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儒士之精神趋向

秦末大乱,部分儒士以群体形式坚守＂士志于道＂的精神传统,个别儒士则随时知变。汉初天下一统,儒士主体自觉意识增强,于思想、精神和政治实体等诸多层面提升儒学的文化理性和社会实践功用,使儒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汉初儒士政治存在意识的强化,彰显了一种新的精神动向。     

《安世房中歌》与汉初政治文化

《安世房中歌》是汉初的宗庙祭乐,也是汉代贵族乐府的代表作之一。其诗句既赞颂汉高祖刘邦的功德,又向后世统治者宣示汉家治天下之道。汉帝国建立初始,在政治文化构建方面遇到了诸多困难,《安世房中歌》对此作了回应,以宗庙祭乐之形式唱出了解决汉初困局的方法。而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又使其成为汉代儒学昌盛之先声。     

论分封制与汉初学术繁荣

汉初出现的学术繁荣局面,不单是黄老思想流行的结果,更与分封制的实行有关.汉初士人在投靠中央王朝无门的情况下,纷纷依附于诸侯王国,从而造就了汉初的学术繁荣.而汉初学术繁荣的昙花一现,也缘于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思想层面的原因.     

生命困局与宗教皈依——论马致远的生存境遇及其神仙道化剧创作

蒙元王朝在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以及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与汉族王朝不同的一面,从而造成处于生命困局中的马致远试图从宗教世界中获得精神的解脱.无奈深植于中国封建文人内心深处的儒教情怀和自我实现的强烈冲动使马致远无法从全真教中获得真正的解脱,从而导致其始终在希望与失望、入世与出世、自我实现与自我放逐之间彷徨徘徊而不得安宁.此种矛盾复杂的心态在其神仙道化剧中获得全面而又深刻的投射.     

发掘王朝衰变时代的功名文化人格--论唐浩明历史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及其接受效应

考察历史文学的创作主体意识及与时代的精神联系一向为研究界所忽略.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因为确立了以发掘王朝衰变时代的功名文化人格为基点的创作主体意识,并将自我的创作生命状态、文化身份、情感体验等方面的个体精神特征渗透于艺术境界之中,使文本的审美内涵超越一般的"历史官场小说",显示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由此形成了在时代精神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复杂的接受效应.     

"颂述功德":汉代博士文人诗心蕴藉的时代歌唱

在努力寻找儒学与现实政治相生相容的历史进程中,深为朝气蓬勃的汉家气象所吸引的汉代博士文人在发扬儒家的思想文化优势的同时,积极地融入到时代发展的潮流之中,担负起一个时代的历史责任,讴歌汉代君主所取得的非常之功.即便是帝王的游幸、放猎,也成为博士文人讴歌赞美的主题,而古诗之义的讽已经淹没,我们看到的只是颂美褒德.汉廷之中,洋洋乎不绝于耳的颂声,彰显了博士文人的诗心与文心,汉代文学正是在主体人文精神的时代讴歌中完成了自身的文学定位.     

汉初士人的人格精神

汉初政论文的阳刚风格展示出汉初士人奋发扬厉的人生情怀和积极用事的昂扬姿态,展现了汉初士人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格精神魅力与我国优秀的传统人文主义精神,具体表现在热衷政治的事功精神、维护大一统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汉初士人的人格精神魅力.     

英雄人格意识探微稼轩词

稼轩词中的英雄人格意识关联着英雄人格崇拜这一文化母题,投射着宋金战争的刀光剑影,蕴涵着宋代文人的审美心态。它具体表现为忧患意识、自我英雄意识、他人英雄意识、苦闷与解脱意识。后者是英雄意识在强大压抑之下的变向表达。在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较中,稼轩词中的英雄人格意识更显出可贵的文明史价值。     

中国左翼文人与城市马路(1930年前后)

1930年前后,活跃于上海的中国左翼文人与城市马路结下了特殊的关系。考察左翼文人的活动方式及其马路意识,可以从中揭示他们所面临的历史困境和文化难题,以及他们参差错杂的精神纹理、逐渐演变的思想脉络。     

赋的文体特征、社会功能及其当代表现

作为一种文体,赋的产生与形成不同于诗歌、小说和戏曲.首先,它纯粹是由文人特别是宫廷文人创造的,带有强烈的“宫廷文化”色彩.早期赋作家枚乘、司马相如,都曾在汉初诸侯王宫廷中当过清客,就是更早些的贾谊,一代人杰,也难以摆脱宫廷文人之讥,更无论扬雄、班固.其次,赋体产生于大汉帝国初创并逐步走向繁荣强盛的时代,那种宏大规模、统一气象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为其表里,思想学术上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学上则出现了这种把汉字特点发挥到极致的非常奇怪的文体——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的海派文化传承

海派文化是多种地域的不同文化融合而成的文化形态，它构筑了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城市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海派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高度契合。海派文化的核心价值诸如自由意识和创新精神、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爱国精神和敬业精神等仍然需要传承。对待海派文化要创新发展，不忘本来；取长补短，吸收外来；以人为本，面向未来。     

