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几个问题

哲学作为思想中的现实,当代中国哲学史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哲学的总结、概括和反思。在以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主要历史时期为基本线索的基础上,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灵魂、主线,如何以重要的哲学论争为背景提炼和概括当代中国哲学史中的重大问题,如何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二级学科的相互关系,如何选择和阐述各个时期的重要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如何论述各个时期的哲学状况及其发展趋向,这些都是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理念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必须认真研究和严肃对待的重要问题。     

哲学、历史与哲学史

一部好的哲学史作品应该是建立在哲学史家对"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恩之上.近代欧洲哲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往往表现出这一点.黑格尔、文德尔班和罗素的哲学史研究不仅阐释了他们理解的"哲学",也引导着近代西方"历史"观念的演变.当前,我们注意到一些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在思考哲学史时,就哲学史作为一种历史表现,仍然习惯于采用19世纪发展出来的那种实在论"历史"现,以获取客现的哲学史为其宗旨,这的确有失哲学家作为反思者的身份.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理论的当代进展对于当代的哲学史研究所忽视的这种尴尬境地应当可以提供相应的提示.     

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

本文从历史、历史哲学、编史学和哲学编史学等基本概念的疏理入手,结合以罗蒂为代表的欧美哲学界关于哲学编史学问题的讨论,认为哲学编史学的学术结构可以分为哲学史学史、哲学史的认识论研究及哲学史的编史方法研究,其问题域应包括哲学编史学的一般问题以及局部或具体问题。在哲学编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问题的关系之间应注意如何理解哲学和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观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中国哲学史写作中的内史和外史相结合等问题。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思考

1 作为对相应哲学著述和史料的解读与综合，如果按史家的学术立场和理论个性 来划分，历史上的和现今的哲学史研究大致有三种方法。 （１）主观方法。黑格尔是这种方法的代表。该方法以哲学史家为中心，是从史家“设想的哲学观点出发”，“哲学上的那些基本问题在一开始便提了出来，接着指明确定和解答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每一步聚；凡与主要问题无关的东西，均置之度外。”①黑格尔视哲学史为揭示理念各种形态的推演和各种范畴在思想中的被认识了的必然性，从而揭示出理念发展的一种方式，他便断定“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     

从历史与哲学的分合反思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

哲学史是哲学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故哲学与历史的分合是人们反思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应将哲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使两者相得益彰,任何将两者对立或割裂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

王国维虽然未能形成自己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他为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成立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设都曾做过大量有益的工作,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学术成果,记录了现代中国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创设的历史,也确立了王国维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与方法意识

就“书写”本身而言 ,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至少应当包括两个基本层面 :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范式方面 ,应当实现从“外在化”向“内在化”的转化 ;在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方面 ,必须在两者之间达成殊相与共相的联结。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意识可以概括为“双向互动 ,层级累进” ,即在“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以及“对中国哲学史具体内容的理解与确立整体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等构成“诠释圆环”的双方之间不断展开双回向的互诠互释、互融互汇 ,以使被不断书写的中国哲学史累积性地逐渐迈上新的层级。     

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具体结合

<正>中国哲学或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具有密切的关系。哲学史研究脱离了思想境遇，则容易流于空洞化。思想史研究尝以思想家为中心，将经济政治作为一个大环境处理，则有简单化的问题;后来又有以一般知识、信仰与精神为内容的思想史研究，希望贴近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同时也能反映思想，但结果往往难见真正的深刻的思想本身，与环境关系的紧密度也有限。因此，如何处理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仍需要认真反思与探索，其中，两者的具体结合是关键。     

20世纪中国哲学史论述的多元范式——以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为例

熊十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论述,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言,具有与同时期通史著作同等重要的意义。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总体研究,不仅要关注各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及经验,也要关注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以开辟中国哲学史总体理解和论述分析的多样化把握。熊十力在《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中广泛谈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他的这些论述,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不比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论述逊色。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只是这一体系并未集中地呈现出来,而是散见于其著作之中,需要加以整理和研究。熊十力认为,近代以来,国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科学方法看哲学,已经完全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究极意思"和"独至理境",对中国哲学的终极智慧已不了解,也不求解,这一点必须加以根本改变。熊十力对中国哲学史的诸论述,称得上是体大思精,不仅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哲学终极智慧的理解也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做全面的梳理研究。     

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

在金岳霖关于“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的论说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把哲学视作理论和概念体系,哲学史的书写是叙述不同哲学流派的基本概念、理论的演化和发展历史的.但是,哲学不仅表现为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还意味着哲学活动或哲学实践.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既可以是对已有的哲学理论和概念系统的书写,也可以是对以往哲学活动的书写,即“做中国哲学的史”,这就凸显了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也扩展了“中国哲学史”概念的含义.“做中国哲学的史”这一概念更贴近中国哲学智慧的特性,更能体现中国哲学史不同于西方哲学史的特色.通过对“做中国哲学的史”的书写,可以唤醒人们过一种哲学生活的兴趣,开启人们实践哲学、体察智慧的情趣,从而赋予我们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哲学的意义和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     

