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北方诗人的南方景物民俗诗研究

元初南北统一前后,以刘秉忠、郝经、王恽等为代表的北方文人因随军、仕宦等因素南下,创作了许多描写南方自然景物与民风民俗的诗作。他们用北人笔法描写南方山水风俗,使诗歌在内容、风格等方面表现出以北宗为主南北兼容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风俗观念与风俗特点

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久而成的社会风尚、习俗,是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它包括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和语言的诸多方面,各方面的风俗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制约;而统治者的风俗政策,对风俗的形成、转变与演化,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分裂割据、社会动荡与剧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整齐风俗诚非易事.风俗政策与风俗观念的多样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时期,尽管南北风俗不同又各有变化,但南北风尚处于不断融合之中.民间习俗、文化风气的交流与接近,使其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社会风气的开放性;二是个人追求的自由性;三是文化结构的多元性;四是鬼神文化的兴盛;五是风俗文化显著的地域差异.魏晋南北朝社会风俗和文化的这些特征,使其成为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而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又是与南北风俗文化的碰撞和南北民族的融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民国时期北京社会风俗的变迁

社会风俗,作为世代相传的文化现象,具有相当稳定的传承性。但是,当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时期,新颍的生活方式不断冲击传统的社会风俗。变异性把时代的标志,渗透入历史的延续。本世纪上半叶,古老的都城北京,随着封建皇权的崩溃,加快了走向现代都市的步伐。民国时期,古都北京的社会风俗,无论是岁时庆祀,还是家族民俗,乃至生活习俗,都呈现出变异的趋势。尽管这种变异的动力不够强劲,但仍鲜明地印上了时代的标志。     

论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国风俗观

为了应对由中西风俗差异而引起的民教冲突,近代来华传教士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风俗的考察。一部分传教士刻意关注中国社会陋俗,然后片面地从社会陋俗定位中国风俗的地位,结果走向了对中国社会风俗的全面否定,其根本目的是企图从社会风俗的角度向中国人灌输"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的思想,以便为基督教的传播制造理论依据。     

略论近代来华传教士认知中国社会风俗的特点及其演变

近代以来,来华传教士为了推动传教事业的发展,十分注重对中国社会风俗的考察。传教士对中国风俗的考察和研究,是其了解中国国情、探索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西方中国观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传教士对中国风俗的考察、认知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善良风俗在诉讼调解中的适用

善良风俗在诉讼调解中的适用体现了司法的能动性,对促进诉讼调解的效率,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系当事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善良风俗在我国目前还处于非正式法的渊源地位,因此法官不能直接对其进行适用,而应进行科学的评价和理性地选择。在诉讼调解适用中善良风俗应满足能动性、合法性、合理性的要求,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要注意区分善良风俗地域性和民族性,并根据具体案件的性质和内容具体分析,选择相应的善良风俗。     

西汉的风俗观：以儒家为中心

从战国至秦汉这一长时期的风俗观,概念上以道、法、礼、俗为四重结构,以道、礼、法来衡量风俗之良善与否,儒家最为关注风俗。西汉儒家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风俗特征,一是民众逐利竞财而轻义,二是官吏多为欺谩而善书的刀笔之吏,内在的人性与外在的制度环境共同造就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汉儒试图以礼乐更化之,礼乐的雅正也是风俗良善与否的标准。以文质论风俗,不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即汉初所谓的周文之弊,还是出于理论本身的侧重,移风易俗的目的是返归于质。但越强调质的优先性,就越削弱历史循环结构的合理性。进而言之,法家以法作为标准,以赏罚作为手段来齐一风俗;道家反对一风俗本身,无为而治;儒家认为他们对于风俗的改善于事无补,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北京女报》与清末北京女子教育初探

《北京女报》是清末北京地区第一家妇女报纸,宣扬"兴女学"和"女子平权",在北京地区有开通风气之功。该报既是清末北京女子教育发展的热情记录者,更是推动它发展的积极力量。但是该报以维护风俗名教为己任,固守性别伦理边界,在总体上又显得保守。     

京味儿文化与电影

全球化浪潮下城市与城市之间越来越趋同,北京因其"京味儿"传统而易于被识别。电影作为当下最主要的艺术样式之一,不仅记录下北京的城市发展,也再现了"京味儿"文化的独特内涵和别样气质。电影通过对传统的北京民风俗韵、幽默的北京语言和独特的北京人物形象展示,不仅多面向勾绘和补充了对于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和想象,更对未来北京城市文化建构与认同提供了思路和可能。     

王国维“境界说”视野中的“真景物”与“真感情”——《人间词话》“境界涵义论”献解之三

学界关于王国维“真景物”、“真感情”的阐释历来多有分歧,其实,这是两个包蕴丰富、需要多维解读的概念。所谓“真景物”,是指诗人以自由空明的心态直观把握外在景物,经由创造性的艺术传达而写之于诗词中的自然、逼真、富于特征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图景;“真感情”则指创作主体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自身对宇宙人生真诚、激动的情感反应,并通过独创的诗艺形式表现出的个性化的人类情感。王国维认为,写出“真景物”和“真感情”的诗词文本都可称之为有境界。“真景物”与“真感情”都是含有“情”、“景”两种质素的艺术存在,只是两者之中的情、景各有不同的特性和迥异的组合形态。“真景物”、“真感情”既可以指一首诗词的整体,也可以是其中的个别诗行或词句。     

