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不断与现实经济世界产生矛盾与冲突,许多经济现象仅通过对理性人模型的量变扩张已无法解释。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为经济学考察人类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被称作＂心理学的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剥去了假设理性人光鲜的外衣,强调对行为的分析应以行为的真实心理形成机制为基础,不能以主观的先验假定为依据。行为经济学更适合对我国当前整体经济行为的深入研究。将个体行为纳入经济学分析体系,这对我国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为经济学修正了主流经济理论中＂自利人＂的假定,吸收社会心理学关于＂利他行为＂等研究成果,不仅与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相吻合,对当前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具借鉴意义。     

通胀预期的理论演变及其政策含义

信息刚性模型、理性不注意模型和行为经济学理论等三种新的通货膨胀预期理论系建立在批评传统的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理论基础上,预期行为经济学理论可涵盖其他四种模型。新通货膨胀理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挑战。     

“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的同时对这种假设做了批判与重新界定，使经济理论对人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的人，同时也对制度如何更好地安排从而更符合理性人的要求提出了建议。     

论主流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传统

西方主流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共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三个大的阶段,而当代主流经济理论,其主体部分也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但是,经济学家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和基本结论上的局限性:盲目相信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求普遍适用的一般解,将问题简单化;新古典经济学过于依赖理性行为假设,相信均衡的存在。这些缺陷正在受到重视和得到纠正。     

“无知”与理性:一种新的演化创新观

本文指出 ,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以及有限理性等一系列范畴的提出 ,在保留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前提下 ,大大推动了经济学在整个 2 0世纪的发展进程 ,导致了一系列新兴理论分支的出现。但是 ,随着以技术革新速率大大加快为标志的知识经济的兴起 ,与重大技术创新相关的“无知”范畴则向我们昭示着 ,知识经济时代呼唤一个新的、以非线性、多样性和演进理性为出发点的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出现 ,它意味着对主流经济学的一场革命。     

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投资模型与非理性投资模型

经济学关于投资选择模型的分析和研究从属于理性和非理性的选择理论。本文通过对选择理论的概要回顾和评说,将投资选择模型划分为三种类型;在对每一种模型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隐性和显性交叉,而这种交叉关系体现了经济学世界中的理性投资模型与非理性投资模型的相容性。文章指出,从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投资模型的底蕴来考察,新古典经济学将"行为最大化"作为一种公理来看待有着部分的合理性;从人们的实际投资行为来分析,"有限理性"和"偏差行为"贯穿于人们投资选择的始终。本文将理性和非理性投资模型综合于统一的框架,着重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的交叉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品味价值。     

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演变及其方向瞻望

在科斯搭建起法律经济分析的桥梁后,谈判分析范式因其能够将法律经济分析统一在效率主题下而成为主流分析范式。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博弈分析提供的特定环境下主体间互动的分析框架更适合进行法律分析,博弈分析成为新的主流分析范式。但同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挑战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理性选择假设,现实性更强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范式正在形成中。那么,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何在?从法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可以得出的合理结论是：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依赖于理性选择理论这一基础理论的进步。“理性”概念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精炼,形成“新理性选择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引导法经济学将向更加实证的方向发展。     

"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的同时对这种假设做了批判与重新界定,使经济理论对人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的人,同时也对制度如何更好地安排从而更符合理性人的要求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