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的爱情惋叹——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文章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中"爱情"的登场、表演及退场方式,从"爱情的升华:在革命事业中获得意义确证","爱情的移置:走向同志情"和"爱情的缺席:纯粹政治时空的构筑"三个方面来见证电影创作者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是如何在政治性的命题和人性化的书写中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1966-1976

从1966年到1976年史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十年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内乱的社会状况和“左”倾错误思想盛行的背景下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社会主义和何以发展社会主义。这期间，党的八大以来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逐渐被抛弃，党在探索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方面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大倒退，留下了许多值得长久反思的经验教训。     

在生成与转向间——1936～1966年《骆驼祥子》的接受研究

1936～1966年《骆驼祥子》的接受研究分为两个阶段:1936～1948年为生成与展示期,开放的审美观念使《骆驼祥子》在语言艺术、人物形象、艺术价值、艺术切入点、域外接受心理与文本意义潜势等介入点上生成了有待实现的期待视野,为接受深化开启了通道.其中,出色的语言艺术为接受者所公认,成为《骆驼祥子》接受的既定视野.1949～1966年为转向与过滤期,一元化的审美观念使接受者注重对文本的理想主义色彩与思想倾向的强调与定向,使得这两个时代的接受视阈发生错位,相互间的接受视野无法对接、扩展、深化,而那些看似理性、导向性的接受视阈在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时,淡出历史.     

关于制度伦理若干问题辨析

主张制度伦理的学者以制度和伦理基本功能一致、道德具有非强制性的局限、制度与伦理因此可以互补、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有利于道德实践四点理由证明制度伦理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其论证和分析存在四个方面的误识:(1)混淆了两种规则体系功能上的本质差异;(2)错误地理解了道德的局限性;(3)忽略了制度与伦理互补的前提条件;(4)对制度伦理化、伦理制度化的实践缺乏历史的省察反思。制度和伦理分别代表社会的两个规范系统,承认道德的重要性,就不要将它与制度"化"在一起。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的困境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艺术电影是以"第五代"所摄制的一批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的"新电影"为代表的,这批影片在叙事模式上打破了中国经典电影那种权威拯救的戏剧化体系,在影像模式上突破了那种缝合式的伦理化修辞风格,用一种非整合的开放叙事、陌生化的影像造型,表达某种对被历史文本所叙述的历史、权威、体系的怀疑和不信任,以及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某种批判性的反思和形而上的把握.     

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

政府制度伦理化和政府伦理制度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政府制度伦理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政府制度伦理建设包括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的内容.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制度所承担的伦理功能.政府制度的伦理功能主要表现为整合政府伦理规范、约束或激励政府行为的选择.从政府制度伦理化到政府伦理制度化,一个终极性的标志是"政府伦理立法".政府伦理立法是以立法、制度的方式确立对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的伦理要求,并以此规范政府行为.     

1949-1966年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思想逻辑

1949-1966年,美英论者站在西里尔·白之所谓"我们"的立场上,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一种异质的"他者"进行观察和言说.这种特有的"看"与"被看"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冷战语境中的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框架与展开言说的思想逻辑.美英所谓的"我们",有时是冷战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有时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层面上的,有时则是文学审美观念上的,不同的"我们"所解读出的"他们"有所不同,但在更多的时候是借以阐发其政治意识与文化理念,是一种自我想象性的话语表达.     

伦理-实践的宗教对话与中国宗教

保罗·尼特代表的伦理-实践的宗教对话在宗教多元主义的基础上,力求把宗教的他者与苦难的他者紧密结合起来;以伦理为宗教对话的中心和进路,强调宗教的伦理化;以实践为宗教对话的首要和原则,凸显宗教的入世性和实用性;并呼吁和引导各宗教积极进行伦理一实践的对话,共创宗教和谐和生态-人的和谐等。这些观点与中国宗教有诸多契合相通之处,对中国宗教对话、宗教和谐乃至社会和谐有着深刻的启示。     

后现代伦理在电影叙事中的隐喻表达——以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为例

真实与虚假混杂,善恶美丑的界限模糊,后现代并不止步于艺术风格,而是渗透到存在的根本,成为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后现代生存在当代中国会形成怎样的伦理困境,困境中的中国人会有怎样的感受和思索,如何表达当代中国特有的社会真实和人生真实?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求求你,表扬我>的解读,展现后现代电影叙事以"消解"的手法,传达出的深刻的社会关怀.     

1966-1976年党内健康力量对“左”倾错误的尝试性纠错——从党的权力运行秩序视域的解读

1966-1976年,在占支配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不仅没有获得“大治”,反而“离轨失序”.针对这种状况,党内健康力量开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内涵、党的权力运行的规则范式、党的权力运行的形式主体建设以及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纠错,希冀实现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有序”.尽管这些纠错还只是一种局部性调整并在实践中受到“左”倾错误反击而遭遇种种挫折,但其所获得的一些成果为改革开放后党的权力运行向规范有序的方向“复归”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的困境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艺术电影是以“第五代”所摄制的一批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的“新电影”为代表的,这批影片在叙事模式上打破了中国经典电影那种权威拯救的戏剧化体系,在影像模式上突破了那种缝合式的伦理化修辞风格,用一种非整合的开放叙事、陌生化的影像造型,表达某种对被历史文本所叙述的历史、权威、体系的怀疑和不信任,以及     

