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报》看晚清外交观念的变化

面对近代四方陵夷的困境,《湘报》在继承传统“自强”、“和戎”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外交观念,提出了“守约和夷的平等外交观”、“联夷抗夷的平衡外交观”和“自强制夷的实力外交观”等外交思想,利用《湘报》这个传播平台,将之传播于晚清朝野。这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观念,对于开启民智及其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明史》中的“和”文化研究

《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是我国官修时间最长的史书。“和”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由“和”凝聚而成的“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对《明史》中的“和”文化进行探究别具意义，有助于明晰“和”这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和”字在《明史》中出现频率很高，共出现2182次。结合明朝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观念，主要对《明史》中的外交之“和”进行了探微。同时，《明史》之“和”从增补词条、书证晚出以及疏漏释义三个方面对《汉语大词典》进行了补正。     

公共外交和公共关系殊途同归

公共关系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差不多30年,公共外交与公共关系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在某些方面是趋同的。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全世界为之瞩目。但是,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和实际的中国差异很大。近期,西方主要报纸关于中国的评论题目有很多,比如德国《世界报》的题目是：“中国即将崩溃”;《纽约时报》跟它相反：“中国前景光明”;《华尔街日报》的题目是：“中国将拖垮世界？”英国《金融时报》则是：“为何看好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此可见,世界舆论对中国的评价有的偏向消极,但也有积极的,看法十分不一致。     

“香港问题”的由来

先行进入资本主义的英国，企图把香港作为侵华前沿据点，采取一系列外交和武力威胁手段，终于在1842年借签订《南京条约》之机，正式割占了香港本岛，始出“香港问题”。接着，英国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扩大占据南九龙、“新界”，“香港问题”则完全形成。辛亥革命后，历届政府都曾试图解决“香港问题”，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未能如愿。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过艰难谈判，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终于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英国交还香港，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     

从《左传》看士阶层的崛起

《左传》中记载了众多的士人形象，这些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特点。本文从春秋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角度，从“战争”、“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外交”三个层面分析《左传》中士阶层崛起的原因，并从“忠”、“义”、“礼”三方面具体阐释士阶层的思想特点。     

《外交报》与《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

《外交报》对《伯尔尼公约》的传播,远非只是1902年刊登了《伯尔尼公约》的最早中文译本,其1909年10月还刊登了另一个与最早译本内容相同,且更加简明、准确、白话的《伯尔尼公约》中译本;1909年8月,《外交报》刊登了《论万国会议保护著作权》一文,详细介绍了1908年德国柏林万国著作权大会对《伯尔尼公约》进行第一次修订的会议过程以及最终形成的决议,使《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从落后世界16年到与世界同步的飞跃,其意义不亚于《伯尔尼公约》最早中译本的出现。同时,《外交报》就中国当时是否应该加入"伯尔尼公约"刊登了多篇文章进行讨论,引起了朝野多方关注,极大地推进了《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     

《型世言》《儿女英雄传》方位词“左右”计量比较研究

通过对《型世言》、《儿女英雄传》方位词“左右”的计量对比研究发现,从数量分布上看,《儿女英雄传》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非常接近其在现代汉语中的分布。从功用的角度来看,尽管从明代末期到清代中叶仅仅只有200多年的差距,但“左右”在两书中有着不小的差别：在《型世言》中,“左右”作为方位词,其各种用法才刚刚萌芽,基本上只能单用,作主语、宾语、状语;而“左右”在《儿女英雄传》中,除了单用,还可以与其他词联合成短语,作主语、宾语、状语和定语,与现代汉语的用法基本相仿。     

论欧阳修对唐人“小说”之学的重建

自班固《汉志》建立“小说”之学,确立了“小道”的学术性核心特征,直至唐人撰修《隋志》时,虽然“小说”创作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学色彩,但其理论构建层面未发生重要变化.欧阳修撰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在将部分“杂传”作品界定为“小说”类所作的持续努力,使“小说”从一种没有固定表述体式的学术之说,逐渐转变成一种具有显著文学特征的叙事性文体.在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过程中,欧阳修为“小说”引入“杂传”的书写体式,确立“小说”的独立文体位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道光年间台湾问题中英交涉与外交折冲——以新发现《来往文书》《台湾奏折上谕》为中心的考察

鸦片战争时期相当数量有军事情报价值的外交照会流失海外,学界对于耆英、伊里布等关于台湾问题的交涉因缺少中英往来的诸多照会而多语焉不详。大英图书馆藏道光年间《台湾奏折上谕》《来往文书》等两类外交照会档案汇编,基本为国内学界所未涉及。分析这两类外交文书的内容及表达修辞,可以较为全面地解读道光年间国与国之间"全权"钦差大臣的行动轨迹及其策略,清方对英方军事及商贸态度等,反映了清政府在谈判过程中的主动或被动、清方外交策略和姿态,以及《南京条约》前后清帝国外交策略及其操作的差异,涉及传统中国外交理念时空意义上的转向。这些外交照会涉及英军侵略中国台湾及其遭到的反击等,关涉战争道义乃至国家领土能否完整等历史转折,意义重大。     

