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的工业文化——株洲文化的突出个性

株洲文化在本质意义上既有诗的古老基因,又有诉诸诗性的工业文明。工业文化是株洲的核心文化,最突出的个性是其内蕴的诗性化。株洲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诗创作欣欣向荣,被誉为“诗城”。工业建设催生诗的灵性,也激化诗文化的成熟。大批株洲城市诗人艺术家的创作,从文化意义上展现出工业化的灵魂,突显了现代工业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从冷落的经典中解读诗性文化——《〈西游记〉诗性文化叙事》评介

《〈西游记〉诗性文化叙事》从中国诗性文化这一本源出发,以迥异于西方文化叙事的诗性智慧为阐释语境,围绕生死智慧与母性崇拜等题旨,为人们重新理解、阐释与研究这部古典名著提供了一把新钥匙;作者以文化人类学为架构贯通明代叙事文学与原始艺术,将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个体成长历程联系于人类最初生命孕育的虚空状态,使历练成长的人生之路升华为一曲黄金童年永逝的悲歌,从中表达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悲情与力量。     

江南诗性文化研究方法的建构与探索历程

只要能够证明主体中有一种同时兼备理性反思与诗性直观的生命机能,就可以解决一直困扰西方的“灰色理论”自身的“澄明”问题。与西方哲学主要通过概念劳动和逻辑批判不同,以人类的诗性智慧为思维机制、以中国诗性文化为历史社会背景、以中国诗学理论与中国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我们初步建立了不同于西方现代理论谱系的“诗性人文学术”。其特点是：以感受舍摄论证,以经验贯通理性,以细节建构本体,以人物澄明精神。对江南诗性主体与文化的研究,同样是通过鲜活的汉语、感性的肉身、诗化的行为,把江南精神从幻想与灰色理论中拯救出来的。     

文化翻译:诗性的艺术

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语言对文化的约束和控制作用 ;并据此对“文化翻译”作出诠释 :在目的语言中重建源语言的文化。接着运用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理论分析了文化翻译的困境 ;翻译中意义复现的不可能性。最后 ,主要依据维柯和海德格尔的思想 ,详细论述了文化翻译是诗性的艺术 :“译出诗”和“诗性地译”     

在江南发现中国诗性文化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诸子之前士阶层的诗性特质

士首先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贵族下层,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技能和具体的职事。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士有志于道,有理想抱负和精神追求,可称之为“文化士”,以区别于宗法上的士。文化士懂诗达礼,以诗交际,赋诗和引诗彰显了士之诗性文化空间。礼是诗性智慧的大背景,对周天子的虔敬是诗性伦理的来源。士的诗性特质对士形象的确立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上。     

江南鱼稻文化与江南诗性精神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成语的诗性文化特色

成语具有中国的诗性文化特色。这是因为成语胎生于古代的文化典籍和诗文,而且是其中的精华撷取,必然要体现母体文化的诗性或诗美的特色。这些特色具体表现为:具有诗歌的意境和美感,具有大文化活动或产品的艺术化倾向,体现古人思想行为规范的审美性追求,具有艺术抚慰人的感情、陶冶人的性灵的功能,体现汉语作为心灵的语言、具有诗歌的韵味的特质。因此成语教育与诗教、美育、德育、智育相结合,可收到相得益彰、事半功倍的效果。     

文学中诗性的基本形态

文学是语言艺术各类别的统称,按照文学体裁“四分法”的分类方式,诗是与小说、散文和戏剧文学并列的一种文体,然而这一“并列”并非是平等的,诗的性质可以说是一切文学乃至艺术的精神蕴含.文学的诗性在于它是对语言实用目的的超越,是审美的超越而非本体性的超越.中国文论中的意境与西方文论中的典型都鲜明地体现了文学诗性的特征.除此,由于“语言转向”和“读”的文化向“看”的文化的更高层次的回归,设定与参与也就成为审美超越的新形态.     

