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发展趋向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经历了"五四"、新中国、新时期发展阶段,在80年代之后借助改革开放真正开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从而准确地为中国批评在世界批评格局、民族批评发展传统和现代社会中定位,明确中国批评发展思路,认清现代批评发展趋向一方面朝"全球化"、"多元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现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在"双百"方针指导下建设和发展.     

论中国古代“见仁见智”的批评差异性

中国古代文学欣赏和批评都注意到差异性问题 ,与西方提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也提出了“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理论命题。这种“见仁见智”表现为批评着眼点不同、方法和技巧不同、对对象选择角度不同、结果不同以及批评的相对性上。差异性形成的原因有对象的不确定性和主体构成的多样性以及文学的自律性和他律性等因素。这是形成文艺创作和批评多样化的重要因素     

试论中国古代创作中“忘”的审美意味

中国古代文论十分推崇“忘”。从庄子的“坐忘”之境到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这两千多年的中国文论史都贯串了“忘”的精神,使“忘”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精神、审美精神之一,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艺术的显著特征。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忘”,是将其作为一种创作精神状态和精神境界来讨论的。旨在探求蕴含在这种状态和境界中的审美意味。中国古代哲人早在先秦就开始引入“忘”的概念。先秦百家争鸣的风暴过后呈现出两大     

桂林山水传说的审美意蕴

一、桂林山水传说的审美特征桂林山水传说在桂林文化中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从桂林山水传说的表层结构看,它是同桂林山水本身联系在一起的。传说的内容当然来自桂林山水。从取材看,它大都选取桂林的一山一水,一洞一石的特征,来讲述山水的起源故事和取名缘由;从主题看,大都以歌颂桂林人民的勤劳、勇敢、朴实、聪明等优秀品质为旨意,从而将桂林山水人格化。从对象看,大都选择具有一定特征的桂林山水景点,使其个性化、典型化。从审美风格看,大都体现了优美、娟秀、幽清、空灵、隽永等风格;从表现方法看,大都带有神化性、虚拟性、传奇性、变幻性的浪漫主义色彩;从创作动机看,一是作为娱情悦性的民间娱乐形式;一是表达对桂林山水的喜爱之情。桂林山水传说表层结构中已蕴含深层内涵,从它的深层结构剖析,不难寻觅出积淀在传说中的桂林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也窥视出渗透其间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审美思维方式的雏形——庄子式“物化”思维初探

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早在先秦的百家争鸣环境中开始出现分流的趋向。审美思维力图从一般的思维方式中分离出来,初步形成一种与逻辑思维相对的、独立的、特殊的思维方式,表现出它的基本特征和性质,启迪了后来的形象思维、直觉思维、灵感思维、情感思维、感性思维等思维特性的出现。中国古代审美思维方式初露端倪于庄子。《庄子·秋水》篇中以庄子与惠子在潦梁观鱼的寓言初步将思维方式分为逻辑思维与审美思维,区分了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特点和作用。     

论民族审美人类学领域的开拓和扩展

民族审美人类学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民族审美现象进行研究 ,努力在民族学、美学、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寻找新的研究资源和新的研究思路 ,从而奠定民族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一方面能在这块新开垦的处女地上发掘新的资源 ;另一方面也能从新的领域、新的角度对现有材料作出新的阐释和评价 ,在推动民族审美活动发展的同时 ,推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 ,并由此取得理论和实践的成果     

技术进步计算和经济发展研究中的势分析模型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是技术进步测算和经济分析的重要函数。势分析理论和方法在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对技术进步指标的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使之能提供更多更合理的有用信息。边际经济参数、全要素生产率和科技进步指标都是经济运行分析中的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势分析方法使之和宏观经济发展研究统一起来。     

论文艺制度的构成要素

文艺制度是保障文艺运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文艺制度的构成要素一方面指物态化的体制、建制、设施、组织、社团等;另一方面指意识观念化的方针、政策、措施、规定及其文化传统和文化惯例等。文艺制度体系中的文艺生产制度、文艺检查制度、文艺评价制度、文艺市场制度、文艺保护制度等构成内容的系统性使之成为统一协调的整体,通过自我调节不断丰富和完善,也不断改革和发展,因而强化文艺制度的制度化建设和法制化建设是十分重要的。     

庄子的“物化”说与西方现象学

庄子是中国早用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强调的在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中去探求世界的本质、本原，去追寻“道”的宇宙本体精神和万事万物的真谛的“物化”观点与西方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妙．庄子的“物化”说虽然不如西方现象学那样系统完备，但它避免了西方现象学客观唯心主义的倾向，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因素，从而形成了中国和西方在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上的差异和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