陕西地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研究

陕西地域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流之一,既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陕西人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基础.随着历史变迁,这一地域文化所蕴含的一些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分析和梳理陕西地域文化并揭示这些地域文化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追求,如炎黄文化的凝聚精神、周文化的敬德重礼精神、秦文化的多民族统一精神、汉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唐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以及红色文化中的延安精神,并阐明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对推进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批评的质野取向与道德言说的嬗变

质野情浓的文化元素促进了中国文论生命精神的张扬,"野"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范畴,它是文人实用思维与诗性追求的融合、凝聚.礼乐文化的人性化育功用束缚了文人自由精神的抒发,"野"不仅标榜着一种生命精神的高度,也是文人自由天放的人文品格的集中反映.由单纯的宇宙自然向人文本体转换,"野"最终形成了一种超越世俗、体悟宇宙的文学批评境界.     

《七略》文化框架与汉赋的时代特征

《七略》文化框架与汉赋的思想内容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汉赋的兴起是先秦文化流变到汉初,成为一个有机体系时在文学上的必然反映。汉赋反映了汉代文人的社会文化心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独特的艺术风格足以使之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     

浅谈贾谊的《论积贮疏》

贾谊(公元前201年——公元前169年)是汉初著名的青年政治家和文学家.是西汉王朝有远见、有才华的忠实谋臣.他对历史非常熟悉,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从十八岁开始从政以后,他在短短十五年中,对汉初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主张.他对巩固西汉王朝的封建统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论积贮疏》是贾谊就粮食生产和积贮问题写给文帝刘恒的一篇奏疏.疏,是封建时代臣子向君主分条陈述事情的一种文体.积贮,是指粮食的储备积蓄.秦亡汉兴,连年战乱,使新生的西汉     

论汉代作者批评中文人意识的强化

汉代文学批评是社会批评向作者批评的转型期 ,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充、王逸等作者批评中已萌发鲜明的文人意识 ,表现在作者传记批评、作者自传批评、屈原论争和作者专论中 ,突出了文学作者的人文精神 ,强化了作者个性、独创性、自主性 ,弘扬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精神 ,凸现了作者的文化身份和地位 ,使文学作者的独立性伴随着文学的独立性而确立。汉代作者批评中的文人意识影响了中国文学和批评的发展。     

从对西域与岭南的治理看唐代民族政策的南北差异性——以柳宗元、岑参的诗文创作为考察中心

唐代中央王朝对岭南、西域的文人输出是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置贬官流犯和激励忠臣名将的文人输出差异反映了唐代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重北轻南。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岭南民族地区的治理在征讨挞伐与羁縻怀柔,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交流,经济政策与经济交往活动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而造成民族政策差异性的原因主要在于羁縻民族政策的灵活性,南北地理环境的不同,南北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同及南北民族形势的变化。     

中华人文始祖的建构——以太昊伏羲氏为例

在太昊伏羲氏已有的研究中存在"太昊伏羲氏是神"的预设,但对于"太昊伏羲氏如何成神"缺少必要的关注。在太昊伏羲氏成神的过程中,文人记述、王朝祭祀、民众信仰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人记述是前提条件,通过历史化和神圣化两种倾向,文人记述为太昊伏羲氏进入王朝祭祀系统和成为民众信仰对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王朝祭祀是关键环节,通过高禖祀、历代帝王祀等祭祀活动,王朝祭祀促成了文人记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并为民众信仰提供了符合礼制的崇拜对象。民众信仰是决定因素,通过整合文人记述、王朝祭祀、风物习俗等人文资源,民众信仰赋予太昊伏羲氏各种神职,成功把太昊伏羲氏推上神坛,并作为民俗事象传承下来。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饮茶生活及其文化意蕴

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饮茶之风浓厚,文人雅士是推动明代茶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与茶息息相关,诸如读书、文艺、社交、旅行等,皆离不开茶.他们煮茶品茗,舒展性灵,在日常饮茶清事中体现价值追寻,寄托理想人生.作为茶文化内涵的赋予者,江南文人对茶性的体认折射出当时文士群体的心性.茶具有平和冲淡、提神醒脑、自然纯真的本性,与江南文人淡泊自守、静虑自省、贵真求真的精神追求相契合,饮茶生活还寄托着江南文人恬淡闲适的隐逸情怀,由此为明代茶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所呈现的文化意蕴,构成了明代茶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     

波希米亚王国的开创— 缪尔热和他的《波希米亚文人: 巴黎拉丁区文人生活场景》

波希米亚,是西方现代历史一场影响颇为深远的艺术文化运动,在这个现代文化艺术运动过程中,法国作家缪尔热及其小说《波希米亚人：巴黎拉丁区文人生活场景》占据最重要的关节点。它同时确立波希米亚两大范式：波希米亚精神信仰范式和波希米亚文人生活范式。从它开始,波希米亚艺术家开始在欧洲人们意识中获得一个清晰而永久的位置。这是19世纪欧洲文人艺术家“新的王国”的开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