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学夷的元批评及其对儒家诗学的修正与完善

许学夷在《诗源辩体》卷35中,论述魏晋至明代的歌选本、诗论和诗歌批评著作,以“大中至正之门户”〔1〕,“未敢以私智立异说”〔2〕的客观求实精神,对历代诗歌选本和诗论做了较为全面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初步看来,他对历代诗歌选本、诗论的研究,在坚持正统儒家价值取向和复古论立场的同时,吸收了明代审美主义的创作和理论经验,推进了儒家诗学审美化的进程。     

许学夷《诗源辨体》评议

许学夷《诗源辨体》评议汪泓明代江阴布衣学者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历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就诗歌史观、审美标准及自觉的批评意识三方面，将《诗源辨体》（以下简称《辨体》）与严羽、胡应麟等名家理论进行比较，以期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通变”的诗歌史观对诗...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辩体"不"辩意"--许学夷论"体制为先"

体制为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观念.许学夷<诗源辩体>的核心内容即为诗歌辨体批评,而"体制为先"是<诗源辩体>最基本的思想."体制为先"强调体制的重要性,重视艺术形式的规范要求,但其理论的对立面并不是性情、声气,"辩体"与"辩意"相对而言,许学夷反对的是以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诗歌,故其评诗摒弃种种"辩意"的因素,以把握诗歌本体特征的辨体批评为中心.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许学夷《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探因

对<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的原因,研究者一般概括为两点:一是清人认为该书基本承袭严羽<沧浪诗话>的诗学观点,属复古派、格调派一类,故对<诗源辩体>评价不高、重视不够.二是作者身为布衣,<诗源辩体>的影响因而受到限制.笔者以为另有三个因素可加以考虑:第一,<诗源辩体>作为总集,选诗部分失传,影响了诗源辩体>的完整性;第二,<诗源辩体>的流传与乾隆年间的禁毁书有密切关系;第三,许学夷的诗人地位清代以来一直未得到确立,从而影响到<诗源辩体>的流传.     

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诗学结构及其意义

《孔子诗论》是“性情”诗学,也是“礼义”诗学。一方面,《孔子诗论》强调以“情志”论诗,将“志”落实在“性情”上;另一方面又强调礼对情感的约束和教化,以礼节情、以礼论诗的思想倾向十分明显。对各篇诗旨的阐释也体现出不同的情感层次和审美层次。通过运用一系列富于哲学思辨色彩的评论术语,《孔子诗论》成功地构建起诗学评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在诗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元遗山诗论的传统性与创造性

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可谓人人皆知,堪为少陵《戏为六绝句》以来之嗣响,像“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等,都是大家熟悉的名句。但遗山以诗论诗,非仅此三十首之作,馀外以绝句论诗,还有《论诗三首》、《自题〈中州集〉后五首》、《答俊书记学诗》等,另还有五古《与张仲杰郎中论文》等亦堪称切中肯綮之作。其馀衡文品诗,随时发挥,还散见于他的其他诗文。《杜诗学引》、《杨叔能小亨集引》等,更是诗歌专论。《中州集》以诗存史,于当代金源各家之前附以小传,品评得失,不乏精辟之见。     

《诗薮》文论视野新探

<诗薮>是明代中后期一部重要的诗论专著,但历来少受重视.其实,<诗薮>的文论思想是十分丰富而系统的.其中的以禅喻诗论、复古论、诗歌审美境界论、诗学批评论、诗学发展观等都体现了胡应麟自己的诗学旨趣、诗学主张及其对传统格调论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诗薮》中的辨体论

对诗体“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方法。明代对诗体的“推源溯流”肇始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唐初、盛、中、晚分期的最后确立则归功于明初高楝的《唐诗品汇》。此后，格调派以“尚古”、“宗盛唐”为论诗的核心与标准，源流之辨和诗体之辨，成为格调派立论的基础。胡应麟作为明代复古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薮》的诗歌辨体和风格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颇为深远。     

论文体革新潮流与元和诗风

走出大历时代委琐靡顿的精神氛围与回旋过渡的文学性态,以政治图变为刺激机因的元和诗坛,变革性也就构成其最根本的表现特征。明人许学夷尝言“大历以后,五七言古、律之诗,流于委靡,元和间,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诸公群起而力振之,恶同喜异,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矣”(《诗源辩体》),而这种以时代精神为外在激素的文学“大变”一旦形成,在诗人创作积累与心理积淀中成熟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也就不因产生它的母体——特定的时代特征的改变而改     

