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无"的精神境界与阮籍诗歌

阮籍作为正始玄学和文学的代表人物，其玄学理论的重心，在于建构了一个形超神越的“无”的精神境界。这一境界兼有哲理性和诗性，成为阮籍玄学和诗歌的联结点，对阮籍诗歌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本文从诗歌旨归和阮籍思维方式、心态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影响，强调指出了“无”的精神境界既缓解了阮籍的悲哀，又加深了他的悲哀，这使阮籍诗歌既宏放高迈，又沉郁悲凉。     

迷惘的觉醒者──阮籍心态研究

迷惘的觉醒者──阮籍心态研究卢国栋阮籍是“魏晋风度”最优秀的代表之一。阮籍的一生是充满深刻矛盾的深沉感慨的一生。阮籍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者和实践者著称于世。但是这种主张并未给他的心灵带来片刻安宁。阮籍不同于嵇康。嵇康执着于“越名教而任自然”，“...     

是爱，是恨？——论尤金·奥尼尔的女性情结

奥尼尔因幼年母爱不足而产生恋母情结与缺失体验。他在恋母的同时,又因幼年时母亲对他的疏离与隔阂而心生怨恨。于是他就把对母亲的爱与恨诉诸剧本,通过在剧作中贬母来“攻击”其母亲,发泄对母亲的怨恨。但仅贬母仍不能尽释心中之恨,他就在剧作中把妻子作为替罪羊,转移攻击妻子,从而使其剧作呈现杀妻情结。奥尼尔把对母亲的复杂的感情迁移到其剧作中其他女性人物身上,以各种方式影响到其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塑造与他对整个女性世界的态度,从而使其作品呈现出明显的女性情结。     

生存的苦涩与死亡的超越——论阮籍的悲剧人生

本文从两个层面探讨阮籍的悲剧性生存。第一,从生与死的不同结果比较嵇、阮的心态,突出阮籍“活着却更难”;第二,阮籍的死亡焦虑意识及彼岸世界的不可追求,深化了其生存的形而上痛苦。     

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阮籍《首阳山赋》发微

阮籍《首阳山赋》的关键在于批评伯夷、叔齐的二段文字,文章根据有关史料及阮籍相关作品,认为这段文字表面上是批评伯夷、叔齐,实际上是阮籍表达强烈的悲愤和深刻的自责。阮籍在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时被加官晋爵,不得已与司马氏合作,他身前身后的名声可能受到污损,因此才发此愤激之言自责。此赋反映了阮籍在魏晋易代之际反对司马氏的政治态度。     

精神逍遥、适性逍遥与中国文学的发展

本文论述了庄子思想的核心——逍遥游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大致过程。认为与魏晋时哲学上对“逍遥游”有两种解释:“精神逍遥”、“适性逍遥”相对应,文学上也有这两种类型的“逍遥游”创作。从屈原到阮籍再到李白构成了“精神逍遥”的典型,而阮籍则将这种创作提到了一个高峰;而从张衡到陶渊明再到王维、苏轼等则构成了“适性逍遥”的典型,陶渊明则将这种创作推提到了一个高峰,形成了“陶渊明心态”。“精神逍遥”因封建社会本身之凝固在李白后几乎没有什么发展,而“适识逍遥”则因与封建社会之进展有相适应的一面,在融合了佛教之后,却得到了广泛发展。“陶渊明心态”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传统心理。     

孤独者的哀音--阮籍《咏怀诗》心理学解读

阮籍的<咏怀>组诗是在一种"低孤独"的心态支配下创作的,诗人的孤独与苦闷为组诗奠定了低沉愁苦的情感基调.<咏怀诗>"遥深"、"隐曲"的风格特色既与阮籍所处的特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更缘于他独特的人生态度与处世哲学.诗中频繁出现的"飞鸟"意象生动地再现了阮籍的内心矛盾与最终选择.     

形象的审美价值与茅盾的选择

茅盾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非常重视人物塑造。在他所塑造的成功形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独有的审美趣味。本文通过对他两大人物系列的分析,指出在茅盾人物塑造过程中始终蕴含着一种否定精神与批判态度。在阐述茅盾创作实际的同时又着重分析了这种独特审美心态的成因。这就是以巴尔扎克、左拉、福楼拜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以及现实的作用。并根据“心理定式”理论分析茅盾的创作实际,指出茅盾虽然受到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但他对批判现实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背离,在有些方面又高于批判现实主义。     

“洋匠”来华与张之洞的近代化事业

张之洞在兴办洋务事业过程中对外国技术人员──“洋匠”的引进规模十分宏大，表现了当时开明之士的豁达心态、非凡胆魄和良苦用心，值得肯定。但他对“洋匠”的态度──利用与怀疑、恐惧与依赖，却又使他和他的事业陷入了近代化的误区而不能自拔。     

