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它

<正> 汉武帝时开河西四郡,首先是为了打开东西交通道路,所谓“以通西北国”,即是指此。其次是为了隔绝羌、胡交通,所谓“断匈奴右臂”,即是指此。但四郡建置年代,当时记载,颇不一致。据《汉书,武帝纪》: “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率众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对新疆历史的影响

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西汉王朝在匈奴浑邪王故地置郡设县、筑塞立燧的行政和军事建设,使丝绸之路东段的河西地区成为畅通的交通走廊,经略“楼兰道”、设“都护”保证了丝绸之路中段西域道南北二道畅通,东汉通西域的“伊吾路”打通后,“楼兰道”仍继续使用.通达的丝路将西域与汉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汉代西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交融.     

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及其性质——基于史籍和出土文献的考论

西汉玉门关设置于汉武帝元封三年，最初的位置在汉酒泉郡西部、敦煌郡的东部；汉武帝太初三年至四年间，为了征伐大宛战争的需要，由玉门关军正任文迁徙到敦煌西部，大约在西汉阳关的位置；汉武帝后元年间迁徙到敦煌郡西北一百六十里的地方，而原来玉门关所在的关隘改名为阳关。从此以后玉门关成为一个军事关口，凡是汉朝政府出兵西域或者接受西域投降等与军事有关的事务，都经由玉门关；而西域诸国使节进入西汉必须经过阳关，阳关成为一个通使为主的关隘。     

汉代西北边郡代管边外事务试析

汉代一些西北边郡曾代表朝廷代管边外事务,行使着普通郡所不具有的特殊职权。西汉敦煌郡就有介入和代管西域事务,东汉敦煌郡更多地参与和代管西域事务,其他边地行政单位,如酒泉郡、凉州刺史、西河郡、武威郡,也见有代管边外事务的情况。代管边外事务是一种边郡特制。     

曹魏时期河西经济恢复原因浅析

古代历史上的河西,原是少数民族杂聚的地方。汉初,匈奴人游牧于此,控制了河西和西域,中断了中西交通,并对中原王朝造成威胁。汉武帝为了斩断匈奴右臂,曾派霍去病出击匈奴并获得了胜利,在这里设立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汉昭帝时又增设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自是移民屯田,开通西域,不断经营,直至东汉,河西一直是一个安定富庶的地方。即使在王莽篡权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东汉未年,由于马腾、韩遂等军阀混战,使河西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人民死亡流徙,户口大量减耗,以金城郡为例,在东汉繁盛时,领三千八百余户,东汉末,被韩遂等“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陷寇乱”,竟至于“户不满五百”了。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河西这块曾经繁荣一时的地方重新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经营范围。史载:“魏文帝即位,分河西为凉州”,“其剌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由于曹魏政权的重视,河西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在农业上,据《晋书·食货志》记载,旧     

汉魏时代之敦煌<摘译>

三、敦煌郡的独立与发展根据《汉书》卷六武帝本纪所载: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武威郡设于元狩二年,张掖、敦煌郡设于元鼎六年。但据《汉书》卷28下地理志所载: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     

轮台诏与武帝的西域经营

伴随汉匈战争及汉王朝西北拓境,"单于益西北"。为防止匈奴"兼从西国",武帝坚持用兵西域。伐宛之后,武帝不仅在仑头屯田,而且初步建立起"酒泉都尉—使者、校尉屯田—使者"的西域经营体系。征和四年,李广利败降匈奴,臣服车师后的西域经营是否继续,引发争论。武帝下轮台诏,详陈得失,实行了政策转向。昭帝时,霍光仍行西域收缩战略,巩固边塞后屯田伊循,加强对西域门户的控御。宣帝亲政,多"修武帝故事",郑吉屯田渠犁,数争车师,武帝西域战略开始恢复。以日逐王降汉为契机,郑吉以轮台、渠犁为中心立西域都护,并屯田车师,后者至元帝设戊己校尉,经营更趋巩固。西汉后期,汉廷重向西域进取,终使城郭诸国内属。这些背后,体现对武帝战略的继承,包含对轮台诏得失分析的参考。班固将西域经营的成功,视作"昭、宣承业"。     

