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至春秋天命观中的"德"与"道"

与殷人的迷信相比,周人在认识"天"、追求"天命"的方式上更为理性,通过关注人事来把握天命.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有德",在人事上提倡修"德".春秋时期的社会剧变,使人们对于"德"与"天命"的关系提出质疑,于是提出了"道".但是,现实中政治斗争的胜利不完全取决于"有道"或"无道",而是由实力决定的,这愈发促使人们从追求天命...     

《天问》:对"构成思想"的反思

通过对<天问>从"构成思想"与"反思思想"的维度进行重新审视,可以得出"屈原的<天问>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运用反思性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思想的哲学名作"的结论.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觉醒,引发了学者们对"天命"思想的反思,屈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从宇宙时空,到社会秩序,再到个体存在各个方面对天命进行全面反思.屈原对天命的态度由怀疑、否定发展到批判,表明他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高度.     

从"展禽论祀"看周人的祭祀观

<国语·鲁语上>有鲁人展禽(柳下惠)关于周人祭祀问题的系统论述,<礼记>也收有相近的论说.这是一篇研究周人传统祭祀观念的重要文献,它体现了时人对祭祀礼仪的重视,表现了周人传统的祭祀准则,如崇尚有功则祀、有恩必报、"不祀非族"等,也透露了鲁国祭祀衰微的现实."展禽论祀"的事实本身,便是周代礼乐文化嬗变过程的一个缩影.     

“道”的形上学及其方法特征

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对"道"本体的把握基本上是形上学的.从老子的"道"到<周易>的"天",从张载的"气"到程朱的"理",无不显示了这一形上学的思维方法,并体现出明显的超验思辩性和泛系统论的特征.形上学的思维方法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之一,虽然它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它却在中国哲学史上不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论王弼之"无"

"无"是王弼玄学中相当重要的概念.但是,关于"无"的具体内涵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通过考察王弼的<老子注>,可知<老子注>中的"无"有多种意思,只有少数"无"具有本体论的含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无"就相当于<老子>的"道".王弼的以"无"为本体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他的辩论及其它著作中,这种本体论使得中国哲学超越了先秦及汉代的经验思维,成为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     

论三部《诗品》中的"雅"

在三部<诗品>中,"雅"范畴的共同点体现在心古为雅、追求闲雅俗对立三方面,其不同占体现在雅的内涵、雅俗关系和"雅"侧重点的不同三方面.共同点表现"雅"范畴具有传承性,不同点反映"雅"范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富有极大的包融性和极强的生命力.     

论《词源》中之"骚雅"

"骚雅"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在张炎的<词源>中,"骚雅"之义在于作品立意不忘天下之事,但在艺术上要出以比兴寄托,继承<离骚>"芳草美人"的传统,取曲而不取直,取温柔敦厚而不取强烈激切.<词源>中之"骚雅"共出现三次,可视为一种论词标准和审美理想.     

胡适心目中的"戴震"--"平议胡适之‘戴震观'"之一

胡适心目中的戴震,其人,是我们徽州人中的一先贤,其思想,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因此,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首创"戴学"."戴震"即"戴学".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解析

<论语>"司马牛忧曰"一章历来就有不少争议,主要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真实内涵.在中国古代特有的有关"天"、"命"哲学文化基础上,它指的是一种通达知命的行为,指的是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的自强不息,日有所新.     

翻译中的"雅"与读者因素

"雅"作为系统翻译理论的一分子,在翻译实践中占据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译文维持其生命力的保证."雅"代表译文的文字水平,以"雅"译"雅",以"俗"译"俗",不仅符合翻译活动的初衷,更是译者考虑读者接受能力的体现.在"信"达"基础上,为充分考虑读者在翻译中的参与作用,严复提出了他关于"雅"的理论,这是一个极具理论价值的创见.     