《马氏文通》引书分析指瑕五则

本文指出了《马氏文通》中五则引书分析方面的错误。它们是:一、“地”“日”等“假为外动字”并非“《公羊传》之特笔”。二、《公羊传》中“问句煞以‘也’者”,并非“未之见也”。三、《孟子》之后,连词“斯”在结果分句中并非“用之者仅矣”。四、先秦文献中并非没有“为”“所”连用构成的被动句。五、《说文》并非“无无解之字”。     

《镜花缘》“君子国”里“让”与“争”的道德解析

"好让不争"是《镜花缘》君子国里极力加以渲染和"雅化"的道德模式,其最核心、最集中的东西是通过一些"交易光景"展现的。通过对书中几处"交易光景"的解析,认为"好让不争"实质上已变成了"因让而争",这样"让"也就被自身所否定,变成了"不让",虽不是惯常的损人利己性质之争,而是损己利人性质之争,然损己利人与损人利己本是出发点不同,但最后都落实到一个"争"字上,这个"争"字从本质上讲并无高下之分,都是为一己之私而争,都有违"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道德要求,于是道德异化为不道德。只不过一是为自己的精神利益,一是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形成君子国里的道德悖论。从中也能感受到作者最大的困惑。     

论汉语的“意义单位”

"意义单位"必须从词汇层面转移到句法层面上去考虑,即"意义单位"不是静态的词汇性单位,而是动态的句法—语义单位。"意义单位"是语言使用中形成的惯例化语言构块,有如下三个特点:(1)按照已知的句法规则生成;(2)属于线性语法;(3)明显受到汉语节律的影响。汉语"意义单位"分十级,呈现为从"语素"到"核心句"的连续体。     

论当前新诗的“多元化”

当前中国的诗歌创作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十分明显,但由于中国缺乏后现代主义发展生存的哲学基础和语言环境,所以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本土化了.现在诗坛的"多元化"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理想中的"无中心"、充满"不确定"的多元化,而是一种有着中国本土特色的驳杂的"多元化".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雅诗"正变"与天命观念的嬗变

同其他民族一样,中国哲学也经历了由神的哲学到人的哲学的转变.<诗经>大、小雅中的诸多诗篇,都印证了周人"天命"观念的嬗变,在思想史和宗教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周人敬畏"天命",但不像殷人那样迷信并沉溺于"天命",而是把"天命"作为王朝合理存在的依据."正雅"中的"天"虽威严却藐远,先祖的人事功业在其中却显要而明朗;"变雅"中"天"的形象与周初的"天"又有很大不同.     

哲理思考随笔——"矛盾"是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吗?

我对"矛盾"是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的观点,也接受、认同和讲述过.改革开放后,曾对某些相关问题产生过疑问.对其在现实中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没有形成否定这个观点的看法.现经进一步考察,我认为"矛盾"一词的本义是"不可同世而立",本来和辩证法无关.主观地将矛盾设定为辩证法的核心范畴,必然陷入无法摆脱的理论困境,并在现实中发展成"斗争哲学".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清除矛盾辩证法及其影响.     

革命"克理斯玛"信仰的隐喻性书写——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阐释

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通过爱情"得"与"失"的叙述来体认和确证革命的超验性和权威性,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革命"克理斯玛"信仰,因而充满了"布局的欲望"。恋爱话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表述功能,这既是"革命的艺术化"叙事理念展示,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渴望再生的普遍文化心理再现,更有隐身其后的现代文人追求"圣道"传统心态的在场。     

致使义“把”字句的句式语义

借鉴"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的理论来分析致使义"把"字句的整个句式语义,可以发现致使义"把"字句中作为施事或当事的"把"字宾语却具备了"原型受事"的"非意志性"、"变化性"和"受动性"特征。     

重释《天演论》的翻译

为了更全面地研究《天演论》的翻译，从德国翻译目的论这一全新的视角出发重释了《天演论》的翻译，结果表明：严复翻译此书的目的是思想启蒙．保种自强．救亡图存，为此他采用了达旨、增删、换例、加按语等翻译方法以及古雅的文体，从而印证了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并为当今翻译方法的选择提供了启示。     

“神话”与“人话”——教育学知识论危机的反思

教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首先要回答的是它的生长点是什么.这关系的这门学科生长的根基.但是教育学既有它的学科逻辑又有自身的内在逻辑,教育学应该是执著于知识的探索还是钟情于意义的发现,从认识上澄清这个问题无疑对"学科迷惘"的释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观点是,淡化本质,突出生成.本质与生成并不是两个相冲突的命题,生成的过程恰恰也是本质无限澄明和敞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