前张骞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史的匈奴时代

在张骞"凿空"之前,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的东西通道已经发挥着促进文化沟通、文化交流、文化融汇的作用。匈奴强盛时期,曾经控制西域地方。对西域的经济掠夺,包括商业利润的获得。对于分夺商业利润的利益追求,可能会促使匈奴在西域的军事行政势力对商贸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政策。而长期以来西域"商胡""贾胡"的活跃,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匈奴控制时期西域地方以及整个丝绸之路交通体系的商业形势。     

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兼论西域三十六国之形成

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导致西域诸国在天山南北重新分布.塞人南下,乌孙西迁,匈奴则从蒙古高原进驻析罗漫山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等大月氏故地.公元前108年,吐鲁番盆地的小月氏两部落归降汉朝,从吐鲁番东迁酒泉,从而引发了中亚民族新一轮大迁徙.在汉朝与匈奴对西域争夺战中,姑师人从罗布泊西岸北迁吐鲁番盆地小月氏故地,后来分化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楼兰人则于元凤四年(前77)南下都善河(今车尔臣河)姑师故地,更名“鄯善”.公元前176年,匈奴击败大月氏之时,西域只有二十六国.公元前108年姑师人从罗布泊北迁吐鲁番盆地后,与当地小月氏遗民融合,由一国发展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东汉班固写《汉书》时,西域诸国发展为三十六国,最后增至五十五国.     

匈奴统治西域述论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因定居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矛盾、冲突、碰撞而引发的战争,从东向西逐步展开,西域成为了汉朝与匈奴争夺的重要战场。双方斗争的结果,汉朝统一西域,匈奴一部分归汉,一部分远迁欧洲。比较双方的西域政策,区别不大。匈奴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制度落后、综合国力弱、内部分裂以及掠夺性的经济政策所致。但是,匈奴在西域的活动,使那些孤立的民族和地区开始互相接近,促进了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改变了西域乃至中亚居民迁徙的方向,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     

五船道与伊吾路

五船道与伊吾路王宗维一、＂五船道＂的提出汉武帝建元二年（前１３９年），张骞奉命出使月氏，约之共击匈奴，途中为匈奴所获。元朔元年（前１２８年）他从匈奴中逃出，至西域。三年（前１２６年）骞从西域归汉，标志着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正式开通。从此，中原王朝与西域...     

汉匈西域战争中的"诅军"巫术

西域战争中汉王朝与匈奴双方都使用"诅军"巫术,是军事史记录中罕见的情形.透视其文化内质,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讨论汉匈西域"诅军"史例,不仅涉及汉王朝处理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军事行政方式,也有益于深化对当时数术文化的理解.     

地湾城

地湾城位于甘肃省金塔县东北151公里的黑河东岸处的戈壁滩上，远离居民区，四周为戈壁荒漠，汉武市时代（前121年），西汉王朝为防匈奴族进犯，在河西“列四郡据两关”（四郡即酒泉、张掖、武威、敦煌，两关即阳关、玉门关），为进一步巩固边防，     

“断匈奴右臂”战略与汉朝西域经营

"断匈奴右臂"是汉朝国家战略的相关认知或欠准确,"表河西,列四郡"不等于战略实现,仅是初步环节,经营西域关系其能否彻底落实。"取三十六国"、掌控塔里木盆地,重创匈奴西域势力,但与乌孙"结为昆弟"东西攻逐匈奴出天山北路,方是战略关键。天山北路是匈奴掌控西域的孔道、联通中西亚的重要商路。武帝时,霍去病、李广利、马通进兵天山,宣帝时,"蒲类将军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明帝时,窦固等"击白山,得夷吾,破车师",应视为根本上的战略践行。安帝以降,汉廷"欲闭玉门、阳关""欲弃凉州",西域经营发生转折,"断匈奴右臂"战略无从实现,"西州"参见薛小林:《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7～16页)、《西州与东汉政权的衰亡》(《史学集刊》2017年第2期,第46～53页)。势力兴起更给国家内政带来负面影响。汉朝在东北边疆,有"断匈奴之左臂"战略。元狩二年,霍去病"逾居延至祁连山",四年,"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兵锋先抵天山、再达兴安岭,体现出武帝朝欲断匈奴两臂,凭借西域、东北合围蒙古高原游牧族的宏阔的整体战略规划。     

