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事象与哈代小说叙事

哈代小说与民俗有不解之缘,民俗事象构成哈代小说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情节,规定了故事的发展方向和人物的命运轨迹,在时间上规定了情节发展的节奏,在空间上限定了人物活动的场景,民俗事象也是作者用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环节;此外,民俗事象还构成小说细节,深入到小说肌理,发挥润滑链接的作用。民俗化叙事是哈代小说鲜明的艺术风格,民俗文化内涵是哈代小说重要的艺术审美。     

莎士比亚传奇剧情节结构探析

莎士比亚传奇剧的情节结构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从传统情节观的角度来看,通过对剧中场景组合模式、情节的起承转合及冲突的层层分析可窥以概貌.另外,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情节观也有助于对其作出新颖的解说,由此进一步揭示莎士比亚传奇剧的"话语"层面与深层结构.     

论哈代小说《还乡》民俗的运用

在<还乡>中,哈代精心描写了埃格敦荒原上的种种民俗事象,且巧妙地将其与小说的内容结合起来.这些民俗经过作者精密的安排与运用,深入到了作品的肌理之中,对作品的背景、情节、人物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广西南丹白裤瑶母性崇拜的文化表征

在人类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母性崇拜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民俗事象,母性崇拜意识一直是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共通性情节。广西南丹白裤瑶族群的母性崇拜意识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表征形态,其主要表现在供奉生殖图腾石的习俗、"姑女还舅门"婚俗、婚前盛行"玩婊"、妇女夏天身着"挂衣"、服饰图案的"卍"符号等方面。     

当代民俗志书写的应有追求——以山曼教授《流动的传统》一书为核心个案的讨论

在传统的民俗志书写模式日益受到质疑的今天,山曼教授<流动的传统>一书以不拘一格、充满灵机的民俗志书写,为我们带来许多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启示.这样的民俗志书写已将民俗学研究的"区域本 位"、"事象本位"与"主体本位"初步化融一体,注意在描述区域民俗整体结构的同时,追寻民众主体的深层文化逻辑,因而代表了当代民俗志书写中一个富有活力的方向.     

略论民俗与方言的关系

方言不仅自身就是一种重要民俗事象 ,而且是民俗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方言表现民俗的方式有四 :(1)方言单位概括指称民俗事象 ;(2 )方言单位具体陈述民俗事象的内容 ;(3)方言单位旁涉夹带民俗事象 ;(4)方言单位折射出民俗的风貌。由于方言与民俗天成的、经常而普遍的规律性关系 ,有必要建立起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方言民俗学 ,以加强对其进行研究     

民俗文化在现代小说创作中的作用

文章撷取现代小说中的名家名作,分析归纳了民俗文化对小说的民族风格、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环境描写、主题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了民俗事象在作品中的职权范围,既不能疏忽也不得超越其位,不然就会削弱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意义     

民俗与回族文学创作

民俗是人类社会群体共同心意行为构成的风习性文化意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回族作家以民俗化的文化背景为创作材料,以回族的乡情、风俗、观念作为自己创作的深厚底蕴,以纷繁的民俗生活事象结构篇章,展开情节。可以说民俗文化是霍达、白山等回族作家创作根深叶茂的土壤。他们以此凸现自己的创作风格,也以此显示自己文学创作的价值。     

也谈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以甘肃武威“凉州贤孝”为例

甘肃武威的民间口头说唱"凉州贤孝",既是一种民俗现象,同时又承载着诸多的民俗事象,其语言载体是地道的凉州方言。"方言是民俗的载体","凉州贤孝"方言文本的整理具有方言与民俗研究的双重价值。我们可以以方言文本为桥梁和纽带,实现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     

个人实践、记忆与民俗传统的传承

民俗学是一门研究传承的学问,立足当下回顾某种民俗传统的起源、发展与生成。通过追寻个人对某种民俗事象记忆的叙述,我们能够了解到一种民俗事象的概貌。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民俗传统实践中的个人、个人的口述史和生活史等等,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鉴于个人在民俗传统传承的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基于个人记忆与叙事之上,借助"口述史"和"生活史"的记录方法,做好个人访谈,也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哈萨克族婚嫁仪式歌中的女性民俗文化价值

婚嫁仪式歌是哈萨克族习俗歌的主要种类之一,纵观整个婚嫁仪式,从"沙仁"、"加尔——加尔"、"森斯玛"、"阔尔斯"、"阔什塔斯"到"别塔夏尔",可以看出它是用歌唱串联起来的一部完整的"组歌"。本文以女性作为切入视角,从女性经历的"分离"、"通过"、"再进入"三个仪式出发,来探究哈萨克族女性婚恋观、家庭观,进一步揭示其体现的女性民俗文化价值,即:标记功能、文化符号、交流教育媒介。     

