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教育实践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教育实践说明,公民教育要紧密结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爱国主义教育要密切联系少数民族的历史教育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知识教育,使民族群众了解、熟悉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悠久、辉煌的历史,从而将他们对本民族的认同意识与国家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协调、统一起来.这种做法既能有效激发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也使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和地方性知识不致断裂、消失.现阶段,在我国的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发展观上,坚持"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和"多元一体、多样性共存"的发展方向和思路,不断探索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教育体系及其理论.     

多元一体与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

如何协调民族多元与国家一体的关系,是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现代多民族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多元一体"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显著特征。我国是一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理论是对我国一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的理论升华,也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要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作为现实起点。     

从意识三态观重新审视现代性与民族教育之关系

意识三态是一种三维综合观,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视野,从意识形态、意识生态和意识心态三种状态,对国家、地方(民族)和个人三个层面进行一种综合的分析。这一理论有助于重新理解现代性与民族教育的关系,也为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多元文化教育提供学理依据、实践思考以及政策建议。     

论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是民族国家最具实质意义的两种利益形态,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分殊。如何协调两者关系,是当今世界一切民族国家必须面对和加以解决的基本问题。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为两者关系的协调提供了可贵的启示。可以把"多元一体"看作是对两者关系的高度概括;两者关系协调的本质是要消除"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张力;只有尊重和承认不同民族的"多元"利益,才能维护和实现统一国家的"一体"利益;"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为两者关系的协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中华文化符号解读(第三季·典籍)

大河上下、长城两边,斗转星移、岁月沧桑。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我们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把中华文明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炼展示出来;要赓续中华文脉,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无疑,在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进程中,那些彰显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那些诠释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那些体现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那些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把我们紧紧凝聚在一起,代表我们经历的非凡奋斗、坚守的理想信念和建设的美好家园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有使我们得以安身立命、心灵所系的山川大地,都属于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论多元化国家的实现:从多元文化公民权出发的讨论

同质预设与异质现实的矛盾是民族国家的根本问题。现代社会要与自身的内部多样性和解,必须在本质上超越这一范式。公民国家和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回应这一问题的两种主要方案,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分别抓住了多元现代国家的一个面向,但二者都未能彻底走出民族国家困境。而威尔·金里卡的多元文化公民权理论通过把文化性纳入政治本身,将多元文化主义与公民制度有机结合在了一起,提出了一种真正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新的国家形式。但多元文化公民权无法保证多元化国家的团结,这需要公民宗教和宪法爱国主义的补充。     

深化对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和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

各民族的历史差异和发展差距在全球化时空背景和改革开放体制推动下呈扩大趋势,加之国际因素的影响,共同构成了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民族分裂运动的动机各有差别,但共性是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时利用所在国家在民族问题处理上的问题和国际环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历史,是现实,也是未来长期的状态。多元一体既是一种民族结构,也是一个哲学理念,要将其上升到民族观和文化观,上升到对一些事物的普遍性认识。     

论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的关系

民族符号是该民族历史文化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别的民族没有的独特的文化活动,包括艺术、体育、语言文学和生活习俗.民族符号与宗教和人种特征不同,宗教信仰存在广泛的跨民族性,人种特征也不是民族差别的准确衡量标准.当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接近一致时,民族符号得以强化,当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不能达成一致时,问题出现复杂性.本文试图探析民族符号与国家象征的关系,并以哈萨克斯坦重塑民族符号的努力为例,加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重视.     

山地民族有“神”社区的建构与生态智慧——以贵州小丹江、苏丫卡两个苗族村寨为例

山地民族万物关联的生态观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彼此向对方植入了自己的文化符号,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个生命体。在这样的生态观的影响下,山地民族不断地向其所处的社区里布控着"神"的化身,使其社区极具神圣性,每一生命体和非生命体都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结果是,在一个有"神"的社区里,其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一传统思维给未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诸多生存方式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生态治理有效性的三重维度考察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语境下,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关系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是生态文明观贯彻落实的组织载体,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体系中的关键环节.本文认为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理和"以人民为中心"是提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生态治理有效性的政治保障、制度保障与价值保障,同时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实现生态治理水平和治理能...     