从祖国医学与古代哲学的关系看中国哲学史的特点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着眼,本文拟从祖国医学与古代哲学的关系上,对中国哲学史的某些特点进行初步探讨。祖国医学上极天文、下穷地理、中悉人事,这一综合性的特点则对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内容和思维形式的多样性有重大的影响;同时,以脏象学说为核心,包括阴阳五行、气血经络、四诊八纲、辩证施治等在内的中医理论体系,是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指导下逐渐形成的,是医理与哲理的有机统一。它最重要的理论经典《黄帝内经》是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陆续编成的,当时和尔后的许多哲学家同时又是精通医理的医学家或养生家。正是由于祖国医学同古代哲学的这种十分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古代哲学从形成到发展,从内容到形式,从体系到方法都带上了区别于西方哲学的许多民族特点。     

重返经验的可能性——中国哲学的哲学史底色及其反思

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构以哲学史叙述为基本形态。哲学史的叙述为中国哲学引入了哲学的规范性和问题框架，也使得哲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规范与方法。来自西方的哲学规范和问题框架将在历史世界中发生的、朝向恒久之道的经典世界转变为思想文本，将在场景化具体经验中展开事物之理的表述策略转变为概念与范畴的抽取，二者的理论后果是以哲学史为底色的中国哲学可能既疏离了经典中隽永的经验世界，也脱离了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当下经验。从中国思想传统的经典性与历史性分析出发，通过“即事言理”思想方法的剖析，中国哲学获得一种重返经验的可能性。哲学思考与经验结合的方式能激生经典的当代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独特方法和表述策略如果被视为一种通用的哲学方法，也可以推动面向当下经验的世界哲学建构。     

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突出贡献

中国哲学史研究自胡适开创以来。成为哲学家们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基础,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冯契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定义中国哲学吏。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起了独具个性的中国哲学史观。     

论1727年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

1727年出版的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伯克哈特·门肯撰写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论述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哲学史料等内容,勾勒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该书认为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提出了中国哲学中有为求知而求知与为政治服务两种传统,其基本原理可分为"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两大部分,其特点是注重实践性和政治伦理等重要观点。作为世界上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其诞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哲学史的涵义

几乎没有一门理论学科与其历史能够象哲学与哲学史那样,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每一个大哲学家都把对哲学史的重新诠释作为自己研究活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里应当提出的问题是:哲学史究竟有什么意义?其本质是什么?哲学史为什么会成为哲学创造的思想源泉?显然,这是哲学史方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试图确立如下思想:(1)哲学作为文化精神之“硬核”,集中展示着人的本体论存在状态及内蕴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基本矛盾,体现着主体对这一基本状态之根本改变的终极关切;(2)哲学史是人类在历史维度中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对自身本体论存在的分裂及矛盾冲突之展现和逻辑融通过程,它既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史,又是自身存在状态的表现史;(3)因此,哲学的对象研究和哲学史的元研究本质上是统一的,哲学史是哲学的存在方式.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启示——兼论哲学与哲学史

一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但哲学学科的历史与一般自然科学的科学史不同,自然科学史有其客观、公认的内容,但哲学史是每一哲学家用自己的或别人的哲学观点去回顾、整理的以往哲学发展之历史。因此,不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史著作,同一时代的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在其不同的时期,对同一论述对象与范围的哲学发展,也会写出不同的哲学史。每一大的哲学家,如果有兴趣写哲学史,他必可以也必会写出一部他的独特的哲学史,该哲学史之内容,基本上就是他自己的哲学在历史上萌芽、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并以他的体系的出现而告完成。哲学史既然具有这种特点,故一部哲学史不仅会     

试论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冯友兰于 30年代提出的“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评述哲人哲学”等方法 ,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从哲学史的历史性和哲学性的统一看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语文—历史的方法与批判—哲学的方法的有机统一 ;从与当时的主要哲学思潮的关系看 ,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的综合。     

哲学史与宗教关系探微

哲学在它发展的历史中,一部分从本体论出发展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另一部分从认识史的角度讲哲学对社会观念诸形态的关系。前者是“纵向”研究,后者为“横向”考察。这是构筑哲学历史的基本框架和与其相应的两种主要研究方法。所谓“纵向”,就是追溯历史长河,探究哲学、哲学范畴、概念及其学派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所谓“横向”考察则要以哲学为主体,在意识诸形态内互为比较研究。如果说纵向研究的实质是“发展”的话,那么横向考察的实质则是“关系”。由于任何哲学的发展都不是单线孤立的程序,它必然与一定历史条件的政治、法律、科学和宗教等观念形态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和互为渗透而合成某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哲学史既要研究哲学自身内在的逻辑发展,又不可忽略哲学与观念形态之间的驳杂关系。本文依此方法,试就哲学史与宗教的关系,谈点粗浅的认识。     

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

鉴于哲学史研究曾羼入许多非哲学的思想资料,往往与一般思想史、学说史浑杂难分,我曾强调应当净化哲学概念,理清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和范围,把一些伦理、道德、宗教、政法等等非哲学思想资料筛选出去,使哲学史纯化为哲学认识史,以便揭示哲学矛盾运动的特殊规律。但进一步考虑到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所追求的是     

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

"哲学就是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它是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误读和曲解黑格尔哲学的产物.黑格尔从来没有讲过"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哲学界所以鼓吹"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是想借助于哲学史这样一个哲学与史学的交叉领域把自己陌生的哲学研究消解在自己熟悉的历史研究之中;"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告别黑格尔哲学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纲领;中国哲学必须告别历史,面向世界,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