论林黛玉是《红楼梦》的轴心人物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巅峰性不仅表现在它在人物、情节、环境、语言和主题意蕴诸方面都达到了中国文学的艺术至境,而且还表现在它的无与伦比的"奇妙性",其最大的"奇妙"处不是别的,而是用一个人物"扛鼎"起红楼梦世界,这个人物就是林黛玉。《红楼梦》的轴心人物不是贾宝玉、薛宝钗、史湘云、王熙凤,而是林黛玉。作者特意赋予林黛玉许多奇特的禀赋,如"草"、"神女"、"玉石"、"花神"、"帝妃"、"玄珠";"报恩"、"情恋"、"乡愁"、"诗性"、"本真"等,使她成为一个全局化的"结构轴心",目的是要在整体上为其"为史作传"的新人学建设提供一个"一而统万"的"阿基米德点"。与之配套的是小说人物的"立体幻影互文结构",它保证了林黛玉"轴心论"的有效实施、贯彻。林黛玉是中国历史上"新人学"范型的一次辉煌而壮丽的日出!她的神奇之光完全可以与西方现代、后现代的"美学人学"共契圆舞,交相辉映!她是中国的维纳斯、海伦和贝亚德丽齐;是中国近世人学拯救的人格化的诺亚方舟。     

黄冈民歌的衬词特色

黄冈民歌中大量地使用了衬词,且衬词的种类多样,内涵丰富,体现出鲜明的地方色彩,极大地丰富了黄冈民歌的表现力。对《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省黄冈地区分卷》中的近六百首民歌作了全面的考察并分析了号子、山田歌、小调、灯歌、风俗歌、儿歌、生活音调等各种体裁的黄冈民歌,对其中所出现的衬词进行了分类,概括了黄冈民歌中衬词的特点及其作用,初步挖掘了黄冈民歌中衬词所蕴涵的部分文化内涵,试图从衬词这一切入点初步探讨黄冈民歌的艺术特色和地方特色,对研究、演唱、继承和发展黄冈民歌有着积极的作用。     

儒家慈善意识与现代慈善理念

儒家"仁"、"仁政"、"人本"、"留余庆"的思想及儒家"灾害观"、"贫困观"、"财富观"中的"慈善意识"经常会在引用中与现代慈善理念混淆。事实上,"博爱"与"等差之爱"、"君王之惠"与"公民权利"、"慈善特权化"与"公民责任"以及"明哲保身"与"爱之慈善"有很多背离之处。认为"宗法"与"礼教"两大思想是导致"人本源"的儒家"慈善意识"与"神本源"的现代"慈善理念"发生冲突的关键所在。建设中国特色慈善文化必须扬平等、弃等差,扬责任、弃恩赐,纠正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越位"现象,克服"明哲保身"思想的局限,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营造"团结互助"的社会新风尚。     

试论冯梦龙的笑话理论及其意义--以冯梦龙辑录的三部笑话集为例

明代著名的通俗文学作家及民间文学搜集者冯梦龙(1574~1646),曾经编选了《笑府》、《广笑府》、《古今谭概》(又名《古今笑史》或《古今笑》)等笑话专集。在他编选的三部笑话专书的序文及部分引言里,冯梦龙比较集中地从笑话的接受心理、笑话的本质特征以及笑话的分类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笑话理论,充分地表达了他对笑话这一民间文学体裁的理性认识。在我国古代稍欠发达的笑话理论史上,冯氏的理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异数。认真总结这一笑话理论遗产,将有益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笑话这一民间文学体裁。     

论仙乡传说对唐传奇《柳毅传》的影响

从民间文学角度看,《柳毅传》享乐长生的主题、把凡人遇仙和人神相恋两种原型相结合的结构模式、采用情节单元组装故事的手法,都深受仙乡传说的影响。可以说,《柳毅传》是作者在吸取并改写民间仙乡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唐传奇名篇。     

论晋北赛戏的性质和特点

赛戏是流布于山西省北部的一个古老奇特的剧种。它是由民间祭祀、广场社火、舞台表演、民乐吹奏、说书讲史等几个重要部分组成的一种大型活动。由于时代的变迁，赛戏退出了舞台，趋于消亡。但它作为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明清时期的《五伦全备记》和《香囊记》接受考论

《五伦全备记》和《香囊记》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其问世不久,学界即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方面对其多所指摘。不过,明清时期绝大多数观众对学界的上述指摘不仅不予认同,反而表现出极大的观剧热情。此后,这两部剧作又继续风行舞台达300余年之久。从学理上说,古今学人对这两部剧作的批评可谓可中肯綮;但从传播和接受效果上看,这两部剧作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有让人难以割舍之处。由此可见,即使这两部剧作在主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教化倾向、在情节安排与人物塑造上表现出明显的概念化和简单化的特点、在曲词的结撰上流于矫枉过正式的俗化或雅化,处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各地观众仍然有充足的理由一如既往地喜爱它们。     

中国哲学的现代价值——当今世界的病态与治疗化解之道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既使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增长,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 理、文明间的冲突,使人类面对一个病态的自然、社会、心理、人际、文明环境。治疗、化解这些严重病态,使自 然、社会、人际、心理、文明获得健康,是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诉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君子和而不同"、"中 和"、"乐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兼相爱"等中华民族哲学资源,有助于治疗化解病态危机,获 得全面健康的智慧理念,从而通达健康和乐之境。     

论"以人为本"的古代道德哲学智慧

中国先民在距今两千多年前,创造了一种“爱人”、“爱民”、“重民”、“民为贵”的高尚“仁爱”精神和普遍性价值的道德关怀。这种道德关怀,先被周朝统治者创造性地吸收并系统化利用,从此世代相传,熔铸成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高尚政治美德和优秀政治传统。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见诸于《管子》、《论语》、《孟子》、《荀子》等古代典籍中。如今,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生活中,都程度不同地存有“重民”、“民本”等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