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期刊历史(1901-1955年)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出版了数百种俄文报纸和杂志,这些报纸和杂志绝大多数都出版于哈尔滨和上海。他们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侨民的文化及科学生活,并且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文章主要通过讲述中国俄罗斯侨民在哈尔滨出版的刊物,向广大读者展示其在中国的文化和科学生活。     

智慧中国建设背景下面向知识短视频出版的路径研究

智慧中国建设背景下,“智慧出版”成为出版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 借助短视频把握用户注意力是出版行业智慧 升级的主要内容。 智慧中国建设下面向知识短视频出版与社会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知识传播本身的中心化和传播载体的去 中心化相互渗透,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面向知识短视频出版途径。 从历史视角和文化学视角分析了智慧中国建设下面向 知识短视频出版的内涵,阐述了智慧中国下面向知识短视频出版的现状及趋势。 结合出版企业智慧升级趋势,探讨了知识短 视频出版的融合发展路径。 希望进一步提升出版企业知识短视频出版竞争力,更好地满足知识阅读受众的需求。     

论数字化时代中国的出版文化安全

出版文化安全作为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涵盖了文化的各个方面.在现阶段,中国的出版文化安全面临着外部和内部一系列的威胁和挑战.为此,有必要建立中国出版文化安全的预警机制,在提高出版物文化竞争力和出版人文化安全意识的同时,有效地保障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安全.为了保障中国的文化安全,必须加强国家的出版文化建设,通过出版文化的国家投资战略、政策倾斜战略和文化整合战略(出版文化价值整合、出版文化规范整合、出版文化结构整合)来保障和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2006-2010）的五个维度

2006-2010年,台港澳地区、内部出版物、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博士学位论文、重要学术会议等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丰富和完善了出版史的研究内容,推动了出版史探讨的深化。上述五个维度的出版史研究成果在以往的学术综述与研究中重视不够。其实它们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并不亚于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和出版机构正式刊行的专著。至于港台地区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其独有的特点和价值也是不应忽略的。     

出版自由及其法律限制——兼谈当下中国出版自由的几个问题

出版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公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然而,由于《出版法》的缺失,关于出版自由的一些理论在制度上未能得到贯彻、遵循,致使当下中国公民未能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出版自由权利,出版自由在中国遇到了一些困境。     

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其最突出的文化性是在张元济主政时期奠定的。考察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可以从其注重中华古籍和汉译名著的出版行为背后,看出其＂温故知新,两者并重＂的出版理念。出版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和行为也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之间交汇、碰撞,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向。     

2000年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综述及未来趋势

在2000～2009年这10年之间,我国的出版史研究成果累累,学科体系和基本概念都在不断发展完善。这一阶段通史、地方志、断代史著述丰富;近现代出版研究成为热潮;学者们对出版史的学术研究逐步深入,并尝试以多学科、多种方法研究出版史,其中,以文化史视角研究出版历史的成果最为丰硕;西方书籍史从思路和方法上对我国的阅读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启发;国外优秀学者的著述成果,使得中国出版史研究日益国际化;新中国出版史研究在2008年开始升温。最引人注目的研究动向是出版史研究的国际化,不仅需要中西学术交流融汇,更需要我国学者站在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研究、推动中国出版史的发展。     

王云五与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以《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为考察中心

近代教育出版(特别是教科书的出版)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民营出版机构和最大的教育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掌舵长达25年的著名教育出版家王云五,一生从未停止过对商务印书馆的教育出版活动及事业的反思与总结,并在一系列论著的基础上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这一集大成之作。《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试图从教育出版的独特视角来展现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的互动关系,其突出特点是始终不忘强调近代出版业自身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从而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也为后人考察和认识出版与教育的内在关联及其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而生动的个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

正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一步促进我国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依据《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章程》规定,2013年下半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全国出版行业开展了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活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是北京大学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学术期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是期刊界的最高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和奖励国内新闻出版业优秀出版物、出版单位和个人。其中,本届期刊奖共评     

出版学要研究出版活动的变化与发展趋势

中国在近代才出现＂出版＂这个词语概念,但是中国实际发生的出版活动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其间曾出现多次重大变化。出版活动的变化不仅有其内在原因,也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媒介不断发展的今天,出版概念已经是不同以往的＂大出版＂了。新媒介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格局,但新媒介往往是对旧媒介的补救和改善,新旧媒介会在相互融合中重新获得生态平衡,内容资源的跨媒体（全媒体）出版、数字复合出版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因而,亟需培养大量适合融合媒体和数字化出版需要的编辑人才,以不断满足广大受众对于不同层次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出版教育的模式也要随之改革。     

