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看中国和谐世界的建构

和谐世界观的提出,是我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建构和谐世界的伟大实践。该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营造了新世纪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的和谐,实现了不同主权、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这一进程中形成的新型睦邻安全模式、新型国家关系模式、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对中国周边外交和全球外交都具有示范作用,标志着中国外交从传统的双边关系模式发展到现代的多边外交模式,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建构和谐世界提供了成功经验和新的理论与思维。     

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的外交战略

“和平崛起”实际上概括了中国从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态度和决心。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统筹兼顾”的发展方式,并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纲领。随着中国外交思想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战略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与改变,其基本精神就是将政治外交转变为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外交。本文从三个方面概括了中国的外交策略:第一,积极参与促进和平与发展;第二,强化公共形象,肩负大国责任;第三,加强和改善各大国的关系,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论八十年代中苏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建国30年来在国际交往中的经验,采取更完善、更灵活的外交政策,使我国的对外关系进入建国以来最活跃、最成熟的时期。与此同时,苏联鉴于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和国内经济停滞的窘迫处境,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全球扩张战略,开展“多边缓和外交”。中苏两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为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开辟了良好的前景。     

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国和中亚国家同为转型中的国家,面临着发展和稳定两大问题,都在加快制度变革,实现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积极扩大各方面的合作领域,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双方有合作的基础和意愿,在“和谐世界”外交理念下双方关系深化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也为双方的进一步深入合作提供了机制和平台。目前,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欧盟CFSP的制度性缺失及其对华政策评估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CFSP)支柱存在着诸如结构失衡、决策效率低下、运作机制失调、政策工具缺乏、依托杠杆不力等制度性缺陷 ,“一个声音的欧洲”目标远未达到。就对华关系而言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欧盟的共同对华政策一方面为中欧关系提供了契机 ,推动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上述缺失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也是复杂的。欧盟共同对华政策框架内各领域的不同约束力和“双轨制”特征增加了中国对欧决策的难度 ,“正 负外溢效应”都可能出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中欧关系的重心仍然是中国与欧盟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     

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思维与话语分析

面对后危机时代新的语境,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美国对华外交战略思维也在进行着调整,由注重政府外交向注重公共外交转型,由“强硬外交”向“巧实力外交”转变.这种外交战略思维的变化主导着美国建构新公共外交的战略框架,即采取“主动—接近”的公共外交姿态,尤为注重“网络外交”.在美国公共外交的实践方面,通过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为主导的话语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两面性”特征.     

全球治理变化与中欧合作拓新

21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复杂的结构性变化,全球议题的类型谱系扩散且严峻程度走高,全球治理局部实践模式及层级趋于弱化,部分主要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及意愿发生逆转并引发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需求转向,这些变化将在根本上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及大国外交。作为引领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与欧盟的内部发展及外部关系均面临着转型与调整的客观需求。全球治理变化对于中国与欧盟而言具有多重影响,它既是推动中国与欧盟开展政策调整的外部动力,也是构建新型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作为当今世界至关重要的两大力量,中国与欧盟需要全面认知全球治理变化的深刻内涵,并在探索发掘其中机遇的同时构建持续而稳定的中欧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接触与融合,可以实现中欧全球治理战略的复合对接、强化中欧双边关系的战略自主、深化传统及新型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为全球治理贡献必要且关键的动力支持。     

中亚局势的变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困境探析

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和俄美关系的升温从内部动摇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稳定性。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开始发生变化,“利己主义”的不断上升导致该组织陷入“共同利益困境”之中。美国开始主导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在能源、地缘战略的竞争中,美国逐步取得优势地位,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作用越来越被削弱。上海合作组织所倡导的新的安全观、新的合作机制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完善理论指导、寻求新的“共同利益”和调整合作方针是上海合作组织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     

中国与东盟关系:睦邻外交的范例

冷战结束后 ,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决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近几年来 ,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的飞速发展引起世人广泛关注 ,作为中国睦邻外交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盟在中国周边外交议程中的地位日益突显。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大手笔是中国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外交思想的重大举措 ,也是中国要做一个积极负责任大国的具体表现。中国东盟睦邻外交的实施背景是什么、具体内容有哪些方面及其隐含的意义如何 ,无疑是认识该问题的关键所在 ,本文拟就此做一粗浅分析 ,以就教于方家     

论中国与文莱关系特点及前景

分析了中国与文莱国际关系的特点,即：传承历史,顺应时代发展;中文关系是在东盟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双边关系;双方互访频繁,成效显著;外交重点从安全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并指出,尽管目前中文关系一定程度地受到南海问题国际化和相互了解不够深的影响,但双边关系在坚实互信的基础上上升为战略合作的高度,两国依托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平台发挥强大的互补优势,双边关系已然朝着良好的趋势发展。     

利用外资的效应分析及外资政策的调整

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的绩效分析,及近年来利用外资的新变化,阐明了我国今后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及调整的方向。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沿革

从边界谈判到上海五国再到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发展、扩大息息相关。中国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下与成员国发展多边合作,对亚欧及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有利于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而且有利于中国实现构建和谐地区的愿望。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新态势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上台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以重塑美国的领导地位。这种调整必然带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美国对华政策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总体特征是“积极接触+多方位合作+战略遏制”。对于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新态势,中国应该积极加以应对,维护本国利益。      

中国能源结构的调整及优化

能源结构调整是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保证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中国能源结构主要是要减少对石化能源资源的需求与消费,降低对国际石油的依赖,降低煤电的比重,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本文对中国能源结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中国能源结构优化的方向,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基于能源结构方向的优化煤炭、石油消耗方式,能源多元化和区域资源优化;同时还提出了基于管理和技术层面的对策。     

论国有企业改革与我国的宏观经济稳定

国有企业本身具有宏观调控的功能。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不力 ,国企的宏观调控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此 ,要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运行 ,启动我国经济 ,就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再造我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成熟型、赶超型与转轨型国家经济体制的比较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各个经济体制的运行情况,解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回顾了成熟型、赶超型与转轨型国家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并对各经济体制运行的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现有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以促进中国经济在危机后的再平衡。最后,展望了各经济体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的调整方向。     

试析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的关系

上海合作组织奉行对外开放原则，不反对与美国及西方国家进行合作。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认识经历了从最初的漠不关心到逐渐重视防范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关系的前景：上海合作组织对美国将采取防范中的合作，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将采取分化中的合作。正确处理美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不仅对双方有利，而且对欧亚地区的安定繁荣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利益关系变动的基本轨迹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动是沿着发端于确认多元利益主体,继之于拉开经济利益差距,目标是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格局的基本轨迹进行的。这种利益关系的变动,从调整过程上看是正确的,从调整的社会效果上看是积极的,从调整目标上看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制度变迁中的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分析及对稳健性财政政策的建议

通过对我国制度安排的分析,可以发现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在向新制度变迁时,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当前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同时在政策手段上多运用税收调节手段.     

对我国出口退税的理性思考

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不完善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应根据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体制税收体制改革方向等因素 ,正确确定出口退税制度调整的目标和出发点。加快增值税规范化进程 ,调整退税资金管理方式 ,建立出口退税管理体系是首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