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国际资本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市场容量大等优势积极吸引外资,承接了大量国际产业转移,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承接的国际产业从纺织等轻工业到汽车、化工、能源、机械制造业乃至电子、信息产业,形式越来越丰富,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陆续将工厂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国际资本呈现出从中国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趋势,从中国制造业撤出的趋势尤为明显,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宪制经济学

宪制经济学主要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约束经济运行的宪法环境,从更根本的层次上强调个人经济自由,推崇自由放任思想。该学派的代表们认为,宪法秩序是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内生变量,现实经济问题根源不在于经济政策的失误,而在于约束政策选择的政治过程的不当,即政府未受到有效的宪法制约,有更多的自主权。因此,他们主张,应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改革宪法,完善宪法对政策的制约,让经济运行建立在明晰产权和自愿交换的基础上和宪制秩序的环境中。     

诚信、信任与经济学:国内外研究评述

目前经济学对诚信问题的研究已经在逐渐形成,但尚未建立统一的体系和完整、一致的方法,综合国内外学术界对社会诚信问题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出:(1)现有文献诚信的分析并不系统,尤其是没有明确信用、诚信、信任、声誉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2)经济学家也没有明确把诚信或社会诚信作为主题、围绕着它来研究相关问题,而是在研究其他理论问题时引入诚信的.(3)经济学家重点分析了诚信、信任和声誉对经济发展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却很少在经济学的框架下讨论它们的形成过程.(4)即使是对诚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分析,也缺乏一般的理论模型.(5)经济学家们对诚信的零散分析多集中在对个体诚信选择和信誉资产形成方面,没有分析它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即社会诚信体系的形成.(6)对转型经济下的诚信问题的讨论也非常缺乏.(7)各种研究中,信任是非常标准的概念,有着大家一致认同的明确定义.(8)国内一些学者或机构对社会信用的具体制度建设提出了不少建议,但是这些建议缺乏理论支持,大部分建议随意性很大,可操作性较差.关于诚信与信任,经济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诚信完全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可以利用经济学的理性行为模式从微观层面来解释社会诚信的形成机理.第二,诚信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对诚信的测度问题.     

个人理性、社会相互作用和诚信体系的不健全——诚信决定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利用效用最大化模型和博弈论方法分析了个人的诚信选择及由此决定的社会诚信水准。个人对诚信的选择是该人在与他人进行交易博弈的社会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个人财富、能力和所受的教育是个人诚信选择的决定因素,社会制度文化因素、信息流动性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影响着社会诚信体系的健全与否。目前,社会诚信不健全是一个囚犯困境结局,但仍然是纳什均衡。     

社会诚信体系与经济发展

本文讨论社会诚信体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一方面 ,社会诚信水平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的 ,另一方面 ,它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 ,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诚信体系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U型曲线底部。从动态的角度来看 ,诚信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内生因素 ,可以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中加以讨论。最优的经济增长需要有 10 0 %的诚信 ,但是这在中国现阶段很难实现。完善社会诚信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称信息条件下经济发展程度、收入分配差距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结构的角度,而非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假冒伪"的产品质量缺陷与信息不对称有关,但是"劣"的产品质量缺陷是由收入水平和生产力决定的。中国现阶段产品质量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够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较低的收入会降低人们尤其是低收入者对高质量产品的偏好与支付能力,从而减少对高质量产品的消费。在经济发展未进入发达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导致产品质量构成中低质量产品占有相当比重。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产品质量问题,一方面需要改善收入的初次分配,从而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低收入群体对高质量产品的购买能力;另一方面需要采取特定方式的收入再分配改善措施,从需求层面减少劣质产品的比例。     

政府与公众的博弈对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公众对政策的预期和据此所做的反应对政府政策效果的影响。文章表明,从短期看,政策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公众的预期是否正确,还取决于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博弈是否地位对等。如果政府在政策反应上有优势,则不管预期是否正确,政府的政策都是有效的。但从长期看,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性质决定着政策的有效与否,会产生动态不一致性。政府的政策目标、任期以及所受到的宪法约束决定着动态不一致性是否得以避免。     

中国企业OFDI对投资母国碳减排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效应的检验

通过高质量碳减排实现“双碳”目标,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企业碳排放数据的匹配,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技术创新与企业碳排放水平和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行为,引致了投资企业研发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企业降低自身的碳排放强度;由于OFDI带来企业创新产出的提高,从而中国企业投向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直接投资都有助于降低其碳排放强度;OFDI引致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进而实现碳减排的重要路径之一。因此,应将适用于境外加工贸易和境外矿产资源开放等领域的优惠政策同等地适用于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要引导国内有实力的企业通过联合研发、新建子公司或国际并购等OFDI方式接近技术资源聚集区,大力推进研发人员的交流和沟通,有步骤地开展技术研发合作和研发资源共享;要鼓励和帮助本土跨国公司建立适应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消化和整合机制,改善国内市场主体的创新体制机制以促进投资企业主体的创新活力。     

发展经济学中的智力外流理论最新进展述评

智力外流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该理论自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重新活跃 ,本文从理论演进的角度对智力外流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分析     

论主流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传统

西方主流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共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三个大的阶段,而当代主流经济理论,其主体部分也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但是,经济学家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和基本结论上的局限性:盲目相信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求普遍适用的一般解,将问题简单化;新古典经济学过于依赖理性行为假设,相信均衡的存在。这些缺陷正在受到重视和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