传统出版与网络出版的优势互补探析

从阐述网络出版的概念入手,分析网络出版的明显优势,认为传统出版应该充分把握这一新的出版形态,实现两者在出版内容、出版形式和营销机制上的优势互补,共同开拓出版业的新空间。     

论学报办刊模式的转变

中国加入WTO后,高校学报的传统办刊模式已经限制了其竞争实力的提高。如何转变办刊模式,增强竞争实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已经成为关系到我国高校学报生存、发展的重大课题。学报应在刊物的形式、刊物的内容、刊物的发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下高校学报发展的要求。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期刊出版情况对比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中国出版业挂一漏万断发展壮大,中国的出版传播业者需要了解国外相关行业的有关情况,以便把握我国的出版传播业在世界中的地位,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作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本文主要从基本数据出发,对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期刊出版业作初步的比较和研究,论述了中国期刊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目前我国的期刊出版存在的不足。     

叩问：我国期刊改革发展方略

从我国新闻出版业的产能比较中,分析传统出版业书报刊的出版发展状况,再从书报刊体制改革的进程比较中,分析得出期刊出版体制改革落后于图书与报纸。在探其原因的同时,结合我国期刊出版现状,提出扩大总量,科学调整结构;鼓励"抱团",品牌期刊"选择兼并"、同类期刊"引导组合"、部门期刊"跨行牵手";加快期刊的数字化出版进程,创建新媒体等几项具体的新措施。     

论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

晚清出版史是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变革与转型时期,中国出版在这一历史时期逐渐完成其古今之变,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形成具有近代形态的新式出版。变革与转型的因素贯穿和渗透于晚清出版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从宏观上看,印刷技术、出版物形制、出版物内容、出版物类型、出版机构、出版观念、出版管理体制、著作群体、出版交流、出版社会作用等10方面的变革能够充分反映和印证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特征。     

民国早期报业的流变特色探析

民国早期,中国的报刊在民主革命浪潮的推进下,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报刊的业务工作也有了不少新的演进,尤其是在出版、发行和创作体制风格等方面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可以说,这一特殊时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报刊业务上发展最快、改进最多、演化最大的高峰时期。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此时期报业的发展既推动了政治的民主和深化,同时,民主的进化又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雏形的形成。     

互动出版：数字出版时代的新潮流

数字出版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在我国经历了出版成果数字化和出版过程数字化两个阶段。互动是数字出版的本质特征,互动出版已经成为数字出版时代的新潮流。借助于搜索引擎、社会化媒体、网络游戏和网络文学等数字化出版平台,互动出版作为一种碎片式出版,催生了数字出版时代的按需出版、个性化出版和自助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     

抗战时期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

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一直比较落后,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几个重要的出版社和期刊社迁来华西,与本地出版社机构加强合作,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出版社,成都成为抗战时期基督教出版业的中心城市。抗战结束,一些出版机构迁走,基督教在华西的文字事工走向衰落。     

论中国出版史分期(二)

五代至明清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的雕版出版时期,雕版出版比抄本出版更接近现代出版,然而与现代出版仍有区别。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新古典书商崛起;二,朝气蓬勃的多元化出版;三,以出版者为中心,建立校书(编辑)、印刷(复制)、销售(发行)三者合一的新型出版机构;四,刻工作坊与刻工市场为多元化出版提供自由灵活的服务;五,书籍发行业迅速发展,然而发行始终是古代出版业中最薄弱的环节。     

从民间出版到独立出版——以近年民间诗歌传播为例

面对风起云涌的诗歌民刊,我们应该思考"民间出版"与"独立出版"现象,因为这或许更具有实质性意义,这也是为民刊寻找合法性的最后依据。杨克版《中国新诗年鉴》和民间出版人潘洗尘等个案透视出民间出版在传统的体制化出版与现代独立出版之间的文化境遇,同时也预示了真正意义的独立出版已经绽放萌芽。而汉语诗歌资料馆、不是出版基金(The Atypical)、黑哨诗歌出版计划、坏蛋出版计划等层出不穷的民间印行机构,则已经形成了崛起的"独立出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