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平台垄断行为的表现、成因及治理路径

我国数字化治理正处在用数字技术治理到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中,数字出版的行业垄断问题是数字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深入界定数字出版平台的特征及其价值形态基础上,剖析当前数字出版平台垄断行为中的版权垄断、数据垄断和价格垄断表现;揭示数字出版平台垄断行为具有隐蔽性和强制性,“赢家通吃”的垄断行为加剧了数字出版行业分化,互联网巨头通过排他性措施垄断和打压竞争平台,监管体制的滞后性导致数字出版平台垄断的成因。提出构建数字出版行业反垄断治理的法制体系、组织体系、技术体系和制度体系等战略路径。     

公众参与、“双重”商业化与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的生成与转移——以短视频平台为例

本研究以短视频平台为例,论述了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的生成与转移机制。从较长时段的当前史视角来看,数字时代的公共价值,是在媒介技术演进机制、逐利的欲望机器与公众的社会交往机器三者之间的深度关联之后,所形成的大规模公众参与的数字文化实践中生成的;而它们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又使得大规模公众参与的数字文化实践随着技术媒介形式和媒介平台的更迭,不断以块茎式、游牧式的方式生成与转移,从而构成了数字时代不断延伸的公共价值“逃逸线”。在这个过程中,商业化因素对数字平台公共价值兼具构建性和耗散性效应,因而也是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生成与转移的重要要素,对其复合作用的评价需要超出单纯的拒斥或赞誉这两种常见的态度。本研究通过对数字时代公共价值生成与转移机制的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大规模公众参与的人民性、公共性与社会建构性,从另一个侧面重申了公众参与的重要价值。     

数字出版时代传统图书编辑的转型

本文指出数字出版时代传统图书编辑面临的问题,并从观念和操作两个层面探讨编辑转型的方式和途径,认识现代出版中图书编辑的核心价值,让传统图书编辑更好地适应数字出版的发展。     

数智时代平台型企业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演化机理研究——以字节跳动为例

数智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资源要素重组、经济结构重塑的关键力量,也是平台型企业裂变与演化为服务生态系统、实现生态价值共创的重要驱动力。对字节跳动的跨层次动态演化机理的研究发现：平台型企业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受制度、市场、数字技术和价值主张的共同作用,且价值主张历经“市场驱动型→成长驱动型→社会驱动型”三阶段演化;“主体识别—互动关系—资源整合”是平台型企业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过程的核心机制,且关注层次呈嵌套式动态演化;价值共创的结果表现为“联结→联动→联体”的共创模式与“个体价值→个体价值+组织价值→个体价值+组织价值+系统价值”的跃升。     

数字出版发行平台的运营与功能整合

我国数字出版发行平台主要有传统出版机构主导型、传统发行机构主导型、技术服务商主导型、终端制造商主导型和网络运营商主导型等五种模式。我国数字出版发行平台还面临诸如平台数量不均、内容资源匮乏、平台封闭、读者不习惯、法律滞后等困境，应通过利益整合、平台整合、终端整合、跨行业整合、定制发售、完善盈利模式、加强出版法律法规建设等来解决。     

价值共创背景下互联网平台拓展服务消费：变革特征与理论机制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消费者日益成为生产过程和价值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因而具有了资源丰裕、追求有效、信息透明、服务无偿等全新的特征。当前，我国已进入消费驱动的新阶段，服务消费是进一步挖掘内需的重点所在，且总体呈现分层、体验性、个性化的趋势。价值共创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平台成为了企业家精神在市场规则约束下，吸收消费者创造性实践的一种新的服务价值生产方式。平台塑造了一个协作环境，推动消费者实现了从被动型消费者到主动型消费者的过渡，加强了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对接；平台促进了服务消费产业链的优化、重组与改造，不断赋能我国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借由链接效应、信任效应、赋能效应和创新效应，平台能够打通服务堵点、释放消费需求潜力，推动实现供给与需求升级协调共进的高效循环。因此，相关部门要在引导平台拓展消费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鼓励消费者发表评论的同时，制定便利数据通用和数据流动的政策，对虚假评论进行有效监管，着力形成有利于服务价值共创的政策环境。     