中国传统伦理特点与现代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伦理作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其生存、发展的根基在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建构,它是以"家族本位主义"为基本价值原则,服务于封建社会稳定人际关系、维系宗法关系、巩固社会等级秩序需要的重要思想工具。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其鲜明特色。中国现时代伦理建构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从制度伦理、公德建设和强化道德赏罚机制入手。     

城市化的伦理逻辑：进程与走向*--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

伴随世界文明的生成与转换,城市与伦理历来相互关联、相互生产,城市-伦理生态具有多样性、非自足性、变迁性。当代城市化的深化使伦理与社会的关系,使这个世界的伦理图景与伦理生态,发生了重要改变。分化与纠缠、变化与固化、多样与单一等诸多矛盾表明,当代城市社会正在遭遇深刻的康德悖论式的伦理冲突。一方面,城市化的推进为伦理转换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任务;另一方面,伦理的自觉、现实推进,又将为城市化的规范化、合理化提供基础支撑。建构一种更具语境张力,更具包容性、现实性、此在性、有限主体性底蕴的城市伦理,着力推进"此在单元""此在空间"的伦理化,对城市社会的合理化、可持续具有基础意义。     

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自觉(1949—1966)

民间文学由于其在延安时期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纳入"革命中国"构建的进程,成为文学接驳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民间文学在表层政治权力话语的影响中成为"人民文学"的核心与中坚,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深层运作的理论自觉,在这两者中形成了一定的张力,逐步酝酿并形成了1949—1966年民间文学领域独特的"口头性"话语。     

3-甲酰基-(S)-联二萘酚的快速高效合成及其结构表征

从手性联二萘酚出发,找到了对S-BINOL两个羟基进行保护的最佳条件,经一步反应快速高效合成出了(S)-2,2’-二(甲氧基甲基)-联二萘酚1,由1经二步反应,合成目标分子3-甲酰基-(S)-联二萘酚.合成化合物1和2的最佳条件如下:以THF为溶剂,在0℃下,(S)-BINOL,Na H和MOMCl反应10min,得到1,产率95%.以Et2O为溶剂,N2保护,在0℃的条件下,1和Bu Li反应3h,之后滴加DMF,反应2h,"一锅法"得到化合物2,产率70%.     

去伦理化的努力与中国近代经济学理念的启蒙——以严复译《原富》为中心

作为近代中国经济学启蒙之作的《原富》,其中多蕴涵着译者严复对于中西经济学理念的个人理解.对于中国自古以来的政经不分、社会伦理规范经济行为的“过伦理化”倾向,严复需付出努力去除其影响,从而完成将古典经济学传介到中国的过程.“去伦理化”的努力表现为推崇经济学理论与经济事务、协调私利与公利以及在斯密体系中重新解释中国古代三大经济思想教条.严复的努力并不十分彻底,也正反映出中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的折中特性.     

消费社会与传统人文精神（专题讨论）——消费社会与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

鲍德里亚认为,物品成为某种文化符号从而使消费预期使用价值相分离乃是消费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其实在古代(例如中国西周时期的贵族社会)物品也同样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只不过那是政治权力的产物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看上去"在消费面前人人平等"的消费社会较之任何一种物品都确证着使用者政治身份的古代社会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在处处离不开金钱的消费社会,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如何自处呢?中国古代文化可以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性别视角与被看的风景——1915-1949年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解析

电影百年,女性成为银幕上一道绚丽的风景,但电影在多大程度上还原女性真实的生存状况?本文从女性主义理论和电影叙事实际出发,探讨了1915-1949年问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内涵,对男性导演视角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女性主义的解读,发现1949年前的中国电影中,女性只不过是作为"被看"的对象,作为客体满足着男性看的欲望.作为银幕上被表达与被隐瞒的对象,她们仍然是无言无奈的.     

王彬彬的耍酷兼及文学鉴赏能力

当前酷评潮流中存在着蔑视学理、一味求酷的不良倾向。著名批评家王彬彬的酷评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其对三十年代革命历史所知聊聊,却在《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杂论》中出言武断,论据引用更是明显有悖学理。他对《三家巷》和《创业史》图解阶级斗争模式的指责也是不负责任的,且不符合小说的创作理念。从他所推崇《如焉@sars.come》片段的写作水平可以看出,他的文学鉴赏能力存在问题,已经走上为耍酷而批评他人的歧路。     

从有限王权到无限王权:中国诞生的政治学进程

中国诞生的过程是一个权力从分散趋于集中、从有限趋于无限的过程,是原始民主在中国不断走向死亡、集权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原始民主或有限权力制度与中国农业的技术化时代相联系,集权或帝国制度则与中国农业的伦理化时代相关联。技术越是落后,原始民主制度或分权现象越是显著;随着技术化时代的没落与伦理化时代的到来,权力的集中或集权化趋势也愈是明显。因此,民主(权力的分散与有限性)与集权(权力的集中与"无限性")不仅是相对的,而且都是解决特定社会历史问题的手段与工具。任何时代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都更多地与人口生产而不是物质生产的形式相关联。农业技术化时代的社会治理主要通过直接借用人口生产的族群组织形式来实现,但它在价值观上以追求技术进步和财富增长为目标。伦理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强调用宗族或家庭生活的伦理观念来维系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因而更自觉地表现出对善与正义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