试论严羽诗论的主旨

在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评论中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严羽的诗论旨在“提倡复古”。这是很值得商讨的。我以为,《沧浪诗话》以禅喻诗,以悟论诗,推尊盛唐,以为师法,其主旨不在“提倡复古”,而在于反对江西诗派的流弊与提倡一种新的诗论标准。     

寓体系于漫话——论王夫之诗歌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诗论绝大多数是以诗话、诗评、书信、札记等“漫话”形式表达出来的。因而许多研究者认为它们虽然用只言片语发表了隽永可喜的意见,却不成体系。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某些诗论是具有寓体系于漫话的特点的,本文试以王夫之诗论为例说明这个问题。一王夫之论诗的主要著作是《诗绎》、《夕堂永日绪论》、《南窗漫记》(以上三种合称《姜斋诗话》)和《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诗广传》。另外,在他某些诗词的序言里和不少哲学、史学著作中,也有涉及诗歌的言论。《姜斋诗话》与一般诗话体例相同,分条论诗、论人;《诗广传》是他读《诗经》的札记,涉及范围很广;三种评选中的评语皆因诗而发,互不相属;其他著作中论诗之处更是一鳞半爪,了无关涉。从现象上看,他的诗论不过是这些漫话的集合而已。     

袁枚的讽谕诗

<正> 清代乾隆诗坛泰斗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性灵说诗论缺陷之一是不提诗反映社会人生,只倡言诗写个人之“性情遭遇”(《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诗集》有大量这类性灵诗。但是在创作实践上,袁枚却有相当数量的借古喻今或揭露社会弊端的诗篇,其大部分可以纳入讽谕诗范畴。这就以实践补救了他理论上的偏颇。首先应该重视袁枚的咏史诗。他认为:“咏史有三体:一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左太史《咏史》是也;一为隐括其事,而以咏叹出色……;一取对仗之巧……。”(《随园诗话》卷14)袁枚当然推崇第一体,借咏史而对社会人生发表看法,间接反映当代社会现     

《惜诵》等篇“乱辞”考辨

许学夷《诗源辨体》及近世一些人认为《九章》中《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四篇非屈原所作,其理由之一是这四篇都无“乱辞”。我认为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现考辨之。《楚辞》中的“乱曰”,即《荀子·赋     

许学夷生平志趣与文学活动论考

许学夷早弃举业 ,对君王、官吏、科举制度乃至王位世袭制有大胆而深刻的认识与揭露 ,表现出晚明狂士批判现实、追求自适的精神。他一生极力避免卷入政治的漩涡 ,曾拒入东林。晚年好禅 ,以穷理为己任。其文学活动主要有结沧洲诗社 ,参与编定《澄江诗选》,在邑中享有盛名。而三百年后有知于天下 ,则缘其穷一生之主要精力编写的诗学论著《诗源辩体》。     

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我国自古至今的诗经学主要可分成两大流派:一派是经学的诗经学,把《诗经》视作道德义理的教科书,突出其兴、观、群、怨的功能.自先秦孔子、孟子与荀子的诗论,两汉的鲁、韩、齐三家诗与《毛诗》,直至明、清、近代,均占主导地位.这一派可称之谓正统的诗经学.另一派是文学的诗经学,认为《诗经》是诗歌的源头,它的文体、创作方法、写作手法及其自然浑厚的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派的诗经学,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异军突起,到晚明再度复兴,在清代发展壮大,至“五四”之后便成为诗经学的主流.故本文属于明代文学派的诗经学的断代研究,为文学派《诗经》研究发展史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诗:严羽与布拉德雷对话

严羽,自号沧浪逋客,南宋时代邵武人,著有著名的以禅论诗的诗论名著《沧浪诗话》。布拉德雷（1851——1935）,著名英国批评家,新黑格尔主义者,著有《论莎士比亚悲剧》以及诗论专著《牛津诗歌演讲集》。二者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严羽生活的时代比布拉德雷早约六、七百年）,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圈（前者代表典型的东方文化,后者代表典型的西方文化）,但他们的诗论却有许多相同之处,可以相互对话。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来对他们的诗论加以比较:一、诗的实质,二、诗的形式,三、诗的境界。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