语言对存在的诗性建构——《老子》、《庄子》的“元文学”阐释

《老子》和《庄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文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此研究的目的在于发掘《老子》、《庄子》与中国文学的深层关系,这就需要超越中国固有的文化系统,运用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方法,从哲学的高度进行观照,从比较与反思的视野超出“美学”之外来审视作为中国文化主要精神源头之一的老庄思想具有的一种“元文学”意义,它确立了中国文化系统中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基本意义关系,这不仅是文学书写展开的基本前提, 也规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诗性特征。     

教育何以是“诗性”的

2004年8月10日发表于《中国教育报》的文章《教育是诗性的事业》是作家梁晓声第二篇关于“教育的诗性”这一主题的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2000年4月13日),题目是《论教育的诗性》。通过这两篇文章,梁晓声以作家特有的敏感     

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知识报告——对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

古生物学研究揭示,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加剧了人类社会内部食物分配的激烈竞争,从而促发了人类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中国文明正是在对食物匮乏与分配的持续应战中,创造出其以生命伦理学为本体内涵的中国诗性文化。从原始形态的角度,汉语中“诗”的本源即甲骨文中的“寺”,这是中国文明最古老的食物分配制度,其本质特征可归结为非对象化与非主体化,所以它正是反对私有制进程的历史产物。当然,与现代文明中的反异化思潮根本不同,它是一种回归诗性智慧的精神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根本秘密正在于中国诗学之中。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汝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惑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复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     

从“诗性智慧”看中国传统的诗性思维

维柯在《新科学》中用“诗性智慧”描述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原始人凭借想像、感觉和情感来认识世界。在中国的诗性文化中,人们的思维也体现出诗性智慧的某些特质,如重类比、象征、推崇想像、整体直观等。     

汉语诗性语言词义的构成

我国古代文学评论家曾经提出的“诗家语”,以及外国现代文学理论家和语言学家特别重视的“诗语系统”,指的都是与实用语言相对的、作为诗歌审美意识的艺术符号的诗性语言。汉语诗性语言是汉语历史地形成的功能变体,是历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运用汉语发展汉语而形成的。研究汉语诗性语言,分析它的词义的构成,从诗学的角度看,是探讨汉语诗歌本体的言说结构;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属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读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感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夏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社会风尚、人伦道德所给予的影响,诗经学可能比《诗经》本身还大得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     

民族习惯法民间文本与原生态诗性文化——以西部神话史诗为例

口述神话史诗是早期习惯法的传承手段和文本载体,这些以诗歌表现的古代法,充满着苗族、土家族、藏族等先民创造、想象、虔诚的诗性智慧,这种崇高的诗性智慧品格对我们已经变得精明世故的现代人而言,将是永远值得自我现照的镜鉴.原生态是习惯法的外部形式特征,诗性智慧是习惯法的内部结构特征,而原生态诗性文化则是沟通神话史诗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桥梁,它们是“诗中有法、法中有诗”以及“水乳交融”的关系.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原生态和诗性的阐释与发掘将对我国立法实践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论诗诗":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这种批评文体由于借用诗的文体形式和比兴象征等艺术表现方法来品评诗人诗作,因而在点破诗学要妙、总结诗学规律的同时,具有浓郁的诗性意味。但是,从根本上决定“论诗诗”之诗性特质的则是诗论家有意择取的与逻辑推论、抽象言说相悖的直觉象征型思维方式。“论诗诗”的形成,从客观上看,是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之“文学”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使然;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古代诗评家一身二任的特殊身分所致。在理论界普遍不满中国文论“失语”的今天,“论诗诗”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性批评文体理应经过更新和重铸而整合到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来。     

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

在地方经验的语境中,中国区域文化最重要的是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诗性与审美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江南诗性人文与齐鲁伦理人文既相对立又相联系,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深层结构原理。没有后者对前者的伦理提升,江南会因缺乏伦理水准而变得越来越轻浮与肤浅;而后者如果没有前者的诗性灌注,也会因丧失弹性而成为一种桎梏人性的枷锁。在当代实践中最令人担心的是：一方面齐鲁伦理人文那种至阳至刚精神在反传统的全球化背景中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是江南诗性人文那种优雅品味在反美学的后现代文化中越来越粗鄙化。在华夏文化建设中,既有承担历史、社会和现实道义职责的铁肩和忠心赤胆,又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宇宙深情和寄托,才真正符合中国诗性文化的理念与实践。     

元代水浒戏与《水浒传》诗性结构的先期发育

在“水浒文学”发育史上,元代水浒杂剧把《宣和遗事》“反叛”与“忠义”之间的外在矛盾对立内化为宋江的身世、行迹及性格特征,对《宣和遗事》一带而过的梁山泊及好汉群象从故事情节及思想意蕴方面做了创造性的拓展,还提炼出了“替天行道”这一体现元代下层民众之政治文化理想的哲学理念,这一作品群是中国文学谱系当中一个有着自组织系统的文学现象,是《水浒传》先在诗性结构历时发育过程中有着特殊重要地位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