从“六马之驾”观周代礼制对东周王室的作用

东周王城遗址发掘出的"六马之驾"是东周历史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它所体现出的周代礼制从一方面说明了"东周王室衰而不亡"的历史现象,并进一步促使我们对东周王室的历史地位给以重新认识和定位。     

《诗经》中的数字

《诗经》对数字运用的熟练程度及其丰富程度,与今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数字融入三百篇诗句中,准确地描述了事物,抒发了情感,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诗经》中一至九的基本数在159首诗篇中出现264次;十、百、千、万、亿、秭等位数在99首诗篇中出现155次;大写数字壹、贰,两、双、骖、驷等量词,数、倍等数学词汇,在28首诗篇中出现45次。合计在《诗经》中的数字及其词汇共达464次,平均每首诗出现1.5次。乃至出现了数字化诗篇《豳风.七月》。《诗经》中数字表明:中国在三千多年前创造发明了十进位制;西周时代已有四则运算,已有汉字大写壹、贰;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数学教师。     

向历史寻求理论支撑点--30年代周作人推重明末公安派性灵小品原因考察及其他

30年代的周作人对明末性灵小品推重有加 ,这主要并不是一个对公安派及其发动的文学运动的评价问题 ,而是别有目的在。周作人首先是为 30年代风行文坛的闲适、幽默小品的出现寻求文学史的依据 ,从而为反击左翼文坛的批判取得一个坚实的理论立足点 ;其次是出于对公安三袁处世态度、情感思想的认同 ,并兼有为争取知识分子读者群体的策略考虑。另外 ,周作人与公安三袁在思想倾向、文艺观点等方面也有着比较价值。     

周敦颐《易》学的宋学精神

周敦颐及其《易》学在北宋时地位并不高,但后来在宋学系统中却被尊为“道学宗主”。这不能完全归结为朱熹等人的推崇,而是由于周敦颐从根本上抓住了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这一宋学的问题意识,将《四书》所倡儒家伦理建立在《周易》的宇宙哲学基础上,成功地使《周易》的太极阴阳、天地合德、吉凶之几、知性智慧转向《四书》的“圣人之本”、“孔颜乐处”、“善恶之几”、德性修养,重新建构了以内在德性为本的天人合一之道。     

“舞象”考辨

《辞源》将“舞象”释为“古武舞名”,所引语例出于《礼记·内则》。在《礼记》等文献中 ,“象”可指乐舞名 ,指两种乐舞 :一为周武王时代创制的乐舞 ,因其舞姿象周文王时击刺之法 ,故名《象》;一为周公时代创制的乐舞 ,以表现周武王伐纣灭商之武功为内容 ,故称《大武》,又因其象武王之事而称《象》。故《辞源》不应将“舞象”收为词目 ,也不应将其释为“古武舞名。”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诗人郑观应的改良主义与道教信仰

郑观应是满清末年广东诗人、实业家,其《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由于并不得志而谈玄论道。在郑观应身上,我们看到了满清皇朝统治下的具有爱国忧民胸怀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悲剧。     

《诗经·周南·卷耳》中"我"的指称与主题新解

本文把<卷耳>放在<周南>所有十一篇作品的总体特点上分析,从语言形式、诗篇结构、写作手法等角度说明诗中"我"指称为男子,在此基础上,对<卷耳>主题给予新的解读,得出和传统文学批评截然不同的审美经验.     

《诗经》中的"天"、"德"观与宗族亲和观述论

<诗经>作为周王朝通行的乐歌总集,承载着周王朝的基本思想观念.通过对其中"天"、"德"观与宗族亲和观这两组重要观念的探讨可以看出,<诗经>在当时还承担着宣扬西周时代主题和统治意识的任务.     

西周礼乐文明之诗乐关系辨

就西周礼乐文明中诗乐关系的认识,历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诗先于声乐、声乐迎合诗。另一派则认为声乐是诗的根本,声乐在诗之前,诗要求合声乐。检索分析出土和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在《易》和《诗》的时代,较之于“诗”,“歌”更经常地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的诗歌艺术,而“诗”则更像是乐教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综合诗乐歌谣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我们发现,发乎自然性情的歌天然合乎自然之声律,乃诗之前身——歌谣;而服务政教事功的诗却要求合乐而“中声之所止”;因诗制乐旨在诵美讥过的诗道乃是始于制礼之后,而制礼做乐发生在周代,做诗配乐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