西汉与西域各国之间质子关系述略

自汉与西域交通以来,西域很多国家都曾向汉遣派侍子,与汉建立了臣属关系。汉与西域各国的质子关系非常复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质子＂两属＂现象,也有汉与匈奴为了在各国培植自己的亲信,进而达到控制西域的目的而展开的争质、立质活动;到了匈奴降汉,退出对西域的争夺后,才出现了各国质子潜心事汉的局面。西域质子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一部分特殊人群,他们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方面发挥着非常特殊的作用。     

试论西夏经营河西

河西因在黄河以西而得名。又因处在祁连山与北面的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之间,形成一条长千余公里、宽百余公里或几公里的狭长地带,恰似一条长廊,故又称河西走廊。 河西的历史见诸史载甚早,在《尚书·禹贡》篇中,我们即可见到它的身影。但是它的历史丰碑直到汉武帝兵败匈奴,建置四郡(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时,才开始真正奠基。由于天然的地理位置和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使它成为汉唐时代的腹心地区——关陇的屏卫以及东西交通的咽喉孔道。即所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所以汉唐统治者历来重视经营河西,把经营河西视作以固根本的国策。经汉唐统治者的惨淡经营,更赖有河西人民的辛勤耕耘,使这片远寓中原的边塞地区,到唐天宝年间与陇右军镇一道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呈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景象。     

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

汉初思想家贾谊提出过若干重要的政治建议,其中多有因战略眼光的远大卓越形成重要影响者.<新书·匈奴>中发表的有关"备月氏、灌窳之变"的意识,是在认真体察西北民族关系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真知灼见.贾谊相关建议与对匈奴的"三表""五饵"彼此照应,形成了北边战略的全新思路.后来汉武帝对匈奴战争中争取草原同盟国的外交努力,开通河西走廊的军事成就,在西域与匈奴的成功争夺,都可以看作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施行的政治实践.     

唐以来诗文中所见敦煌述略

一公元六○七年,隋罢州置郡,恢复了汉代设置的敦煌郡,属县为敦煌、常乐、玉门。当时的敦煌郡包括酒泉以西、伊吾以东的辽阔地区。唐初分瓜、沙二州,沙州属县为敦煌、寿昌。敦煌县城在今县城西,西有阳关,东有玉门关,是通往西域的交通枢纽。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记玄奘法师过玉门时说:     

清代前期河西兴盛原因初探

河西,自古以来就是中西陆路交通东段的咽喉要道。战国、秦汉之际,这里是少数民族月氏、乌孙、匈奴的游牧地。汉武帝北击匈奴,收河西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徙民以实之”,从而使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入河西,当地的游牧经济开始向农业经济过渡。农业经济的发展使河西出现了繁荣景象,史载,汉、唐之时,这里极为兴盛,“人民富庶甲于内郡”“天下称富庶者莫如陇右”。自唐后期吐蕃占据河西,历经西夏、蒙古的交替统治,河西日渐衰落,社会经济开始落后于中原。明初,宋     

论汉武帝"图制匈奴"战略与征伐大宛

汉武帝时两次征伐大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武帝好宛马和"欲侯宠姬李氏",都不过是派李广利出兵西域的诱发因素,实现"图制匈奴"和"灭胡"的边疆战略才是此次出征大宛的根本原因.征伐大宛的决策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形成的.尤其是在匈奴势力西移,汉朝对西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努力均告失败的形势下,进兵西域就成为"图制匈奴"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