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致”到“科学”——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演进

古代中国,尚没有形成正确的科学观,"格物致知"和"格物穷理"成为中国传统科学的指导思想.至近代,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中国传统的科学观面临着冲击,随着思想认识上和语言使用上由"格致"向"科学"的演进,标志着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正式确立.     

近代中国科学落后于日本的原因探析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都在为探索强国之路学习西方科技。面对西方科学技术,中国没能彻底转变思想,认识仅在器物层面;日本却发出向世界学习科学的时代强音,迅速发展起来。在科学本土化的进程上,日本步步领先中国,表现在普及科学教育与建设本国特色的科研体制等方面。     

比附、"弥补"与"拓展":上海灵学会对科学的认知歪曲

灵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呈现出复杂的面相.以往学界多从迷信的角度审视灵学,忽视了近代西方灵学多假科学话语以传播的事实.比如上海灵学会即从比附、"弥补"及"拓展"科学三个层面认知并传播灵学,歪曲科学,给科学传播带来歧路.就科学史而言,这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界部分人士对科学认知模糊的一面.     

农为政本,水为农本 ———《农政全书·水利卷》与科技实学

实测实学,后也称科技实学,是就中国经世实学的科学内容和基础而言的.它既包括中国传统的古典科学,也包括从欧洲输入的西方近代科学[1].它虽然强调科学技术思想方法,即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与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然而,由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属儒家"艺用"之学,同经学等学问都是并列的,所以,也可较为笼统地称当时的科学技术本身为科技实学.它代表近代以前中国科技思想的最高成就.     

科学“马克思学”的意义

西方有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叫做"马克思学"。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学"的性质有两种基本看法:即科学的"马克思学"和非科学的"马克思学"。把"马克思学"一般地看作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因而是非科学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片面的。尽管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所持的方法或理论观点以及研究得出的结论不是科学的,但也不能认为是完全不科学的。西方学者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偏重对马克思的著作、文献及一切思想材料进行实证研究,不能正确地处理实证方法与总体方法的关系。有些西方学者总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分割开来,这是错误的。相对于西方"马克思学",构建中国"马克思学"的意义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科学。     

“李约瑟难题”的再探索

"李约瑟难题"至今仍然困扰着学术界.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答方案,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通过对中西科学观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比较,认为近代科学在欧洲出现是科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科学根本不具备产生近代科学的要素,因此西方意义上的近代科学是不可能在中国诞生的.     

从“科学和民主”的认识与实践简论鲁迅前期的思想发展问题

“科学和民主”,原是西方的“新学”。作为口号是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正式提出来的。那时,提倡“科学”,就是学习、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倡“民主”,就是积极地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爱国活动。这个口号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帜,代表着五四精神。     

曾国藩科学救国思想论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影响的督抚之一,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曾国藩的科学救国思想是通过引进西方科技创办近代企业、广泛招揽科技人才、积极筹划派遣留学生、组织翻译西方书籍等措施来实现的。曾国藩积极践行"科学救国"思想,倡导并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这不仅增强了清王朝的军事与财政实力,延长了清王朝寿命,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更多的人了解了西方科技,逐渐放弃了走科举仕途的道路,开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这种转变促进了中国早期的现代化。     

从语用的角度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不当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口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起到一定的打击犯罪的积极作用,但近年来却越来越显得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相符合.其不当性究竟为何,尚缺乏理论论证.文章从前提的角度分析了这一口号与无罪推定的原则相矛盾,从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了这一口号"从宽"的承诺无法兑现,"从严"又不具有威慑力,从而从语言理论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口号的不当性.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郭嵩焘“向西方学习”思想新探

郭嵩焘作为最早走出国门的思想家,是向西方学习最热情的鼓吹者.他特别注意从制度、体制层面去认识和理解西方政府行为,把西方的种种制度创设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研究,认为西洋富强之本主要在于其"朝廷政教",而不仅仅是"船坚炮利";强调人们应该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使"向西方学习"成为国人思想和行动上的一种自觉.落实到实践中,就要以学习西方的"朝廷政教"为中心,多角度多层次地拓展学习西方的内容.     

大力开发我国"节庆"和"节文化"旅游资源

传统"节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窗口;现代"节文化"则是市场经济催生下的产物,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与创新精神.我国有丰富的"节庆"和"节文化"旅游资源,积极开发这些资源,促进我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必将促进我国的旅游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

历来的外来语辞书和论著,都误将"科学"列为日源词,本文考证,"科学"本为中国古典词,是"分科举人之学"、"科举之学"、"分科之学"的简称,宋代已经出现。"科学"一词传入日本,在"分科之学"意义上被日本人使用。至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以"科学"翻译Science,因作为西方近代文化产物的Science具有"分科之学"的意蕴。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人把此一意义上的"科学"作为新词传回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     

"和"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及其现实生命力

“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梳理了“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认为它已经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分析了“和”文化对中国外交活动的影响,认为“和”文化构成了古代朝贡体系的文化基础,但在近代外交中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性,新中国成立后,“和”文化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智力源泉;指出“和”文化在当今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     

从“三个代表”看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

江泽民同志连续三次就繁荣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表重要讲话的一年,也正是江泽民同志全面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年。因此,必须把他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论断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联系起来考察。只有从"三个代表"的高度,才能真正理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深刻内涵。作者从促进先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共同推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进步、维护和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论断。     

易学在蜀蜀学在易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即有“易学在蜀”之说;同时,“蜀学”一词也在此时形成。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蜀易的表现,说明有独创精神和包容特性,足以体现蜀学以易学为旗帜。     

从《论语》君子观谈“最美人物”的价值与常态化培育

《论语》中的"君子"是古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人格,时代"最美人物"是对"君子"的继承与升华,两者在不同的时空境域中有着内在的契合性。"最美人物"亦是新时代的"君子",它彰显着丰厚的时代意蕴:以人为本的哲学价值、道德自觉的伦理价值以及和谐的美学价值。因此借鉴古代"君子"的培育养成方式,有利于从常态上构建完善的"最美人物"评选机制、激励机制与宣传机制。     

晚清调和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观

晚清时期兴起的旨在提倡西学、融合中西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中国文化史上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它因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型的文化观念体系;但在洋务运动时期,它对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到了标新立异的积极作用.     

从西学东渐到儒学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的儒学现代化问题

近现代，中西文明冲突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三个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自觉向西方学习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最高层面，它为中国人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然而今天，一种科学虚无主义的儒家思潮悄然兴起，主张儒教复兴，而这无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伦理纲常的惯性流传罢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它必将消失于中西文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      

“胡”字词义考

"胡"字词义非常复杂.本文从"胡"字与名词、动词的组合关系,探讨"胡"字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地区义的语源,从民族学、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胡"字的词义与词性.并对有些词典认为"胡"是副词,释为"随意乱来"观点进行了讨论.     

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纲领的萌芽——从“奉天诛妖”到“中体西用”

太平天国"奉天诛妖"和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文化纲领,反映出农民阶级直观的反封建的平等平均的文化心理和洋务派知识分子开始重视西方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的"求强"意愿,是旧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