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太学”概论

我国封建时代,长期有国立大学即“太学”的设制,就其兴衰大势而言,太学发端于西汉,盛极东汉,西晋,北魏以后趋于衰落。唐宋以下虽有太学和类似太学的国子监之设,因科举兴起、官学废置无常,象东汉时代那样庞大的高等学校不再复见。故北宋苏轼曾指出:“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虚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下之。”本文拟就东汉太学有关问题作一论述。     

东汉熹平石经平议

东汉政治衰败,使太学与经学的地位降迁,造成今文经空挂官学之名的形式化命运。桓、灵之际宦官掌权,朝政污浊,士人进路堵塞。党锢之祸更使士人集团丧尽元气,兔子杀戮、禁锢者群龙无首,于日暮穷途只能重又折回已经形式化的太学。这些分别是熹平石经刻立的远因和近因。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儒术独尊下汉代仕进机制变迁与太学肇兴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是西汉中前期的重要文化事件,对于汉代帝国政治文化体系的建构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独尊儒术在学术层面终结了诸家并立的既有格局,使思想文化的统一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儒学精神下察举机制的兴起,逐渐取代了汉初群臣多军吏的局面,推动了帝国官僚职业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两汉时期仕进机制探索的重要成就。太学兴建,使得儒学以及以儒学为基础展开的诸多制作具备了长期持续的制度基础。不过,儒学精神引领下的西汉帝国政治在运行过程中儒家与法家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儒术取得独尊地位而有所缓和,二者之争反而表现出日益激烈的发展态势。     

汉代儒学神化历程探析

自身思想内容的神化是儒学从百家学说之一上升为独领群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汉武帝前期,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杂取道、法、阴阳五行各家,在儒学的框架中揉入了神学的概念。西汉后期形成的谶纬之学,则把儒家经典看作天言圣意,把孔子视为圣人素王,进一步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神化。东汉时,官方经学文献《白虎通义》以儒家政治神学一线贯穿,对儒学的神化达到顶点,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的建构最终完成。     

论曹魏集团形成过程中的思想与方式

东汉末的战争环境为人们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曹操在政治军事斗争中逐步实现了角色君主化的转变。在其麾下，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利益集团，最终导致了汉魏更替。     

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

西晋国子学建立之初,并不是专门为士族子弟考虑的,而是司马氏为整顿东汉以来太学的浮华学风,避免太学滑出皇权控制的轨道而采取的一大措施,但随着士族势力的发展和士族制的建立,国子学才终于演变成士族阶级的特权学校。     

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

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期,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促成了汉大赋的“讽谏”功能;儒家向往古代圣贤及《诗经》中的“颂”,促成了汉大赋的“颂扬”功能;而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合流,又使汉大赋的颂扬功能更集中于对礼节仪式的发挥;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与“纪行之赋”也有重大影响,使其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特征。东汉末期,随着儒学的逐渐衰颓,汉赋的题材也突破大赋的京都校猎与抒情赋的言志纪行而逐渐趋于世俗化、多样化。     

魏晋审美意识的嬗变

两汉时代 ,儒学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 ,由于定儒学于一尊 ,汉朝士人的思想趋于保守复古。汉儒繁琐的思想方法导致了经学家重章句不重义理 ,逐渐形成了僵化的思维模式 ,对两汉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末期 ,外戚与宦官专权 ,按照儒家的君臣之义直言上书的官员和儒生不但其忠言不被采纳 ,反而屡遭杀身之祸 ,极大地动摇了士人对皇权的信心。他们开始自觉地与统治者保持距离 ,出现了远离朝廷的归隐名士 ,这些名士虽然身怀济世之志 ,但却不为朝廷所用 ,只好以奇言异行的名士风度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儒学的正统地位逐渐地丧失了     

东汉初期儒学神学化对文学的影响——以班固赋作为中心的考察

东汉初期的神学作为一种理论构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是儒学走向神学化的直接动因。儒学神学化对东汉初期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品既热情赞颂帝王的"真命",又着力发扬帝王的"儒学",刻画出统治者"外王内圣"的形象。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儒学精神及其合理性的成长