宣南历史文化三议

琉璃厂书业中心的形成、《四库全书》的纂修、各类会馆的云集,是影响宣南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讨论了琉璃窑厂迁出宣南的年代、后人征引的所谓翁方纲《复初斋诗注》的出处、明代北京会馆的外来人口管理职能与内外城会馆功能的地域差异,对相关问题做了初步辨析。     

明清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

明清时期,在元朝所开创的空前大一统的基础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定型.受此政治局势的影响,明清两部官修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表现出四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境内民族立史传;第二,较少的民族歧视和偏见;第三,重视反映边疆民族地区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第四,重视总结边疆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而这又能够对明清时期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民族认同心理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统治者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对明清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印僧实哩沙哩卜得啰与真觉寺修建考

实哩沙哩卜得啰(1335~1426)是东印度人。他修习密教,精通五明,被尊称为五明板的达。他于1414年来到中国,仁宗时封其为大善大国师。1426年,实哩沙哩卜得啰示寂于京。宣宗命为其兴建两座塔院,在北京者为真觉寺。然而,自明代以来,关于实哩沙哩卜得啰以及真觉寺修建就出现不同记载,而后世大多择取误说,以讹传讹。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去误存正,以求历史之真实。     

大栅栏地区街巷名称的变迁及其历史地理背景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和当代地名调查资料 ,阐述了大栅栏地区街巷胡同名称的发展过程和变迁形式 ,分析了相关的区域历史地理背景 ,并试图通过地名演变透视明清以来北京城市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若干侧面     

明代学者论历史撰述中的“心术”与“公议”

史家品德和史书公正性问题,为历代史家所重视。明代学者从对作史之难的探讨出发,不仅对史家＂心术＂予以特别的关注,并使之逐步成为史学批评的一个术语,同时,他们还认为史书有＂明公议＂的社会功用,而史家有＂持公议＂的社会责任。明代学者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前人对史学的认识,同时亦引起后人对史学社会价值的深入思考。

Abstract：

The historian’s morality and the impartiality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re widely regarded as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iography.Starting from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difficulties of com-piling historiography,the scholars in Ming Dynasty hav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Xinshu＂and gradually make a nomenclature of it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They also consider that the historical work should be endowed with the public benefit of specifying ＂Gongyi＂,while the historians should be endowed with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holding ＂Gongyi＂.These discussions have enriched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ancient time to a certain extent,and have their significance to the society.Through an elaboration of the discussions of ＂Xinshu＂ and ＂Gongyi＂ of the scholars in Ming Dynasty,an evaluation of the achievement of these discussion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will be made.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北顶娘娘庙

北顶娘娘庙始建于明代,曾在清乾隆年间重修,1976年后殿因地震坍塌,后被翻盖为北顶小学,翻盖后仅山门、前殿保持原貌。由于北顶娘娘庙正好在规划中的奥林匹克公园内,为了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体现古今文化的和谐交融,2003年北顶娘娘庙被列入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缮,准备开辟为北京民俗博物馆分馆,在奥运会期间正式向公众开放。本文主要从北顶由来、北京"五顶"、北京娘娘庙今昔等三个方面讨论其历史沿革及现状。     

明北京城营建石料采办研究

明代定都北京以后,大规模的营建工程在历朝持续进行。作为基础建筑材料,石料在明代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明北京营建工程对石料产生巨大需求。为此,明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料采办活动。本文具体阐述了北京营建工程所需石料的种类、产地、采办和运输过程。明代北京营建石料采办在采运成本、运输组织、时间安排等方面均有周到的考虑和合理的安排,这是石料采办工程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关于近代北京文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刘桂生先生一直关心北京文化的研究工作。日前应本刊之邀 ,他就北京文化研究如何创新等问题 ,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并对本刊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刘先生所谈内容的特点在于透过具体的史实来分析北京文化研究的真谛。他通过宣南文化研究和北大、清华校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说明应扩展研究思路 ,从更深入和更广阔的背景入手 ,提高北京文化研究的水平。现将谈话整理成文 ,以飨读者 ,希望能够对加强北京文化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京西太平鼓”史迹考索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京西太平鼓",是我国北方太平鼓的一个地域性分支。唐代以前的几种舞蹈与它具有渊源关系,直接的源头则是宋代定名的"太平鼓"。明清大量诗文记录了北京太平鼓的兴盛,证明这种民间艺术已经从农村走进城市。受清朝道光年间危害城市治安事件的牵连,太平鼓表演逐渐从北京退回郊区农村。今人主张的清末才由北京传入京西之说,则与史实大相径庭。隐含在古籍中的许多重要史料,尚需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论明人年谱的价值和利用

年谱是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的重要资料,在史学界很受重视。而明人年谱因其篇幅大、数量多、真实性强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目前学术界尚缺乏对明人年谱的系统性研究和利用。文章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利用明人年谱查找资料的方法,以及在利用明人年谱时应该注意的几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