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

朱绍侯先生《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对西汉爵制的各种变化详加考论,读后甚得启发。然于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一说,却感证据不足,或可商榷。 朱先生认为秦代无民爵、吏爵之分,而汉代自刘邦始即有民爵、吏爵之分。我以为,无论是秦代,还是汉代,都无“民爵”、“吏爵”之名,亦无“民爵”、“吏爵”之分。汉代史籍常有“赐民爵”若干级;“赐吏爵”若干级的记载。如《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     

军功爵制在秦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军功爵制在秦商鞅变法以后,已经形成一种非常完备的制度。在秦代,人们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几乎决定于有爵无爵和爵位的高低。 通过对汉简的研究,我们知道,在汉代的户籍制度中,人们有无爵位及爵位的级别,是户口登记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秦的户籍简文,对于秦代户籍中是否登记爵位,尚无实物证明。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秦人对军功爵制的重     

秦代列侯无封邑辨

目前,史学界或认为秦代并未彻底废除分封制,其理由是秦代虽无封王制,但存在封侯制,而正是这种封侯制,上承战国,下启两汉。其实,此种认识似欠深考。战国、秦代和两汉虽皆实行封侯制,但秦代的封侯制有其特殊性,它只是一种虚爵,既无封地,又无封户。所以,秦代的封侯制与战     

层级化与席位爵——试论东周卿大夫士爵之演生

卿大夫士爵在西周并不存在,大约在两周间或东周初才演生出来."层级化"与"席位爵"概念,有助于辨析这个问题."层级化"意谓首先出现的是官职,随后逐渐进化出职官层级.西周职官已经初步层级化了,体现为"卿士—师尹—御事",当时人们依此、而不是依"卿—大夫—士"来称述职官,因为当时尚无"卿—大夫—士"爵列.原生意义的"爵位",是氏族会食时执爵而饮的席位,这个意义上的"爵"可称"席位爵",以区别于作为官员秩次的"品位爵".乡饮酒礼的坐席分三等:士(即子弟)的堂下站位,大夫(即大人、父老)的堂上坐席,"卿"(即族长、乡老)的主人之席.若官员前来观礼,则要按三等命数,分别在士之位、大夫之位及贵宾之位就坐.这三等席位之法及三等席位之名,被朝廷飨燕之礼袭用,其时三个层级的官员分别在三等席位就坐,由此卿、大夫、士称谓发展为官员秩等之称,变成"品位爵".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 --《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

军功爵制本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重要军政制度,但由于史书记载分散、简略,后人已很难知道军功爵制的真实价值.根据<二年律令>的珍贵资料,从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以爵赎人、赎罪等方面来看,军功爵制在西汉初年仍具有真实的价值.例如,西汉初年各级军功爵受田宅的具体数量、爵制与官级的对比关系,一级爵可以免死罪一人等是前所未见的资料.因军功受田宅制实际上就是名田制,汉政府就是通过名田制培埴了一大批大、中、小军功地主和大量的自耕农.故说汉初是军功地主的天下,是有事实根据的.     

秦军功爵制简论

过去我写过一篇《军功爵制试探》,发表于《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那是一篇概论性的文章,从纵的方面对于军功爵制的产生,发展、消亡及其阶级本质、历史作用作了粗浅的论述,其中对于秦代军功爵制,则是语焉而不详,甚至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因此才写这篇《简论》,作为前一篇文章的补充,以就正于史学界的同志。     

对刘劭《爵制》的评议

三国曹魏学者刘劭所著《爵制》,是保存至今最早的研究军功爵制的论著。文中所提出的"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说和《商君书.境内篇》所说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的级别基本吻合。刘劭在《爵制》中还提出二十级军功爵制四大等级说,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所记军功爵制有四大等级基本一致。《爵制》对二十级军功爵各个爵名的解释,也优于东汉学者卫宏和唐代注释家颜师古。然而刘劭的《爵制》也有缺点,如把军功爵制与夏、周的旧爵制相附会,忽视了军功爵制与五等爵制的本质区别,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劭《爵制》的学本价值。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出现了许多秦代郡名,这些郡名中有些是典籍上常见的秦代郡名,有些是与近现代学者所考的秦四十八郡可以互证的,有些则是史书记载上从汉代才开始设置的郡名,还有个别的则是文献上从没出现过的秦代郡名.本文主要选取后几类中的"清河"、"衡山"、"泰山"、"庐江"、"四川"、"州陵"、"江湖"等郡名作些简略的考证,以供秦汉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们参考.     