从“人民主权”论卢梭的民族主义理论

在卢梭看来,专制王朝国家造成了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因此他予以强烈的抨击。通过"社会契约"学说,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论"的国家组织原则;通过人民主权,卢梭构建起了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在这个共同体内,人民主权使公民依恋着祖国,热爱着祖国,保证着民族共同体的稳固存在。卢梭的民族主义理论充满着民主共和的内容,使之成为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一个里程碑。     

试析民族理念的建构

“民族”显现为二重的存在:既是一种对象实体的存在,更重要的又是一种概念的存在。它是在社会事实的动态过程中才得以提升到国家层面,而获得的一个更具总体性的意指范围。正是凭借理论预设,不同的民族理念在彰显民族存在的某种事实的同时,却遮蔽了其他存在的事实。“民族”这一分类概念确实参与了对象实体的真实构造。民族概念的歧义性,反映了不同研究者所具有的不同的理论切入点、视野差异以及作为概念载体的语言对所有研究做出的理论预设这一根本性的事实。     

论二战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文章回顾和分析了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德国纳粹为代表的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实质,认为其根源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实质是帝国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在当今世界,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并没有完全消失,新法西斯主义、新种族主义具有在理论上更加精巧,借助互联网快速传播,趋向于非常规的恐怖暴力活动等特点。文章指出必须从维护人权的角度彻底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青藏高原生态城市化模式研究

城市化是各地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由于特殊生态环境和生态地位 ,青藏高原的城市化应当走出一条有别与其他地区的模式。本文从青藏高原城市化进程应当考虑的特殊因素出发 ,提出“生态城市化模式”的构想 ,并对其基本内容进行分析。     

认同视角下的挪威“7·22”事件

2011年7月22日,在富有"最和平国家"之称的北欧国家挪威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恐怖枪击事件。人们多从恐怖主义、宗教冲突视角分析其原因,缺乏族群间"认同"层面的深层次解读。文章认为,造成"7·22"事件的关键原因在于挪威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互不认同";而欧美国家主流社会对外来移民,尤其是对穆斯林群体的长期负面宣传,则是挪威当地民众对外来移民"不认同"的主要根源;全球化的今天唯有提倡、做到"信仰自由、认同多元、包容他者、兼济天下",社会方能真正"和谐"。     

西部生态治理及其本土性制度资源——立足甘青特有民族生态文化的初步探索

文章对当下环境法治建设中颇为流行的“唯理论建构主义”倾向进行了反思 ,认为在目前西部环境法治建设中的“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维度是不可忽视的。在此理路下 ,通过阐释和梳理甘青特有民族的生态文化后得出结论 :甘青特有民族的生态文化是西部生态法治建设中可资借鉴的本土性制度资源。充分发掘和利用类似的本土性制度资源 ,将有利于西部开发中环境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双重周边地带的宗教共存现象及其演变——以舟曲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关系为例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存在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经过"3·14"事件可以看出,该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和平相处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地方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应该继续加强该地区的宗教交流,消除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The Power of Ethnic Nationalism: Foucault's Bio-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

Although the ‘civic’ and ‘ethnic’ brands of nationalism are frequently contrasted, the origins of the civic/ethnic dichotomy remain under-theorised. By building upon Michel Foucault's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articulation of power shifted across the board from a pre-modern control over the ending of life, to a modern expression of power as control over the production of life (dubbed ‘bio-power’ by Foucault). Given the Foucauldian claim that power is built upwards from ‘its most infinitesimal mechanisms’, it is suggested that expressions of bio-power were first enacted in that social structure most amenable to biological manipulation—the family—and then expanded upwards towards the widest understanding of a kin collective—the ethnic group. As the shift to bio-power took hold, so too did visions of the political nation-state begin to take shape in Eastern Europe. A fusion of doctrines of self-determinism with the expression of power as ‘control over the production of life’, then saw the ethnic nation-state gain credence as a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is article takes Romania as a case study through which the mechanisms of this exploratory argument can be illustrated.     

兴边富民行动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关系及有机衔接路径研究

尽管20年来我国兴边富民行动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经历了"初步探索""正式提出""发展完善""全面实施"和"全新发展"等阶段,但是目前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的探讨较为缺乏,尚未有学者运用宏观视角对兴边富民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关系及有机衔接路径加以探讨。事实上,二者有机衔接具有重要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而且还是迈向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和补齐发展短板、坚持底线思维的必然选择。此外,二者在战略定位、时间节点、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基本原则等方面存在一种共通性、互构性的关系。因此,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我国兴边富民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有机衔接。     

自治与共治:民族政治理论新思考

现代民族政治意义上的自治产生于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之间的暂时妥协 ,存在着排他性和从属性这一对难解的矛盾。中国等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治生活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自治观念 ,实际已走上了民族共治的道路。民族共治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它是“后自治”民族政治生活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与民族政治民主和共和“三位一体”的命题。当代民族政治理论应当以共治为核心思想进行构建 ,并赋予自治新的含义 :“民族政治性组织合法”加上“民族政治人格平等” ,应当成为自治的新概念 ,对此可以“当家作主”来界定 ;由这种新自治观出发 ,共治就是一个必然的结论 ,二者的关系也可以得到科学的解释。民族共治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是批判各种片面的和非理性民族政治观念的武器 ,而实践价值则在于它是建设多民族统一国家、实现民族关系平等、自由与和谐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