不同层级公允价值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研究——基于我国A股金融业的经验分析

基于FAS 157的公允价值层级理论,采用Ohlson价格模型,以公允价值的三个层级为切入点,通过对A股金融行业的实证分析,研究公允价值层级信息被我国资本市场的认可程度。分析结果表明,公允价值层级信息的披露有助于公司提升股价,第一层级公允价值资产比第二层级公允价值资产更具增量价值,而第三层级公允价值资产以及公允价值负债的三个层级均未呈现显著的价值相关性。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公允价值层级披露的统一标准,并鼓励上市公司通过评估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其公允价值资产和负债进行计量。     

市民社会概念的政治哲学解读及其学理价值

从政治哲学视域来看,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多重层级的复合性概念:家庭是它的基础性层级,经济交往关系是它的核心性层级,而公共领域则是它的扩展性层级。这一规定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市民社会概念解释的歧义、混乱和矛盾不失为一条崭新的理路,因而具有多方面的学理价值。     

政务流程再造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是把服务作为社会治理价值体系核心和政府职能结构重心的一种政府模式,其核心价值是公共服务,它强调公民参与,注重自身效率,重视回应能力.我国当前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受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条件尚不完备,还存在办公效率低下、回应能力弱等问题;由于公民信息搜寻成本高,政府与公民互动也较少.政务流程再造能在减少官僚层级,简化信息传递,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提高回应性方面为服务型政府构建提供平台.     

作为数据的劳动：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治理研究

数字科技革命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式,也催生了短视频/直播这一新的数字平台。平台、数据、国家是网络主播数字劳动治理过程中密切关联又充满张力的三个维度：网络主播是数字劳动的主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是数字劳动的场域;数据是数字劳动的生成物,也是平台和国家争夺和治理的对象。在平台上生存的数字劳动者有着数字劳动的自主性,但也面临着剥削并不断被异化,由此而主动和被动生成的各种乱象,以及那些被合理化了的支配关系,体现了数字平台的商业属性与其被期待具有的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国家进行数字劳动治理的必要性。在数字劳动治理的过程中,平台价值与国家价值导向之间的矛盾、平台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数据殖民主义”以资本增殖为中心之间的矛盾等会进一步显露出来。国家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治理之中,将其作为新时代数字治理方案的一个有益的切入点,这意味着必须：推动关键数字科技的普及与普惠发展;在数据分类的前提下确定数据权属边界;探索建立国家与平台间的对话合作机制。     

非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化个体"——数字经济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及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逐渐成为社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推动数据成为商品,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包括雇佣和非雇佣两种形式,雇佣数字劳动主要在雇佣体系内生产"生产经营数据",非雇佣数字劳动则主要在雇佣体系外生产"个人数据""中间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本家能够同时占有这两种劳动的成果及其剩余价值;为极大地拓展剩余价值来源,资本势力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入侵,将大量数字活动转化为非雇佣数字劳动,从事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被抽象为一条条数据从而成为"数字化个体";"数字化个体"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人群和劳动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但其并不拥有关键性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被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而资本为"数字化个体"再生产支付的代价大为降低,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则进一步增强.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剥削范围、提高了剥削强度、增强了剥削隐蔽性.因此,我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不能任由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数字平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视阈下乡村文化景观的价值及实现路径

乡村文化景观作为传统乡村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存方式的体现,对其价值的衡量与重塑在现阶段显得尤为重要.十九大以来的乡村振兴战略,促使乡村文化景观被重新识别、讨论.价值论反映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借助价值论,从关系价值、本体价值两个角度,分别研究社会关系对乡村文化景观的积极影响及其价值的核心属性要素,利用价值论指引乡村文化景观的发展,找到适合当代乡村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可以促进乡村文化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整个乡村文化的振兴.     

学术出版的危局与出路

社科类学术出版在转企改制、竞争加剧、市场萎缩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存在一定发展困境。本文以为,转变观念,迅速转型,打造核心产品,建立多元服务体系,建立数字出版平台,搭上“走出去”的快车,是化解危局,实现飞跃的有效途径。     

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即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内含某种价值取向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是一种关于发展的价值观念,以人为本是其核心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现实发展的方向性要求.     