一、儒学精神的三个社会学命题及其内在规定性儒学精神是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所谓儒学社会，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或精神为依归。如果不仅仅就其理论形态而言，而且考虑到儒学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那么儒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为基础、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所谓以君主秩序为目的，指的是儒学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天下有道”（孔子语）的秩序或一种“王道”（孟子语）的秩序（天下有道…     

略论汉代的皇家教育

本文主要对汉代皇家教育制度的演变、教育内容、教师地位、君主教育理论等内容进行了分析论述.文章认为,西汉与东汉的君主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西汉行师傅制,而到了东汉,侍讲制取代了师傅制.两汉帝王之师的人选,西汉昭帝以前多由“忠厚恭谨”型担任,而昭宣以后,转为“明经笃行”型担任.汉代的皇家教育对两汉文明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代五经地位的提升与学官变化

秦代灭学之后,儒家经典一直以私学的方式在民间传播。汉初虽然设立了博士官,儒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制度之后,经学逐渐成为治世工具被汉代君主们一代代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学的演进,催生了经学内部众多的派系,经省们积极要求政治权利和学术利益,最终导致五经博士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汉代太学生的干政之举

汉代设立太学之目的,就是要培养国家所需要的治术人才和贤人君子,因此,自太学开设之日起,太学生与政治便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太学生在校时即关心时政,试图学有所用.他们或上书言事,抒发政见;或集会请愿,干涉不平之事.特别是东汉中期后,太学生以政治集团的形式,全身心地投入到反宦官的斗争中去,成为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汉代太学生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我国古代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招隐与遁世——"七"体和"设论"交映下的东汉文人心态

东汉文坛上,"七"体和"设论"是创作很兴盛的两类文体,但这两类文体的主题倾向却是相反的."七"体自西汉枚乘创立,到东汉时主题已经变为招隐;"设论"自西汉东方朔创立,到东汉时主题日趋遁世.这两类文体创作的兴盛,显示了东汉文人思想上的矛盾性,这是由东汉国力的强盛和儒学的发达引起的.     

东汉的社会危机、儒林异化与新儒学的困境

一、东汉中晚期的社会危机董仲舒新儒学自西汉中期创立以后,经过漫长的凝固与僵化过程.到东汉中叶白虎观会议上,沦落为近乎宗教神学化的思想体系.《白虎通义》对新儒学虽有些发展,但从根本上说,它是沿着董仲舒固有的思想模式前进,使得新儒学更加精致化,日趋凝固与保守.而它将大量的谶纬援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则使新儒学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呈现令人无法忍受的荒诞怪异特征.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钦定"支持,《白虎通义》成为具有法典意义新儒学的总结性文字,对社会影响     

五凉的儒学与佛教——从石窟的早期功能谈起

五凉时期,儒学发达,佛教始盛。在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中,此时开凿了一些石窟。本文从这些早期石窟的始凿及其功能这一视角出发,对五凉时期的儒学与佛教状况进行了对比考察,认为五凉前期已经有了开凿石窟之事,但多为儒学学者所居,他们著书立说,聚徒授学,从事私学教育,规模可观。后来,随着官方儒学的进一步兴盛,民间私学逐渐从山区向都市转移,儒学遂离开深山,而佛教在五凉后期趁机占据了祁连山一带的石窟,开始了佛教石窟的时代。     

东汉、六朝儒学在江西地区的传播和发展

东汉、六朝儒学在江西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欧阳小桃儒学，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研究儒学在一个地区传播和发展的情形，对深入了解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江西地区曾是人文会苹之区，孕育了众...     

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

考察《文选》所选录的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该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各地文学盛衰变化的情况。大致说来,从西汉中叶直到东汉前半期,关中一带的学术、文艺极为繁荣。随着东汉迁都洛阳,太学等学术中心亦随之东移,士子辐辏于洛阳,曾是全国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逐渐衰落。东汉的"羌乱"及西部人民东迁对后来的文坛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选》选录三国时代作家二十二人,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西晋运祚虽短,但被《文选》选录的作家却达三十二人,其地域分布似较两汉、三国有所扩大,但人数最多的仍然是今山东和河南的黄河沿岸一带及淮北地区,这些地方从战国以来,就是学术和文化最兴盛之地。《文选》选录东晋南朝作家共三十六人,绝大部分为黄河以南人氏,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