忧伤之歌:阮籍《咏怀》诗的另一种诠释

历来对阮籍《咏怀》许多从时事政治的角度来诠释,甚至几乎每首诗都要与魏晋间的史实一一比附。根据社会背景来分析诗歌这无疑是诠释诗歌的一种方式,但是并非所有的诗歌都是现实政治,尤其是时事的直接反映。从阮籍的整体心态入手,将《咏怀》诗分别从忧思与伤心、徘徊与将何见、孤独三方面来诠释,可以看出:忧伤氛围始终贯穿《咏怀》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是《咏怀》诗的诗旨,这反映了阮籍痛苦的人生。     

有实力才有魅力

短钮烬尽,烛灯夜孤挑。 穷途当哭,登山为舒啸。 重情轻礼,尘俗一人高。 白眼藐世,短檠对桀骜。 我愿以这不成韵律,不领思致的短句献予那已沉睡千年却耀眼千年的阮籍——献予他用他绚烂的一生,为千年之后的我们呕心撰写出一曲“有实力才有魅力”的旷古绝响。     

当代女性社会派散文四人志

20世纪末 ,女性散文出现分化 :以“玩”的心态登场 ,找“乐”的“小女人散文”开始消退 ,守望灵魂的女性社会派散文开始形成。在女性社会派散文中 ,张抗抗专注“沉默” ,对专制主义大胆抗争 ;苏叶则把散文的血脉与社会紧密相连 ,以老辣的“乱谈”求纵求放求透 ;筱敏则以对“革命”的“革命”的凭吊 ,对极权主义和语言暴力进行清算 ;王英琦的散文则作战略转移 ,呈现出信仰与现实、现性与非理性的二律背反 ,其创作态度是“欠彻底”的。     

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关系辨析

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对阮籍而言是被利用被强迫的，从而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合作关系。阮籍的放达，不是“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而是其名士风度的自然流露。     

嵇康：把自己打成一块铁

嵇康和阮籍一样，都是幼年失去父亲，靠母亲和哥哥抚养长大，只不过，他从小在家就很娇纵，任性不羁、疏狂恣肆的性格，是打小的时候就养成的。     

论《咏怀诗》的抒情化倾向

阮籍对情感极为重视。他将《咏怀诗》作为他复杂感情的载体。阮籍但求抒发情怀,无论是指斥世人,还是高歌遁世,都是情郁结于中,喷薄而出。这使《咏怀诗》对五言诗的情感范围有所拓展。这一组诗中的情感不仅浓烈、执著、厚重,而且寄托“遥深”。与此相适应,《咏怀诗》的结构模式、语言风格、修辞手法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而在阮籍手中完全改变了五言诗的民歌性质。     

男权规范与女性主义纠结下的双重文化镜像——论第三代女性诗歌的文化悖论

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诗人的诗歌为代表的“第三代女性诗歌”,一方面以清醒的女性意识揭露了男性中心社会和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在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施虐”,以对女性自身生命原真状态的揭示建构起妇女解放的新话语,另一方面又以对传统女性精神的返顾与留恋,显示着甘愿回到“传统女性”的倾向。她们的诗歌以对男性显性层面的反抗与隐性层面的依恋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悖反意蕴。     

神女与寡妇——对魏晋文学中两类女性形象的文化审视

魏晋文学中，以“神女”和“寡妇”名篇的赋有近20篇。对于以男性为主体的魏晋诗人来说，美艳而欢愉的神女与孤寂而摧伤的寡妇，分别寄寓着他们热烈的追慕与冷静的怜悯。但是，魏晋诗人对于这两类女性形象的认识和塑造，井未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正在觉醒的女性意识，魏晋时期无论是美艳的少女还是新寡的嫠妇，并非全是恪守礼教而甘作男性或艳羡或哀怜的对象，而常常能够大胆、主动地追求自由和爱情。当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意识已经随着汉魏之际的文化转型而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魏晋文学的“神女”和“寡妇”却一如既往地唱着昨天的歌，并千年不变地承传着古旧的文化心态。这种由男权文化所预设的“女性意识”，借助着“美艳”、“哀怨”的文本，在“怜香”，“悯孤”之心态的支撑下，流行几千年而很少遭遇文化意义上的审视与批判。     

从李佩甫小说看河南作家关于"乡土"的三种状态

乡土给了河南作家吮吸不尽的营养,同时也是作家在远方回眸凝望的一个“场”。李佩甫的小说创作突出地体现了河南作家关于乡土的三种状态:情感上的依恋、行动上的背离和理性上的超越。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与乔丹的“人生姿态”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小说中两个主要女性黛西与乔丹只关注“人生姿态”。她们感情冷漠,只关心自己的魅力,然而忽略了人生的品质。对黛西与乔丹“人生姿态”的分析中可以探究菲茨·杰拉德对美国女性的矛盾态度：他对女人既有极其浪漫的“崇拜”,同时又怀有极深的不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