刘邦施行过楚爵制己有实证

刘邦施行过楚爵制己有实证朱绍侯二十级军功爵制是秦汉政权共行的爵位制度。《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有明确的记载：“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     

东汉列侯分封形式探微——以徙封与复封为中心

东汉列侯分封的形式主要有三种:徙封、复封与定封.朝廷徙封列侯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皇帝欲通过徙封对列侯施以惩戒处罚、酬功赏劳或特恩优宠等;国家通过徙封侯邑来满足行政区划整体调整的需要.中央复封列侯时,尽管恢复列侯原有爵邑的情形很普遍,但仍存在爵称、封邑或爵级发生改变的情形.     

秦汉九卿源流及其性质问题

“九卿”一词的出现晚于“三公” ,约在战国后期 ,其影响也不如三公说大 ,对战国政治制度没有影响。秦代没有“九卿”的提法 ,其出现在汉代官制中约是文、景时期。西汉的九卿并不是九个卿而是列卿的泛称 ,但王莽时至东汉 ,又按照儒家学说将九卿变为九个卿 ,形式上分属三公。东汉的九卿是专称而非泛指 ,秩次为中二千石。秦汉九卿经历了一个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过程。     

论貂蝉冠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貂蝉是中国古代王朝的一种冠服,是国家服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初为胡冠,以金铛和貂尾为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时将它引入赵国,为赵国将士之冠服,是胡汉文化融合的产物。秦统一六国时,将赵国的这种冠服纳入新王朝,且将它改制成以蝉纹和貂尾作为装饰的帽子,成为皇帝近侍的专服,貂蝉冠遂以得名。至于汉代,貂蝉冠又被文人赋予了雅致幽远的文化深意,被认为寄予了古代帝王对于臣工精神境界和政治才能的诫勉和期待。此后,貂蝉冠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贵族身份等级的象征。大清时期,貂蝉从官方服饰中消失。     

从居延汉简看汉代民爵八级的政治地位

据居延汉简简文,汉代民爵八级,从一级公士到八级公乘,在居延屯戍区内既可担任各种官职(实为百石小吏),也可以当兵。当官凭本人才能,与爵位无关,当兵说明爵位八级已失去免役等特权,成为有名无实的荣誉头衔。汉简中反映的公乘当官者多、当兵者少,公士当兵者多、当官者少的情况,说明爵位高低还有一定影响,但这影响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并无法律保证。汉代这种以才能任官的政策是进步的。     

郴州地名源流考

郴州, 字出秦篆。 战国中期, 楚于此置 “林” 邑, 秦置郴县。 西汉初, 分长沙郡南部诸县置桂阳郡, 治郴县城。其政区地名,历有宣凤、敦化、郴州、郴阳、苏仙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而起的王朝 ,在许多典章制度方面都有开辟、创新之功。本文主要利用正史资料 ,讨论汉代外交使节的选拔方式问题 ,并就其特点和产生原因作了简单的阐述。     

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历史表现

汉代社会对河东地区中条山一带的铜矿进行大规模开采,在此基础上,河东的铜器铸造业兴盛,产品既供应本地,也销往关中以及河北地区,为官府及贵族所青睐。在汉代的铜产业链条中,河东本地侧重于铸造生活类铜器,并且担负着开采、冶炼的重任,为河内、河南的铜兵器生产提供原料。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显著地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得益于先秦时期河东铜矿长久的开采历史,其次得益于东周时期铜矿石冶炼新技术的引入。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与监察法律规制及其当代启示与借鉴

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官吏选任和监察。从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到秦汉时期选官察举征辟制度,从《唐六典》、宋《庆元条法事类》到《大明律》和《大清律》,我国古代对选官条件、标准、权限和程序都作了严格法律规制。最早开始于西汉的官吏选任回避制度,是为防止官员徇私而设。我国古代官吏监督制度分布在古代政令法令中,贯穿于官吏行政的各个环节,《周礼》、《秦律》、《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等都对官吏监察进行了严格法律规制。对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和监察法律规制进行流变考证,对我国＇-3前公务员法律规制和西方文官选任和监察制度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广难封”问题研究

“李广难封”是一桩传统的历史悬案。其缘起自汉文帝,汉代的学者将其原因归咎为客观原因造成,汉代以后的学者则多从主观方面分析其原因。1980年代以来学者们不但突破了传统看法,而且从新的视角,以新的观点对该问题进行了更为热烈和更加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