数字出版与大都市产业集聚发展模式

我国现有12个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成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新引擎"。从自身建设上看,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十分注重产业平台建设。从功能架构上看,国家数字出版基地重视架构不同的功能分区。从总体发展布局和竞争态势上看,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注重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建构我国数字出版大都市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充分数字出版产业集聚效应,应进一步发挥出版企业的主体性,激发数字出版产业集聚发展的潜能;将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驱动数字出版产业集聚跨越发展;由"规模发展"向"效益发展"转变,实现数字出版产业集聚发展的正向效益;建立健全数字版权保护机制,健全数字出版产业集聚发展长效保障。     

数字平台对传统企业及其劳动者的影响——以巡游车为例

通过对数字经济下巡游车企业及其劳动者的研究,讨论了数字平台何以对传统企业及其劳动者带来影响,以及传统行业何以存续的问题。市场准入下的差异导致了两者在市场策略中的不同,而市场运作逻辑的差异导致了两者的商业模式的区别。高效的市场灵活度、经营成本的差异化、虚拟管理的松散化及其司机准入的低门槛,使得数字平台快速扩大了市场份额,吸引了更多的用户加入。而传统巡游车司机则受到新、旧两种商业模式的挤压,加之受平台歧视,其收入下降,从而带来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降低,而不得不在工作中进行自我加压。然而,在平台的强势发展之下,传统企业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市场多方位的需求,以及对劳动者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保障,使其保有了一定的续存力量,能够在市场中继续与数字平台进行竞争。     

“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反垄断法保障：功能、限度与路径

数字社会中，技术资本的非均质占有引致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催生了“数字弱势群体”,其权益可能受到平台权力不当行使的侵害。鉴于“数字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与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具有内在契合性，故而有必要引入反垄断法，以矫治平台权力的失衡、弥补私法保障的不足。同时，需把握反垄断法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合理限度，既不能僭越竞争价值的优位性，亦应尊重平台自治权力的正当行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证反垄断法理念和制度之调适。通过反思当前的效率至上理念，将彰显主体性价值和包容性发展的人本主义理念确定为“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基本理念。在具体制度层面，则需将权益主体、权益内容、权益救济的三重叙事纳入反垄断法的规范文本，并在其实施过程中通过协商治理彰显用户价值，以合规经营指引间接引导平台权力运行机制的重塑。     

“平台逻辑”:一个理解平台—新闻业关系的敏感性概念

数字平台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平台社会的形成,平台已然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渗透在各个社会领域,新闻业不过是它们涉足的其中一个领域。平台携技术与资本的优势,成为新闻场域中非常重要的新入场者,使得平台与新闻业的关系成为新闻学研究讨论平台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尝试提出"平台逻辑"作为理解二者动态关系的敏感性概念,它在媒体逻辑和社交媒体逻辑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和强化,具有技术、市场和关系三个关键特征,未来仍需对平台逻辑的内涵、形成与实践进行深入讨论,使之成为一个具有解释潜力的理论概念。     

云平台环境中专利执法的联动机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云平台环境中侵害专利权的行为日益猖獗,极大地损害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双轨制专利权保护模式下,专利行政执法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因对云平台层级缺乏差异性分析、云平台环境中侵权行为纠察难和认定难,以及行政处罚权不足、行政调解缺乏强制执行力等问题,传统扣押侵权产品、封存涉及侵权的服务器等措施难以完全遏制云平台环境中的侵权行为.鉴于云平台的技术特征,执法部门应充分调动云平台运行过程中不同角色的积极性,强化专利执法部门的异地执法能力,增强联动机制中的专利执法与行政调解效果,发挥云平台环境中专利执法的积极动能,缓解侵权频发的态势.     

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剥削的正义批判

针对21世纪出现的数据价值化问题，加拿大学者斯尔尼塞克提出“平台资本主义”概念，用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依托数字技术增殖的现象。平台资本主义包含隐匿性的数据剥削，包括数据生产资料剥夺、强迫劳动和劳动异化等问题。在数据剥削过程中，平台资本主义中建构了一种影响社会正义的劳动结构，对数字劳工进行抽象强制和剥夺，使数据剥削失去了正义性。因而数据正义建构的指向必然是解决由数字用户生产的数据为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问题，实现数据的全民共享。这需要从源头上抑制数据被资本操纵的内生力量和运行机制，加大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建设数字平台的力度，明确数字劳工的数据产权，对资本平台进行“累进数据共享授权”和“数据交税”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